《花木叢中人常在》：一個燙人的火球
- 第27期 -
編者按：范伯群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月有餘，本公號在過去的五期中集中刊發了范先生去世後學界學人的唁電、輓聯和悼念文章，表達對范先生的無限緬懷之情。從本期開始，本公號將按原有的編輯方針，刊發范伯群先生的文章、學者們在范伯群先生開闢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領域的相關文章、對范伯群治學為人的記述性文章等。敬請關注，感謝支持。
《花木叢中人常在》：一個燙人的火球
文 范伯群
章品正散文集
章品鎮的來信劈頭第一句就說：「也算出了一本書，另封寄奉。百忙也請一翻。內容如有誤或不當，至請告知。」一生為他人做嫁衣裳的無私奉獻者，在有意無意之間，將自己的文章收了一個集子，當會另有一種心態。過去編刊物時，每月要出一本。這是躲也躲不掉的文債。每期發稿前，總要想一想，這隻（期）拼盤怎麼個拼法，更愁有沒有「帶頭的文章」，或曰有沒有「挂帥的文章」，壓得住壓不住陣腳等等。即使「差強人意」，也得矮子里挑長子，搖頭嘆氣，簽上個「發」字。但他對自己的文章的把關是很嚴的，輕易不肯出手。這集子中的十六篇文章，整整寫了十六個年頭（按撰稿時間順序排列，第一篇《二十年後，高曉聲回來了！》寫於1980年9月，最後一篇記吳天石的《罡風來，石破天驚！》脫稿於1996年7月）。我知道他寫稿時一絲不苟的嚴肅態度。他的文章不僅是來自記憶，也非常認真地搜集了材料。在寫記周瘦鵑的《花木叢中人常在》時，還向我借過一些資料，而且「一本正經」地問我，文末要不要註明，材料是從我處借得的。大有親兄弟明算賬的味道，似乎我不可以向「奉獻者」作些奉獻。
這本集子是有一個總主題的：「七十多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征途多舛，極人際變幻之奇譎。回顧俊老的過去，只是管窺一二。」
雖然在文章中他與陸文夫研究「多主題的統一」，但這本集子是有一個總主題的：「七十多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征途多舛，極人際變幻之奇譎。回顧俊老的過去，只是管窺一二。」他在記李俊民的長文中點出了集子的主題。其實，在章品鎮口袋裡可以寫的精彩人物很多，我隨便舉一個，例如傅抱石，他曾與我談起傅老的許多生活與藝術的傳神片段，我認為樁樁件件都可進入作品，但這也許是他以後要寫的角色。而他現在寫小傅（小石）而不寫老傅，可能是因為傅老在1965年就逝世了。在他身上還不能很典型地反映「命運多舛」和「極人際變幻之奇譎」的總主題。我們當年在省文聯老是私下裡議論，傅老的氣質是畫中之李白，而錢松岩的氣質是畫中之杜甫。寫傅老或許可讀性更強，但章品鎮選傅小石，而請傅老暫不出場；選「杜甫」而請「李白」緩步，這裡自有他的深意在。
傅小石
這本散文集主要是寫了三類人物。一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如周瘦鵑、錢松岩、張慧劍和陳方恪等；二是一批老一輩革命家：如李俊民、錢靜人、吳天石和鄭山尊等，顧元民是四十年代就犧牲的烈士，也可歸入這一類；三是一批解放後才成長或成名的文藝工作者：如陸文夫、高曉聲、高馬得和傅小石等。只有《一隻不敢領回的骨灰盒》中的主人公汪昌煜歸入第一、二、三類都可成立，也都覺勉強。他是三四十年代的「前進青年」，在舊社會中有過一段混跡藝海的生活，但又似乎又不完全能排進周瘦老這個行列；他在四十年代就到「山那邊呀好地方」去參加革命，但解放後也沒有一官半職，最後調到《雨花》編輯部，給了他一個不痛不癢、非騾非馬的「編委」職務，我作為編輯部的一個小人物，從來也不知道還有哪些人是編委，我在其間工作的幾年中，印象中也沒有開過什麼編委會，因此也排不進李俊民等那一批；他是文人，但還談不上文名，他沒有陸文夫等人有許多著作，要編他的作品選，在我印象中是編不起來的。但我卻想從汪昌煜談起。
李俊民
