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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多洛肯:明清滇人 宗法唐詩

清代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銘》雲:「詩體至唐而大備,世之論者,每稱李白、杜甫,二家途轍不同,其憂時嫉俗之情則一。厥後如蘇軾、黃庭堅、陸遊、元好問之為詩猶白、甫也。」可見,唐詩對後世詩歌創作影響極大。從宋代開始詩歌的發展就面臨著唐詩範式的選擇,直至後世文人把唐詩作為一種「典範」自覺學習。嚴羽就提出過詩宗盛唐的主張,金代以趙秉文為領袖的學古派也強調學詩要「以唐人為旨歸」,元明時期甚至形成了舉世宗唐和「詩必盛唐」的文化現象,並且一直延續到清代。

雲南地處西南邊陲,山川秀麗,人傑地靈,是中華文明最早的發祥地之一。雲南作為省一級的行政區劃名稱從13世紀中葉一直延續至今。明清時期中原移民大規模移入雲南地區,進一步促進了中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與土著原生文化的交流、融合。因此,儒家文化在雲南地區得到了大面積的推廣,明清時期湧現出楊黼、李元陽、谷際岐、趙炳龍、李根雲、師範、趙藩等眾多土著詩人,同時還出現了趙州龔氏、太和趙氏等父子、夫婦、兄弟一門都有佳作饗世的盛況。無論是當地的土官、土司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需要,還是「改土歸流」的文化影響,都促使土著文人攻讀漢文、諳習漢文詩詞。

雲南土著詩人宗法唐詩,在當時就已受到關注。南園老人張志淳評點土著詩人木公的詩,「盡有杜機軸,非今日詩家所能」,「聲律好學杜不得其名」,「起承盡有杜意」,「意句俱佳,又不失杜體」,「取似唐人語故也」。楊慎批點木公「似輞川」。李元陽批點木公「得韋意」。清代胡蔚評土著詩人楊師億詩曰:「格正調高,氣味蒼健,大段步趨三唐而涵詠於東。」袁枚評價土著詩人龔錫瑞雲:「天才超逸,有太白餘風。樂府、五七古、七絕最為擅長。五七律俱闖入唐人之室。」清代劉大紳評價土著詩人趙廷玉道:「紫笈先生,學富才美,雅好吟詠,謝氏池塘,韋家風雨。」江南名士趙本揚評價土著詩人師範「格高氣渾,力深思沉,儼然少陵家法」。

明清雲南土著詩人對唐詩的學習,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對唐詩文字的借用、化用。這種對唐詩的接受方法在雲南土著的詩歌創作中運用得相當普遍。即借用唐詩部分或整個語句,或對原有語序、詞語進行前後顛倒、活用。如土著詩人楊載彤的《望夫雲》詩「相思會有相逢處,相隔能無相見時」是對李白《秋風詞》「相思相見知何日」的化用,但立意創新,含有情人終能相見的積極思想。

——對唐詩意象的借用、化用。如土著詩人左正在《送李別駕歸蜀》中有「金馬浮雲迷客夢,浣花明月醒人眸」之句,其中「浮雲」意象化用了杜甫詩《哭長孫侍御》中「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之主題,用「浮雲」來比喻世事的飄忽不定也是極為常見的創作手法。再如土著詩人劉文炳在《游紫溪山》中有「何當開霽景,一覽萬山低」之句,和杜甫《望岳》中「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在表達結構上一致,「何當」對「會當」用法相同,「開」對「凌」都是動詞,「霽景」和「絕頂」都屬偏正結構,「何當開霽景」與「會當凌絕頂」在相同位置的詞語詞性都是相同的,甚至可以互換,所以在結構的模仿化用上,相似度特別高,尤其是「一覽萬山低」和「一覽眾山小」,在表達上如出一轍,並且都有一定的設想內含其中。

