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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東周在洛陽,西周的都城也在洛陽

《史記·周本紀》篇末,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周朝滅亡於公元前256年,司馬遷是公元前145~前86年間人,與周朝滅亡相距不過100多年,歷史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突然拐彎。這就透露給我們一個信息,即在司馬遷之前的歷史傳承上,包括周朝王室,一向都認為他們800年的都城在洛邑。

儘管司馬遷「復都豐鎬」之說已被後世的歷史學界所接受,但對於「復都」的原因、時間和決策過程,《周本紀》並沒有說清。

另外,司馬遷怎樣「綜其實」的,也沒有交代,沒有拿出過硬的材料來,「翻案」的依據很不充分。

這樣看來,即有周一代,起碼周朝前期,是以洛邑為「第一」都城即首都的。

有以下八點可資佐證:

一、周代建都路線圖

周人的興起與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尋找立足點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遷都的過程。《大學衍義補·都邑之建》說:「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京,至於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製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大人益眾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強盛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於平王東遷,則淪於衰微矣。」

周人都城的遷徙路線大致為自西往東,沿渭河而下,直達黃河之濱的夏、商故地洛邑(今河南洛陽)。這便使夏商周三代都城的發展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空間上彼此重合。

洛邑建都是一次經過周密規劃、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建都活動,在西周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武王決策、周公實施

據《史記·周本紀》:「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接著武王又說:「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

這段話的意思是:周武王來到了洛邑,夜裡睡不著。周公旦來到了武王的住處,問,為什麼還不睡覺。武王說,……都城還沒有定下來,我怎麼睡得著?接著武王又說,……確定都城,一定要靠近嵩山(即天室)。從伊洛河交匯處到洛河、黃河交匯處,有天險可依,不需要駐紮特別龐大的軍隊,最適合作為王都,而且也是夏朝的都城所在。我遍觀南北,惟有眼前的河洛之地,離天室最近。至此,武王確定了建都的指導思想。

武王親自營造都城於洛邑並為之起名曰「周」

《史記·周本紀》還有就是「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這裡說,武王親自在洛邑規劃、營造了周朝的都城,並把它稱作「周」,然後離去。至於周武王修建周都用了多長時間,什麼時間離去,為什麼沒有回來,都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不過,從《尚書·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記載來分析,武王很可能是在周城建成以後或工程上馬以後,回了一趟原都豐、鎬,一路風塵顛簸,生了重病,無法再返回「周」都,竟致一命嗚呼。另外,再從武王在位不到4年的情況看,他回西邊不會也沒有改變都洛的初衷。

一些學者認為,鎬京為武王滅商後所建,史稱宗周。這種說法我以為有值得商榷之處。武王滅商以後,總要在原商都盤桓數日,還要為在洛邑建周城忙碌數月甚至經年。

再說,「定天保,依天室」,即確定國都一定要靠近嵩山,是他心中神聖的信仰,對上天莊嚴宣過誓的,怎麼會說變就變呢?所以,鎬京應為文王死後,武王接班至滅商之前所建,是武王「革命」的老「根據地」。

因此,洛邑「周」城在武王時代作為首都的地位是毫不動搖和確鑿無疑的。從那以後,都城就叫「周」——「成周」了。正如前邊所說的「武王至於周」那樣,「至於周」,就是到了洛邑。以周朝的名字作為洛邑的名字,如果不是「首」都很難享此殊榮。

從周公的話中也可以看出洛邑是「首都」

據《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死後,成王年少,周公代理國政,對太公望和召公奭說:我之所以不顧嫌疑而代理國政,是恐怕天下背叛周朝,無法對太王、王季、文王交待。此三王為得到天下奮鬥了多少年,到現在才終於成功。可是武王死得早,成王年紀又小,為了鞏固周朝的江山,我就必須這樣做,於是「卒相成王」。