汪昌煜是我在《雨花》編輯部的同事。現在在我的腦際還時時浮現起他那雙真誠的眼睛，那雙躲在高度近視鏡片後的永遠充滿疑問的眼睛，他面對著一個一個的禁區，真誠地探尋著答案。人們都覺得這是一種「忌諱」，這問題的解答權不在你我這些「芸芸眾生」者的手中，請你免開尊口。你現在應該將這些問題留在肚子里，即使腸子爛穿了，也不能讓這些問題溢出你的肚子。但是他竟會在小組會上提出來，「為什麼？我想不通。」他是個「補天派」，而決不是個「拆天派」，他尋求答案，是為了他幾十年前，還在唱「山那邊呀好地方」時就已經孕育的理想能夠早日實現。他一問往往就是一陣「冷場。」在這冷場中我想起了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似乎有人對狂人說過得那麼一句話：總之你不能說，你說便是你錯。我有時覺得汪昌煜有點魯迅筆下的「狂人氣質」。他有一顆赤誠的心。章品鎮寫到他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他對這個非常時期的現實之根，也即對「三面紅旗」大概有自己的想法吧？加上他在勞動的農場里又受了不白之冤，他決定到青島去自殺。但他在火車上聽到一位老大爺說「冤枉路已經走了，只要肯改。」於是他非常感動，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回到單位里對領導說：「我想想老百姓還想跟著幹下去，中國還有希望，就回來了。」我想，應該說，汪昌煜有著一顆未受污染的「童心」——赤子之心。在「文革」這個「萬家墨面沒蒿萊」的日子裡，本應該是「於無聲處聽驚雷」的。但卻偏偏要有聲，幾個人去議論「旗手」江青，去議論「文革」的前途。結果不知怎麼一來，東窗事發，落得了一個「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和「一隻不敢領回的骨灰盒」。但我相信他當時這顆真誠的心也像那個狂人一樣在呼喊，不是呼喊「救救孩子！」而是呼喊「救救中國！」我想章品鎮寫汪昌煜是有他的典型意義在的。在汪昌煜的身影中，我們能看到一批這樣成為「無言」的赤子。
汪昌煜也許會被視為「叛逆者」，但循規蹈矩的老革命錢靜人又怎麼樣了呢？循規蹈矩受到了嘲弄！錢靜人是我的頂頭上司章品鎮的頂頭上司，我與他並無多少直接的接觸，但在多種場合中還是常常見面的。瘦瘦長長的個子，文文雅雅的舉止，謹謹慎慎的樣子，大概他覺得自己的高度太突出了吧，所以經常使自己的脊樑微髏，看起來稍稍有點駝背，於是他的高度就顯得接近大眾了。章品鎮在文中說「他原是個有些銳氣的人」，那是指他在抗日戰爭時「投筆從戎」，從上海回到如東家鄉，領導遊擊隊抗擊日寇與漢奸，那時的「錢縣長」曾是叱吒風雲的好漢。但是當了幾十年的幹部，經驗教訓告訴他，一切都需要「古本對照」。這大概就是他「數十年磨鍊成的他的立身之道」。
他的顯著的特點是「循規蹈矩」。見諸語言，是一句口頭禪，叫做「古本對照」，他事事要求「古本對照」，「古本」之外皆是布雷區。在一些極熟的人中，這「對照古本」四個字，竟成了他的代名詞的。……他自己「言必有據」，的確夠得上是「以身作則」的。……這年頭，可憐的「循規蹈矩」，同樣「在劫難逃」，成了被嘲弄的對象。
我當時在他的領導下，直接接觸雖不多，但他的報告是經常聆聽的。他的許多在我聽來常有啟發的話，過不了幾天就知道是出於哪一號的中央文件或是哪一位中央首長在某個場合中的指示。回憶再三，當時只有一句頗有稜角的話，我聽了覺得非常大膽，而且不知它是出自何方。錢靜人說的大意是，三年困難歲月，天災人禍，人禍大於天災，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文革」期間，再三追問他的莫非是這句話？而他又「循規蹈矩」地不肯「交代」，以免有「炮打」什麼「首長」之嫌。其實，這句話，在今天看來，已成一種「政治常識」。難道「掩蓋」常識，就是我們作幹部的本分職責嗎？現在回顧，簡直有「隔世之感」。這大概才是使錢靜人們的具體計劃和大小抱負均無法實現的真正根源吧？怎麼會使幹部從「有些銳氣」到平庸地只求「古本對照」，這裡不是有著吸收不完的教訓嗎？
我在同情錢靜人的人生際遇的同時，想起我的另一位老上級吳天石的慘死。