——對唐詩意境的借用、化用。意境是把詩人寄託情感的所有意象綜合起來,構建一種能讓人產生想像和聯想的境界,是唐詩接受的最高層次,對詩人的文學修養有更高的要求。土著詩人楊穆之《訪禪友不遇》「晚游凈土白雲多,樵子歸來一曲歌。紅葉林中人不見,行蹤問石奈頑何」與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禪友」和「隱者」本身就帶有超脫塵俗的洒脫和淡然,他們安於喧囂的世俗之外,所以「不遇」是常態,不知行蹤更是這些世外之人的處事方式,瀟洒、自由。

在雲南土著詩人的心目中,為什麼唐詩會成為一種經典,雲南土著詩人是用怎樣的一套審美法則來定義唐詩美感的呢?

詩學的韻律美感。詩體至唐而備,格律至唐而全。到唐代時,詩歌儼然具備了所有的「部件」,成熟而精良。格律、字數、句數、用韻等方面都有了嚴格的限制,全然沒有了古體詩的「自由」。而這種「不自由」正好成全了詩歌的韻律美感,為後人所標榜。以土著詩人趙廷玉極具地域特色的詩歌《望夫雲》為例:「一縷浮雲幾度秋,堅心常注海中漚。踉蹌浪打蛟龍窟,綽約神明水月樓。卷地難平千古恨,回峰又鎖百重憂。可憐夫婿無消息,空報情根護石頭。」這就是一首廣義上的律詩。首聯和頷聯,其基本的平仄規律是: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乍看來,並不符合格律詩的規律,但詩歌講究的是抑揚頓挫的聲調之美,這首詩歌很巧妙地做到了逢雙必反的節奏規律,即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第六字又與第四字相反,如此反覆就形成了節奏感。逢單卻可反可不反,這是因為重音落在雙數音節上,單數音節相對而言就顯得不重要了,這就是格律中的「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規律。縱觀全詩,可知押的是平水韻下平十一尤韻。對仗工整,格律也基本準確。

生命的無常境遇。杜甫在《天末懷李白》中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在土著文人中,木公的詩歌創作受杜甫影響頗深。杜甫那種「憂國憂民」的博愛精神在木公的詩歌創作中有大量體現。木公的這種憂患意識則來自他的身份,木公作為土司首領,在成為詩人之前還是一名統帥和治安官,作為經歷過戰爭的人,自然對民生疾苦有著深切體驗。張志淳為木公的《雪山始音》作序時說:「間嘗問詩,告以始於杜。又問所先?告以近體,可持循以入。無幾何,以所為詩數篇至,若有近杜者矣。又無幾何,以所為近體二百餘篇至,良有似杜者矣。」可見,對唐詩的自覺學習,是土著詩人詩歌創作取得進步的巨大推力。

共同理想的塑造。土著詩人在學習唐詩詩歌技巧的同時,也感受到了唐詩中價值觀念和共同理想的力量,在學詩的同時,自覺把這種觀念和理想融入骨血。在土著詩人桑映斗的《對雪吟》中有「君不見,少陵窮餓不知愁,廣廈千間為人謀;又不見,香山挾纊思大裘,卻想冬日覆杭州」之句,少陵句是指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香山句則指白居易《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詩中「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繒亦非纊,裁以法度絮以仁……與君展覆杭州人」之句。詩人也願像杜甫和白居易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把民生的疾苦放在心上;也願意把「天下寒士俱歡顏」作為要實現的共同理想。這些土著詩人,自發自覺地融入民族大義的價值觀和共同理想中去,為中華精神的光大續寫了新的篇章。

明清雲南土著詩人對唐詩的學習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從創作到審美,詩品到人品。他們對唐詩的接受並非生吞活剝、盲目學習,而是在接受中悄悄融入了本民族獨特的氣質個性與審美取向。因此,他們的詩歌創作既有接受史的共同特徵,亦有自身的獨特印記。

(作者:多洛肯,系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7ZDA26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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