可是這樣一位權傾朝野、曾代成王主持過朝政的重臣周公,臨死前在豐交待後事時卻說,「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意思是說,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明我不敢離開成王。這句話說明,周成王是長期在成周辦公的,即周朝的正式都城在洛邑。不然的話,不願離開成王的周公,為什麼不提出把他葬在當地,而特別提出「必葬我成周」?由此可見當時已選定成周為王陵福地。由於只有第一國都所在地才有此資格,也就是說,成周必是「首都」。

三、何尊實物的證明

最能證明武王思想的當屬1963年在陝西寶雞何家村出土的青銅器「何尊」,該器鑄造於周成王五年,即公元前1038年。其銘文中引用周武王的話說:「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

銘文如下:

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勛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

銘文大意是:成王初次親政,都於成周(洛邑),並祭祀武王,祈求賜福。在四月丙戌日,成王在首都的宮殿里告誡同宗的年輕人說:「你們已經去世的父親當初能夠輔佐文王,於是文王承受了滅商的天命。武王在攻克大邑商之後,就在嵩山告祭上天,說道:『我要把都城放在這天下之中,從這裡治理人民。』你們這些年輕人雖然沒有見識,但你們要效法父親,像他那樣有大功於上天。你們要通曉我的命令!恭敬地祭獻你們的父親吧!」成王有禮有德,順從天意,開導了我的愚鈍。這是成王的全部誥詞。何被成王賜予貝30朋,用來作了祭祀庾公的貴重禮器。

這裡還有一句話需要注意,即「王誥宗小子於京室」,即成王在成周對「宗小子」的訓話,用的是「京室」,翻譯成現代漢語,即「京師」或「京師大殿」,這同甲戌方鼎上的銘文「惟四月,在成周,丙戌,王在京宗,賞在安……」之「京宗」相印證,表明當時在朝廷的概念中,首都是洛邑。

王暉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中認為:成王時期的天亡簋可證明周武王曾登天室山進行過祭祀……因為此句下正好有一「降」字,記述了祭祀天室山之後的下山情況。武王在克商後的第12天曾到洛邑附近的嵩山舉行祭祀,並認為即是《何尊銘》「廷告於天」所指。

對照《史記·周本紀》武王所言「定天保,依天室」可知,天室就是嵩山。這一方面說明了嵩山當時是最高統治者和天對話、溝通的唯一場所,地位很高,另一方面也說明,武王認為,滅殷興周這樣重大的事情,在「天」的保佑下成功了,加之要確定洛邑作為國都,一定要與上天「彙報」,經「批准」後才能定下來,而且一旦定下來,也不能隨意變更。

四、九鼎遷此

夏禹劃分天下為九州,令九州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將全國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異之物鐫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並將九鼎集中於夏王朝都城。這樣,九州就成為中國的代名詞。九鼎成了王權至高無上、國家統一昌盛的象徵。

自禹制九鼎後,後世的帝王們都把它當作了傳國的寶器。

商滅夏後,九鼎被遷到了商都,後來商朝統治者對鼎的使用做了明確的劃分。而且正是在商朝,鼎被神聖化,成為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祭器、禮器。

周武王滅商後就將九鼎遷到了洛陽,象徵著王權的九鼎也放在成周城(洛邑)的明堂當中,用以威懾天下。

春秋時期,周王朝的統治漸漸削弱了,出現了諸侯爭霸的局面,「問鼎中原」就源於此。

五、從周公和召公分治天下看出洛邑是「首都」

據《史記·燕召公世家》,在成王的時候,召公位居三公。自陝(今河南三門峽)以西,由召公管理;自陝以東,由周公管理。當時的情況是周公肩負「相成王」的重任,可見成王與周公一起,也是在陝以東,即在洛邑。成王在洛邑,不說明洛邑是首都嗎?

