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淺談劉三石詩歌《西塘那年》兼致詩歌理論家丁友星先生
讀劉三石的小詩《西塘那年》，讓我突然意識到新詩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
那年，在西塘，住客棧，歇馬匹
向一棵老柳樹學說吳語，唱越劇
累了就坐在廊棚下，看春秋之水
穿過唐宋而來，經過我，又悠悠的遠去
天地廓然，必有一個像我的人
遠離故土，雖時有慨嘆，但心懷感激
在西塘，一竿青竹，幾塊老石
甚至一隻被花影反覆戲弄的螞蟻
都會成為他，高談闊論的知己
那時秋色太平，西塘依舊繁華
深夜伏窗檯，看明月懷抱聖潔
從環秀橋上走下來，繞過種福堂
在一個渡口，乘小船，獨自搖櫓而去
水聲細而遠，我起身，揮了揮手
那一刻，老屋，古弄，藤蔓，七老爺廟
連同我，連同船尾的流水
連同烏黑而又心生明亮的西塘
都是清澈的時光，都是愛與慈悲
潺潺不息的源頭
我想，有必要把這首小詩完整地呈現出來，也希望諸位靜心細細品讀，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之論調，我對劉三石這首小詩的品讀，也許諸位並不認同。但這無妨，這只是我對這首小詩的看法，以及對新詩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進行不成熟地闡述。不當之處，敬請各位指正。
劉三石的這首小詩滲透了古典詩歌的創作技巧，以節奏自控來體現詩歌的音韻美，以及由此而渲染的大的人文情懷。基於其自身架構的完美無缺，所以讀起來朗朗上口，起承轉合自然契合，毫無造作之感。
意象，不單單是古典詩歌的專利，我想，新詩創作也必須採用。
劉三石的這首《西塘那年》大量採用意象皴染，使得整個詩境如水墨般朦朧，青竹、老石、老屋、古弄、藤蔓、廟宇等一些列具象的排列，神奇般地組裝出寫意的意象，有馬致遠《天凈沙·秋思》的真趣。詩不長，但語言極為凝練，所蘊含的詩意容量巨大。以多種景物並置，組合成一幅秋日西塘圖，詩人以第三人在場者的角度出現在清麗靜雅的背景上，從中透出寧靜悠遠的情調。
音律、意象，充實於新詩的語言構築中。這種對古典詩歌創作的借鑒，讓劉三石的這首新詩呈現出另一種不同於他以往創作的視角。
陸士雍《詩境總論》云：「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夫獻笑而悅、獻涕而悲者，情也；聞金鼓而壯、因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是故情慾其真，而韻欲其長也。」情韻聲韻，情聲相濟，缺一不可。」不論古典詩歌創作還是新詩創作，最終的落腳點還在於一個「情」字，情真則意切，虛情則意假。劉三石這首詩是他親身遊歷西塘，觸景生情，有感而寫，所以並非是矯揉造作的應景之作。這首詩可謂是「情聲相濟」，厚重之作。
寫到此處，我想到另一個問題。
在新詩發展的百年之際，中國新詩的創作處於一個交點上，必須對歷史反思，也必須在反思的基礎上進一步突破。
「在民族力量不斷強大、漢語文化不斷延伸的今天，中國傳統古詩詞與西方自由詩歌這種既要分離又要融會的『辨證』關係，勢必會要求中國新詩對其非雙重性分別界定，然後實質性地創造出屬於中國意義與民族精神的新詩傳統譜系來；同時，也要展示中國新詩文化對東西方詩歌傳統性與自由性的尊重，從而在多元詩歌文化格局中建立起一體性的『中國化』的新詩特性，而非完全依附於西方自由詩歌軀骸之上的，乃是在中國傳統古詩詞文化立場中找到的一個屬於中國新詩發展的新境界。」
著名詩歌理論家丁友星先生的這段論述讓我找到了進一步闡發劉三石這首小詩的理論基礎，在新詩創作過程中，既要對西方自由詩歌模式反思，也要對中國傳統古詩詞模式進行反思，在反思過程中，反向取捨。
丁友星先生提出新詩創作的「三個美學原則」：「變形、情懷、性靈」。
所謂「變形」，是一種形式上的改變。新詩的存在困境，是我們每一個新詩創作者所必須面對的，這種困境之因由來自種種，因此我們必須不斷變形，才能逃脫各種固定形態所帶來的禁錮的危險，才可能改善新詩的缺失。如果一個初學新詩者跳不出這種「困境」，必然永遠只能停留在新詩創作的表層，而不能深入新詩創作的內里去。
所謂「情懷、性靈」，是一種精神性的提升。丁友星先生所言的「情懷」，應是一種文學情致，如作家三盅說，「凡書大悲憫寫大情懷者，無不於唱盡滄桑聲嘶處，擿一朵野花自珍。」是特指文學創作的文學性。
至於「性靈」之說，古已有之，清代性靈派詩歌的內容意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成員以表現真摯之情與閑適之趣為創作主旨，亦具有風雅之懷。但在這裡，丁友星先生對「性靈」進行了一定的創新，在其「低詩歌」理論建設，將這種「性靈」擴展到崇低、審丑、反飾中去。從而使得「性靈」的覆蓋面更為廣闊，也從另一個維度，創新了新詩發展的理論。這在他的《中國新詩百年祭》一文中有詳細地解讀。
丁友星先生是「潁淮作家群」的理論支撐者，劉三石是「潁淮作家群」的詩歌實踐者，我想，這有一定的不謀而合。
回到傳統里，回到古典里，我想，這是新詩發展的一種可能性。
（不到之處，敬請各位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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