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啟功先生與中國古典文獻學 |【京師學案】

文史 01-23

原標題：郭英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啟功先生與中國古典文獻學 |【京師學案】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啟功先生

與中國古典文獻學

先師啟功先生與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有著不解的因緣。1982年,先生創立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點,並招收了該專業第一屆碩士研究生。1984年,該專業經國務院批准為第二批博士點,1986年招收了第一屆博士生。199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進行學科調整,原擬取消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歸併到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啟先生歷來深感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靈魂」[1](P9),因而上書倡言中國古代文化的教育與傳播不可忽視,傳承與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終於使該學科得以保存。

啟功先生

然而,啟先生對中國古典文獻學這一學科名稱卻一直不太贊同。先生認為自己講授的課程內容都是古代文化方面的一些常識,稱之為「文獻學」,覺得提得太高、太大,實在有些不恰當,不如稱之為「文史典籍整理」更合適[2](P21-22)。早在20多年前,啟先生就風趣地借用「沒吃過豬肉,總見過豬跑」的民諺,對這一學科所涵蓋的內容起了一個更為通俗的名稱——「豬跑學」。「豬跑學」經過先生一些朋友的宣傳與解說,已經成為先生對這門學科的非官方的生動全面的概括[3](P85)。

我生也晚,智也愚,自從1986年考上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有幸忝列啟先生門牆,恭聆教誨。後又因學科建設需要,於1992年、1995年先後評聘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副教授、教授,得以在先生直接指導下,協助培養了多屆碩士生、博士生,薪火相傳。我想,從學理上總結啟先生的學科意識、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發展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這應當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是以撰成此文。

一

博學於文的學科意識

啟先生主張將中國古典文獻學課程稱為「文史典籍整理」,體現出他對文獻學這一學科的定位:學習文獻學,是為了更好地閱讀、整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史典籍,文獻學就是有關閱讀、整理、研究中國古代文史典籍的學問。因此,這一學科所涵容的知識無疑是相當廣博的,實質上是一門「雜學」。

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啟先生為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碩士生講授「豬跑學」。我手頭有一份先生當時的講授目錄:

一、目錄、版本、校勘

二、文體

三、音韻

四、文字

五、詩文聲律、對偶

六、文與史的關係

七、官制

八、行文

九、學和派

十、典故

十一、對聯、聯語

十二、考古

先生在實際講課時,還講授了年代、注釋、宗教等內容。結合先生《〈文史典籍整理〉課程導言》一文[2],我們可以看出先生對這一門課程、乃至這一門學科涉及範圍的總體設想。概而言之,啟先生認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學科內容,既應包括一般文獻學所涉及的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也應包括傳統小學所涉及的文字、音韻、訓詁(包括標點、注釋)等,還應包括文體、寫作、年代、制度、考古等與文史典籍相關的文化常識。先生一直認為,這些內容都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現在閱讀、整理、研究文史典籍的基礎知識。這些內容不研究清楚,就談不上什麼讀懂、理清文史典籍,更談不上什麼研究文史典籍了。

不僅於此,即使是這些豐富的學科內容中的任何一個方面的學習、運用和研究,也都要基於廣博的知識。啟先生談到目錄之學時說:「目錄學的頭一條,那得有極其廣博的知識,不但要有古代的知識,還要有今天的知識;不但要有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而且要有廣博的自然科學知識,這樣才能編輯、整理、判斷、研究,所以是很不容易的。」[3](P88)談到校勘之學時也說:「同樣一本書,這個本子作`天",那個本子作`地",究竟哪個對、哪個錯?這就涉及到許許多多的知識、甚至常識,誰也不知道整理古書時會有多少問題冒出來。」[3](P90)「要校勘古籍,就要知道古籍所涉及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各種規章制度,或者說就是各自的習慣,如果不了解所牽涉的制度、習慣,就會出笑話。」[3](P96)

