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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雲談在西域尋找玄奘

書雲(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上世紀八十年代,書雲女士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及牛津大學。此後,她成為作家、紀錄片導演與製片人。2004年,她拍攝的紀錄片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在美國公共電視網(PBS)播出;2008年,她拍攝的記錄片《西藏一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首播,此後,又被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電視台購買與播放。她曾在2000年左右選擇重走玄奘路,並出版了Ten Thousand Miles Without a Cloud一書。此書2004年出版了中譯本《萬里無雲》,十四年後,此書將要推出修訂版。我們採訪了她,請她談談尋找玄奘之旅上的收穫與感觸。

想從最初的「起點」談起。那個時候,您是怎麼開始對玄奘這個歷史人物產生興趣的?

書云: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1982年,我考入北京大學英語系。當時正值閉關鎖國三十年後,國門又一次打開,北大站在了改革的前列。在課堂,在宿舍,在校園,每天都有學生展開激烈的辯論。可以說,八十年代的北大打開了我的眼界,把我帶入一個嶄新的自由王國。

但是後來真正開始認識玄奘,要等到我去英國牛津大學留學。那是1988年秋天,我和一個印度同學一見如故。記得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猜我最崇拜的中國人是誰?」我先猜周恩來,不是,再猜鄧小平,也不是。最後,他有點失望,說:「是玄奘啊!你一定知道的。」我很不好意思,只能回復他:「哦,是《西遊記》里的唐僧啊,《西遊記》是中國人最喜歡的小說。」

他的回答讓我感到驚訝,也很慚愧:「他是印度人民最偉大的朋友。沒有他,我們的歷史到現在仍會漆黑一片,我們不會知道佛陀是印度人。就連你們中國人對我們國家的稱謂『印度』都來自玄奘大師,是梵文中的『月光』之意,即我們古之聖賢給黑暗中摸索的人類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見完面之後,我直奔牛津博德利圖書館的漢佛萊公爵閱覽室。這個閱覽室建於1487年,是最古老的閱覽室,也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我找到圖書館目錄索引上所有關於玄奘的書——《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續高僧傳》《大唐西域記》和一個英國漢學家寫的《玄奘法師》,一一下了索讀單。接下來一連三天,我第一次認真地把玄奘其人其事通讀了一遍,除了睡覺以外的其他時間幾乎都是在閱覽室里度過的。

看來印度同學的反應深深地刺激到了您。那麼,時隔多年以後,您又是怎麼想到去重走玄奘之路的呢?

書云:從那位印度同學的發問,到我重新認識玄奘,再到我在牛津求學期間以及畢業後開始做傳媒,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我對玄奘這位「千古一人」(梁啟超語)這麼不了解?是什麼使他離我如此遙遠,對我來說這般陌生?

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所成長的時代與環境。在我出生長大的年代,全國有二十五萬座寺廟被摧毀或作為他用,僅有不到一百座寺廟留存了下來,幾乎所有的出家人都被迫還俗,結婚生子。我從小接受的也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教育,但是我家裡卻有一個人卻篤信佛菩薩的存在——那就是我的姥姥。

我姥姥年輕時先後有七個孩子夭折,好不容易活下來兩個,又遭遇了喪夫之痛。她把自己的苦難當作「前世的罪過」,主動背負起來。我根本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樣做,何況在我看來,這「前世」根本就不存在。我曾親眼目睹城裡的寺廟和佛像在「文革」中被摧毀殆盡,僧人被掛上牛鬼蛇神的牌子當眾遊街被批鬥。我對姥姥說,這些佛菩薩自身都難保,又怎麼能拯救她和眾生呢?但是姥姥卻溫和而又固執地堅持自己那一套。有時候我氣極了,見姥姥對著小銅佛作揖,便跑去向父親告狀。

我的父親是一名信仰堅定的共產黨員,他十六歲那年因不滿包辦婚姻,毅然離家參加革命,成了一名軍官。革命勝利後,他解除包辦婚姻,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我母親。父親參軍後為了和自己的地主家庭劃清界限,幾乎沒回過家,在我的奶奶去世後,他把對母親的孝心全部傾注到了姥姥身上。

在單位里,父親自然是反對封建迷信的,但回到家之後,他對姥姥燒香拜佛,一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深知姥姥所受的苦難。但是,伴隨政治運動的深入,他就不再允許姥姥去寺廟,也不准她在家裡燒香供佛了——本來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他就已經不被組織信任,如果姥姥的行為被人告發,不要說他個人的仕途,我們全家甚至都會受到牽連。後來,在紅衛兵抄家的浪潮中,父親把姥姥珍愛的小銅佛賣給收廢品的人,以免被查出窩藏「封資修」的罪證。