再加上召公對周公攝政不滿,周公不能不心存芥蒂,不會讓召公整天和成王共在王都,而自己被邊緣化。由於周公無論地位還是權威,都在召公之上。故而周公分治的地方不是首都,簡直不可思議。

六、駐紮兵力

隨著統治範圍的擴大,為加強統治力度,周王朝在中原建立新都,選定洛邑由周公負責營建,到周成王五年建成,建成後的洛邑城由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周八師駐守,每師有二千五百人,共兩萬人,用以鎮懾東方。而那時,周天子的直屬部隊有宗朝六師,成周八師。

關於周公營建洛邑之目的有兩個:一是由於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為此而要把新邑建成全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二是周王朝接受三監和武庚叛亂的教訓,決定遷殷頑民於洛,並屯兵「八(師)」,以加強對殷民的統一監督管理和統治。

七、成王「遂國之」

據《魯周公世家》:「成王七年(前1035)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卜居焉,遂國之。」意思是,成王一大早就從周出發,來到了豐,命令召公往洛邑看風水。到了三月,周公到洛邑營建成周城,進行問卜,得到吉兆以後,才把國都遷到了這裡。

這段話表明,武王所營造的「周」城和周公營造的「成周」城很可能不是一回事,但都在洛邑。也就是說,「周」作為都城的時間約為11年,即從周朝建立起至成王七年止,而成王七年以後則都成周。這裡要特別注意「國之」二字,就是把都城放在了這裡。

八、從《穆天子傳》的記載可以看出洛邑是「首都」

據西晉時從汲冢出土的《穆天子傳》,周穆王率領官員和七萃之士,駕八駿,由最出色的馭手造父等駕車,從處於河洛之地的宗周出發西行,經河宗、陽紆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來到西王母的邦國。與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辭,宴飲唱和,並一同登山刻石紀念後,又向西北行進,在大曠原圍獵,然後千里馳行,返回宗周。

《穆天子傳卷之四》有:「庚辰,天子大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於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吉日甲申,天子祭於宗周之廟。乙酉,天子□六師之人於洛水之上。」這兩段話不僅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周人祭祀先人的宗廟——「宗周」在洛邑瀍水以西,即在「周」城裡,而且肯定了周穆王出發和回歸的地點都在洛邑。也就是說,在穆王執政期間,「首都」是洛邑。

各代關於周朝前期的「首都」是洛邑的說法

漢初,劉邦本已定都洛陽。漢王五年,一個齊人婁敬的一席話讓劉邦改變了主意。下面是《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的一段精彩文字。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棰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漢王五年即公元前201年。距周朝滅亡的前256年只有55年,距司馬遷出生的前145年不過56年。非常熟悉歷史的婁敬極力攛掇劉邦定都關中,卻沒有一個字提到周朝曾都關中。而其喋喋不休的卻是周公如何把都城放在了洛陽。難道說,婁敬的知識庫中沒有任何「西周」都鎬的概念嗎?這也與本文開頭時所引司馬遷的話「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相一致。特別群臣,不說不如都「洛陽」,而說不如都「周」。也就是說,在他們眼裡,洛陽等同於「周」。之所以我要在此引婁敬的話,是它填補了自周亡至司馬遷止百餘年歷史傳承的空白。這也間接證明了周朝前期是以洛邑為都的。

其他還有一些可以佐證洛陽是周初「首都」的材料。例如《史記》中關於「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的記載,表明康王的重大活動也都是在洛邑舉行的,換言之,康王也是在洛邑辦公的。至於康王之子昭王死後葬於少室山(今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少室山)的傳說,也可間接證明昭王是以洛邑為「首都」的。

到了東漢,由於當時關中有種思潮是漢朝復興,都城應回到長安,史學大師班固寫了兩都賦來為建都洛陽找歷史依據,文中有其中有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班固這麼舉例說明他認為是周成王遷都洛陽而周朝興隆。

北魏孝文帝準備遷都洛陽,他告訴了任城王,任城王說陛下要遷都中原來經略四海,這正是周成王、漢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經驗。

資冶通鑒中又找到一段,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中書侍郎韓顯宗向皇帝上書: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意思就是說周成王遷都洛陽,保存豐鎬為故都;東漢遷都洛陽,而在長安仍置京兆尹。

韓顯宗上書的意思就是說北魏遷都洛陽後,對於平城,要象周成王遷都洛陽與東漢建都洛陽對故都長安那樣,雖然已經遷都,但還是要給其故都相當高的政治待遇。這段話南宋學者胡三省的標註是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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