由此可見,啟先生具有相當明確的「博學於文」的學科意識,這也許正是先生不願以「文獻學」的概念稱呼這一門課程、這一門學科的內在原因。

「博學於文」是中國傳統的人格理想,也是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論語·雍也》篇記載:「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同樣的言論,又見於《論語·顏淵》篇。孔子所說的「文」,包括一切文化知識。顯然,孔子是以「博學於文」作為「君子」的理想人格要素的。《禮記·中庸》記載哀公問政,孔子說:「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而談到「明善」的步驟時,孔子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之中,博學居首。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君子」應該「博學於文」,這給學生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論語·子罕》篇記載:「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論語·子張》篇記載孔子的弟子子夏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於儒家思想的長期流傳,「博學於文」成為中國古代傳統的教育思想,也成為培養「中國式」通才學者的必由之路。

啟先生自身就是「博學於文」的典範。先生在中學肄業後,投師系統地接受了傳統的經史教育和文學教育,培養了豐富的文化教養,堪稱「博雅」,是一位「以全面而廣泛的文化教養為背景的通貫之家」[4](P51)。因此,啟先生「博學於文」的學科意識是包含著自身深切的治學經驗的,我們應該很好地接受這一份遺產。我們甚至可以極言之,能不能培養「博學於文」的通才,這是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是否健康發展的檢驗標準。在今天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學科領域越來越窄,學術研究越來越專門化的時代,提倡「博學於文」的學科意識,無疑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

二

融會貫通的學術思想

中國古典文獻學應該是一門「博學於文」的學科,但這種「博」,並非雜燴一鍋,稀里糊塗,其中自有一以貫之的精神思想在。我們看到,正因為以「博學於文」為宗旨,因此啟先生的學術思想就具有融會貫通的鮮明特徵。

融會貫通,簡稱「會通」。鄭樵《通志總序》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5](P1)他在《上宰相書》中又說:「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6](P37)要言之,「會」是涵容,「通」是縱貫,合而觀之,會通者,融匯百家、上下古今之義也。所以鄭樵《通志總序》稱道孔子:「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5](P1)。這是對嵇中散《學箴·序》所謂「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的最佳解釋。中國古典文獻學既然是一門「博學於文」的學問,既然是成就「中國式」通才學者的必由之路,又怎能不以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思想為核心呢?

《通志總序箋》

我認為,啟先生融會貫通的學術思想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即雅俗兼通,古今打通,中西融通。

中國古代的文獻學,一直都以雅文化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尤其是以儒家經典研究為主。因此,傳統的文獻學,說穿了,不過是經典文獻學,是經學的一個分支。文獻學的這種學術格局,在現在出版的許多冠以「中國古典文獻學」之名的著作中仍然可見一斑。而啟先生則一反常規,超逸傳統,明確地主張將廣袤的俗文化納入文獻學研究的視野。在先生的文獻學研究對象中,不僅有經、史、子、集等雅文化傳統的文獻,更有白話小說如《紅樓夢》等,俗曲雜謠如敦煌變文、子弟書、岔曲等,還有《杜家立成雜書要略》、買物券等應用文字。總之,啟先生的學術研究涉及各種雅俗文化,幾乎無所不能及,無所不能達。