對章品鎮所寫的《罡風來，石破天驚！----記吳天石》，我更感到驚心動魄，久久心潮難平。錢和吳都是我所尊敬的領導，但吳與我有過若干難忘的接觸。五十年代中期，他是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當時，我剛從復旦大學畢業，因胡風冤案的牽連，境遇可知。作為南通中學的一名小字輩語文教師，與他這位廳長之間不知隔了多少層次。也許就是因為發表過《郁達夫論》，也許就是章品鎮向他談起過此事，總之他到南通中學視察工作時就平易近人地與我聊天，談文學上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不久又將我借調到省教育廳的教材編輯室工作。他經常到室里來討論教材有關的問題，室里的同志告訴我，吳廳長是「三無」幹部，一無呢制服，二無手錶（他用的是一隻舊掛表），三無皮鞋。他就是這麼一位質樸的領導。以教材編輯室為過渡，章品鎮才將我調到省文聯作協理論研究室工作。我永遠也忘不掉他們對我的提攜與培養。
吳天石
章品鎮受吳天石影響很大，對他亦了解甚深。在文中他寫道：
三十年代前期，他在山東教書。帶領學生組織讀書會，介紹讀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盧森堡給李卜內西夫人的《獄中書簡》和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給大家引進思想與感情，又教他們以善良。他認為：善良可說是接受革命思想的前提。他是從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點這一角度去認識「愛心」的，不能說吳天石不是個敏慧的人，「愛心」的博大、真純，使他忘掉了不少人用以苟存的「機心」。
將「善良」與「愛心」去和共產主義運動掛鉤，可見吳天石是個典型的「嫁接派」。上文我們引用的「你卻把五千年文明的精華，/用力嫁接到共產主義的砧木之上」的詩句，就是章品鎮寫的題為《馬路上那一灘鮮紅的血----哭吳天石》中摘引下來的。在1966年8月3日的晚上，吳天石和他的夫人李敬儀被暴徒們折磨而死，先是李敬儀在「游斗」的路上，「心臟很快就停止了跳動。兩人的身後一路留著血跡。」
暴徒們的獸性尚未平息，他們丟下死人，又把天石拖回「南師」校園繼續發泄。他們問：「吳天石你是黒幫嗎?」天石衰疲已到燈殘焰冷的地步，聞言奮起斬釘截鐵地答道：「不，我是共產黨員！」又問：「你是什麼人？」回答是：「我是中國人！」這回答更加加烈火轟雷擲地有聲。吳天石年輕時在《棠棣之花》里反串過聶熒，這種久已溫馴了的為尊嚴而赴死的壯烈性格，今天在白刃加頸時又堂堂正正地出現了。
……但吳天石身上的汗毛孔已被墨汁和塵土長時間封閉，形成了腦水腫，醫生們束手無策。廷至8月5日吳天石永遠離開了這個他一生努力要加以改善的世界。據說臨終時，他說了一句話：對於無知的青年，他能夠原諒。雖然他一生為青年的成長，費盡心力，卻經由青年的手給了他如此的回報。
這就是章品鎮的散文集的壓卷之作。吳天老也是「寧為直折劍，猶勝屈金鉤」的。吳天老的身世是可歌可泣的。「不是我愛舊事重提，/人離開了教訓，教訓只是一堆空話。/子彈是經過你們的槍管射出的，/怎能說與你無關？/讓我們冷靜下來，/讓我們為子孫後代想想：/馬路上那一灘鮮紅的血，/——一位老教育家的血，/不還浮在/我們大家的眼前？/烈日晒不幹、/暴雨沖不淡，/永遠、永……」作者著眼於「教訓」兩字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
他們的音容笑貌，可謂是形神兼備地躍然紙上，我非常欽佩章品鎮手中的這把入木三分的雕刻刀。