姥姥的小銅佛是一位出家人在聽到她的遭遇後送給她的,是她和我們全家的護身符。姥姥每日必拜小銅佛,還說這是她準備帶進棺材裡的唯一一件東西。自從沒了小銅佛後,姥姥好像變了一個人,經常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嘮嘮叨叨,說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話,還因此絕食了好幾天。不過,除了姥姥以外,全家人都很驕傲我們家最後的封建迷信堡壘被清除了。

1992年的時候,九十四歲的姥姥終於從人生的苦海里解脫了。那正好是我重新開始認識玄奘後不久。從此,在學習、考試、求職和謀生之餘,我利用零碎時間通讀了所有能找到的關於玄奘的資料,重新開始了解他生活的唐代,從頭學習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並且開始閱讀佛教經典,偶爾也坐禪或聽佛學講座。我反覆思考,也常常責問自己,我竟從沒想過這麼簡單的道理:兩千多年來,那個曾被我們批判得一無是處的佛教,為什麼歷經劫難卻生生不息,上自玄奘這樣的大德高僧,下至姥姥這樣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都願意追隨其後? 而且,從漢語里的很多常用詞,例如命運、信仰、原則、真理、現實、平等、絕對、相對等,到充滿禪意的詩歌和繪畫,從中國人的生與死到民間傳說,從家喻戶曉的小說到無所不在的佛塔,來自域外的佛教成為中國人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這到底是為什麼?

而自從我重新認識和了解玄奘後,我終於理解了姥姥。她一輩子受的苦,足以把任何人摧垮,何況她這樣一個弱小的女人,但她始終平和地面對一切,是信仰支撐著她度過了苦難的一生。

現在,我決定給自己這個機會——我要沿著玄奘的足跡重走玄奘之路。

原來您之所以決定踏上玄奘之路,家庭起到了這麼重要的作用。感覺雖然一開始您不能理解您姥姥,但是等到您長大之後,她作為虔誠佛教徒的一面就深深地打動了您。那麼,您後來的尋找玄奘之旅是何時開始的,又是怎樣安排的呢?

書云:我的旅行,開始於1999年初秋的一個傍晚。我隻身一人,從西安出發,沿著玄奘西行求法的足跡,走過新疆,穿越中亞,走遍整個印度,歷時一年四個月。我坐上開往西安的火車之時,心裡就隱約覺得,這將會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當時的背包里,除了護照、現金、記事本、相機和幾件換洗的衣服之外,我還帶了《大唐西域記》《西遊記》和《玄奘法師傳》這幾本書——都和玄奘有關。我先到西安,去了大慈恩寺和大雁塔,再從西安坐火車一路向西。先到絲綢之路上的名城涼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再到瓜州,也就是今天的安西。之後,我請導遊開著一輛破吉普,帶我去了吐魯番,也就是唐代的高昌國。從吐魯番出發,我去了庫車,也就是玄奘筆下的龜茲。之後,去了中亞,再到印度,最後從印度返回國內,先到和田,也就是古代的于闐,再到敦煌,最後返回西安。

的確是很不容易。西安、新疆都在國內,還要好辦一些,您穿越中亞、游遍印度的時候,又是怎麼應對的呢?

書云:玄奘一路是在寺院里掛單,我呢,是靠朋友和熟人相助。一路上的確是非常辛苦。以今天的交通條件,尚且如此不容易,想到當年的玄奘,更加令我欽佩。

其實,從庫車開始,我就遇到了問題。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兩國修有一條邊界公路,中國境內從阿克蘇開始,據說乘車僅需兩小時就可到達山頂。我連夜從庫車趕到阿克蘇,然後坐計程車到天山腳下。中國境內的路是修好了,只是天山北麓吉爾吉斯斯坦的路還沒有開工。邊境哨卡士兵目光冷峻,似乎在嘲笑我連這樣的基本信息都弄錯了還想一路走到印度,簡直痴人說夢。我趕緊掉頭回烏魯木齊,買了一張飛往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機票。這樣一來,至少我可以翻過天山重走玄奘路。

當時的中亞,應該還是比較危險的吧?

書云:那個時候的中亞,是世界上最緊張和不安的區域。阿富汗還在塔利班控制之下。塔吉克剛剛經歷了一場政府與伊斯蘭復興黨的內戰,數以萬計的塔吉克人喪生或逃往阿富汗和伊朗避難。烏茲別克推行高壓政治。只有吉爾吉斯斯坦比較開放,致力於經濟改革和自由選舉,加之需要遊客帶來的外匯,所以我毫不費力就拿到了吉爾吉斯斯坦的簽證。

但是,我去了之後,才聽導遊說起,一個叫做IMU的烏茲別克的伊斯蘭運動組織,在吉爾吉斯斯坦南部武裝劫持了十四名人質,還佔領了兩個村莊。我這才知道,為什麼在烏魯木齊買機票時沒看到有別人,為什麼飛機上乘客少得出奇,為什麼比什凱克如此寂靜。這起人質事件持續了近兩個月,但在國內沒有報道,而獨身一人闖入漩渦的我卻一無所知。