其他記有些名人的散文，不僅情文井茂，也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如為名作家陸文夫與高曉聲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提供了若干獨家資科，為名畫家錢松岩、高馬得和傅小石「畫像」，這些「畫像」，是夠得上給人像博物館「收藏」的。還有為二、三十年代甚或更早，就在文壇與藝壇上活躍的周瘦鵑、張慧劍和鄭山尊「立傳」，我敢說每篇皆可圈可點。這些人我雖然非常熟悉，但讀章品鎮的這些散文，我對這些人物的認識與理解，可說是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幾個層次，他們的音容笑貌，可謂是形神兼備地躍然紙上，我非常欽佩章品鎮手中的這把入木三分的雕刻刀。但我認為在這十六篇散文中，篇幅最長、用力最勤的是《一位跋涉者在回顧——記李俊民》。章品鎮在與我清談時多次津津有味地講起過李俊民，但因為不在一個省里，又無工作關係，見面的機緣極少。我只記得「文革」前，他到江蘇南京來徵求新編《辭海》試行本的有關意見時，見過一面。這個徵求意見的會是由章品鎮經手組織的，許多具體的組織工作當然由我操辦。我覺得章對這次會議的細節特別關注，參加者大多是南京各高校的名教授。章對李執禮甚恭，但李俊民給我留下的印象——無論從外貌上和談吐中都很淡淡：一個其貌不揚、沉默寡言的老者而已。當時驚詫的是有如此豐富的革命經歷，雖不一定叱吒風雲，也算是曾經滄海了，怎麼修練得如老僧入定一般？讀了章品鎮的《一位跋涉者在回顧》，我才知道在那位「大寫十三年」的倡導者與張春橋的輪番折騰下，已是「江湖越老越寒心」了。不知他那時有否隱隱嗅到「文革」的血腥味？
這位跋涉者在民主革命中建立過功勛，但在「五十年代以來磕磕絆絆，顛躓不斷，原因就在這裡。而他則是雖經大難，不變初衷的。」李俊民是個「重下」而不「唯上」的理想主義者。他既「嚴重地忽視了首需『唯上』這『金科玉律』」，又加上「寄熱望於理想，常窒礙於現實」：在現實的模子里澆鑄出來的「胚子」，與他的理想的尺寸又不投榫合拍，再加上「木可柯」與「弓長張」的凌駕於頭上，現實的岩壁老是向他的理想主義者的腦袋上「猛撞」，他的腦袋不落地開花也已經是萬幸的了。否則他還有機會在九十高齡時「回顧」他的「跋涉」？但歷史的教訓是記取的。章品鎮從李俊民的人生道路再擴而大之，得出了一個「群體」的悲哀：「中國知識分子，征途多舛」。俊老身後章品鎮如此感慨，而在俊老生前，他才會如此精心組織一個普普通通的座談會，他自己也是個以『重下』者為『重』的理想主義者」吧？他筆下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是有官帽的知識分子與無官帽的宏儒白丁；他們雖有黨內黨外之分，但是正如魯迅所說：「人生識字糊塗始。」他們的共同點就在於「識字」，於是他們就必然「糊塗」，因此，他們的腦袋上不僅要起那麼多的「包」，甚而至於「開花」。但是，後輩們除了浩嘆之外，也會想起共產主義的花木之中他們的音容宛在的。
作為一生為人作嫁衣的章品鎮，在走近耄耋之年之際，竟為自己縫製了一件新衣。他與「寫」的緣份雖淡；但一旦動筆，卻是異常的認真。他對別人的文章「把關」還有所寬容，否則，如果一味苛求，雜誌就會脫期，甚至只好停辦。但他對自己的文章「把關」就嚴格得出奇，一年平均只寫一篇。平生為別人簽了無數個「發」字的人，對自己文章的通行證卻卡得那麼緊，所以篇篇近乎情文並茂了。章品鎮在《後記》中寫道：「我的記憶里有著我所尊敬的人、深具誠摯的同志之愛的人、同得歡欣和同歷苦難的人的姓名。因為他們，我仰望高山從而堅定了對真理的真誠、也以情愛回報患難知己，也曾在人前吞聲、在人後飲泣。如今，其中有人竟呼號著要破我心防奔涌而出了。大概也是人之常情，首先是那些伴隨著悲傷與惆悵的姓名。」正因為是衝破心防奔涌而出的作品，所以就有了成為精品的前提，加上章品鎮以他的藝術才情去烹調這些素材，就成為近年來少有的散文精品集，呈現於讀者面前。字數雖非洋洋大觀，開本也不大，裝幀也並不豪華，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因此，其人其文皆是經得起推敲的。我在收到他的贈書時，手中像接到一個燙人的火球；但在讀他的書時，一方面雖有「炮烙」之感，另一方面又感激它將我帶回往昔的歲月，夢遊著我的「而立」與「不惑」之年，覺得這也是近年來難得的美感享受。
本文經范伯群家人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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