我在酒店整整一夜沒有入眠,反覆問自己,如果是玄奘,他會如何面對?天光露出魚肚白的時候,我最終想明白了,自己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阿富汗是禁區,烏茲別克的簽證至今還沒拿到,當年玄奘走過的中亞的國家裡,吉爾吉斯斯坦可能是我惟一能夠追尋玄奘足跡的國家,無論如何我要堅持下去。

吉爾吉斯斯坦都這麼危險了,您後來的行程真是令人難以想像。

書云:吉爾吉斯斯坦之後,我抵達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這是絲綢之路南段的重鎮,犍陀羅王國的都城,佛教的第二聖地,也是第一尊佛像誕生之地。在那裡,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身材高大、蓄著長須的普什圖男子,他們有些人肩上還斜挎著機關槍。這個時候,我的心情,和當年從長安出發,走了整整一年才到達白沙瓦的玄奘是一樣的。他在《大唐西域記》中對白沙瓦的記載,字裡行間無不流露著悲傷:「犍陀羅一片荒蕪,少有人居,宮城一角有千餘戶,但是人性恇怯,多信異道,千餘所寺廟破落至極,僧無居所,不得不與外道雜處。」公元五世紀北戰南征的匈奴人,給白沙瓦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而如今塔利班也是猖獗一時,但是在充滿暴力、貧困、毒品和恐怖的白沙瓦,那些玄奘親眼目睹的慈悲、安詳、優美的佛菩薩像,讓焦慮不安的我一下子平靜下來。

白沙瓦位於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邊境,但是因為塔利班佔領的緣故,最終我還是沒能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站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的開伯爾關口,我僱用的保鏢一邊指著已經成為難民城的阿富汗的哈達,一邊對我說:「塔利班佔領巴米揚之後,把巴米揚大佛身後的石窟當成兵營和存放軍火的倉庫,聽說他們要毀掉巴米揚大佛,可能是真的。」2002年2月26日,在我離開白沙瓦一年後,塔利班真的將兩尊佛像的頭顱、胸部、大腿一塊塊地炸成了碎片。那段時間我常常想到玄奘,他是在巴米揚大佛落成不久後經過的,受到國王隆重歡迎,並有僧人陪他前往境內所有聖地朝拜,包括巴米揚大佛。玄奘記載說:「王城東北山坳,立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燦爛。」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對巴米揚大佛的記載。現在它們消失了,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甚至更加壯麗莊嚴。

後來您在印度去過哪些地方,有什麼令您難忘的事情嗎?

書云:就在我到達印度之前數周,鳳凰衛視播放的大型行走系列片《千禧之旅》剛剛走過印度,這個片子的結論是:印度充滿極端的貧困、極端的混亂、極端的骯髒,令人無法忍受,堪稱人類的悲哀。包括我母親在內的許多親友都勸我放棄這段旅程,但我還是決定自己去看一看。

千禧之年伊始,我從巴基斯坦飛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然後第一站就去了比哈爾邦,這也是我印度之行中最重要的一站——佛陀在這裡悟道,在這裡講經佈道四十九年,最後又在這裡涅槃。玄奘在印度十三年,其中有九年是在比哈爾邦度過的。但是我去的時候恰恰遇上選舉,應該說不是選舉,而且拚命,暴力、衝突、槍殺,各種手段應有盡有。不過,在佛陀證道的菩提迦耶,朝聖者絡繹不絕,我坐在那棵菩提樹下,靜靜地看著這些虔誠的信徒,深受感動,同時也感到,多虧了玄奘的記載,才讓這一佛教聖地,在一百多年前,被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長、英國人康寧漢姆從叢林和廢墟當中發掘出來,再次成為朝聖之地。

自從我踏上印度國土以來,無論何時何處,只要我提到玄奘的名字,上至部長下至小學生,人們都會笑臉相迎。我特地請求印度國家考古局局長開的介紹信甚至都沒有拿出來過。印度人談起玄奘就像談起他們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千四百年後,印度人依然在緬懷玄奘,是因為他幫助印度找回了佛陀、佛教聖地、印度自己的歷史,以及它對人類文明最偉大的貢獻——佛教。

這樣一路下來,您有哪些收穫,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嗎?尤其是在將近二十年後的今天?

書云:當年結束了這段旅程之後,我站在玄奘舍利塔前,回想自己追尋玄奘一年有餘,行程萬里,感慨萬千。這一路下來,我對玄奘的了解從無到有,從虛到實,從歷史到現實,深深地感到,「千古一人」不再是一個紙面上的概念,而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苦難一生的姥姥燒香拜佛,希望往生極樂世界,但這並非佛教的全部。用平常心面對生活的苦難煩惱,對自我的完善,才是終身的修行。一路上遇到的善人、善舉、善意、善知識,無不讓我牢記於心。所以,我最後我起身雙掌合十,向奘公默默致謝。

追尋玄奘西行近二十年後,我依然在路上——修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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