而且,在啟先生的學術思想中,雅文化和俗文化本身是兼通並容的,共同形成一種整體的學術思維方式,用以得心應手地解讀中國古典文獻。例如先生撰《款頭詩》一文,引孟棨《本事詩》記載白居易嘲笑張籍作「款頭詩」,以《唐摭言》卷十三「矛盾」條為證,說明「問頭」與「款頭」同義;又以《劉賓客嘉話錄》、敦煌所出失名《唐太宗入冥記》小說為證,說明「問頭皆所問之話頭,乃審訊時法官提出以令被告回答之問題也」;最後以明代清平山堂所刻話本《雨窗集》中《花燈轎蓮女成佛記》為證,說明有時也「稱禪語機鋒之問話為問頭也」[1](P165-166)。全文雅俗文獻,兼容並舉。又如先生考辨所謂范寬的雪景山水圖是偽作時,指出:「范寬名中正,字中(仲)立,性溫厚,所以當時人稱他為`范寬"。可見寬是他的一個諢號。正如舞台上的包拯,都化裝成黑臉,小說中便有`包黑"的諢號。有農村說書人講包拯故事,說到他見皇帝時,自稱`臣包黑見駕",這事早已傳為笑談。」[1](P92)以世俗說書為例,說明古畫作偽之跡,運用之妙,恰到好處。這些活生生的事例,既體現出先生兼通雅俗的文化修養,也體現出先生兼容雅俗的學術思想。

啟先生治學,還一貫主張古今打通,不為時代所限。古今雖有時代的睽隔,卻無文化的河漢,誠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先生無論是考辨古代的文學藝事,還是論證現代的世事人情,往往不是就古論古,或就今論今,而是以今視古,以古證今,極古今之變,通古今之道。例如在《記漢〈劉熊碑〉兼論蔡邕書碑說》一文中,先生說:「在敦煌發現的寫本中常見有許多`應用文"的成篇樣本,有如後世的《留青集》、《酬世大全》等書,是預備給撰寫人模擬甚至抄用的。因此我很懷疑漢代撰寫碑文的人已早有一套這種現成程式,或說是`夾帶"、`小抄",用時一抄,加上碑主的姓名就夠了。」並且更進一步說:「其實不僅劉熊一個碑如此,也不只漢碑中如此,凡是封建統治階級自吹自捧的文字,實際上大都如此的。」[1](P114-115)以後世之文,證前代之事,以漢代之碑,論歷代之文,先生上下古今的學術眼光,實非常人所能及。

啟先生從文獻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也與眾不同,「由於他個人的出身和經歷,對旗人的家庭生活、風俗禮節,了如指掌,因而對《紅樓夢》中人物間的關係———特別是細微處,理解深刻。比如他談到,旗人家庭,小叔子和嫂子可以較為隨便,所以寶玉和鳳姐見面,有時候糾纏一陣。有人說這兩個人有特殊關係,其事之有無,可置之不論。不過曹雪芹這樣寫是符合當時的習慣的,這些描述不足以作為上述懷疑的證據。」[7](P157)先生對《紅樓夢》一書中的年代、地方、官職、服裝、稱謂及其他生活細節、生活習慣等的發微,之所以能夠洞若觀火,不正是因為先生在學術研究中融入自身的豐富知識和切實體驗嗎[8](P277-308)?

啟先生還談到,駢文、八股文現象的至今「依然如故」,這是他發奮研究漢語特徵的原動力之一[9](P5)。正是因為打通古今,先生往往能夠自然而然地引領學術前沿。正如童慶炳先生所說的:「啟功先生的關於漢語文學語言特點的論述,可以說是很『現代』的。他從實際出發所得出的結論,恰好具有現代文學理論學術的前沿性。」[10](P20)

《說八股》

啟先生生前,每每以英文不好為憾。但先生是在20世紀初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年代裡成長起來的,對「中學」既有深切的摯愛和豐厚的積累,對「西學」也有透徹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因此先生的學術思想既不守舊,也不趨新;既對「中學」的積弊瞭然於心,也對「西學」的缺陷洞若觀火。和一般學貫中西的學者不同,先生大抵是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的,或者說以中學為本,而兼采西學。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無疑是先生一生立身行事、立言行文的根本,而西方新近的學術思想則是滋潤先生學術思維的雨露。正如先生所說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某些方法上,『借英鑒漢』,又有何不可!」[9](P2)比如先生多年潛心於漢語現象問題,並非受西方現象學的影響,而是根基於中國傳統的重現象、重直觀的思維方式[11](P83-88)[12](P173-217)。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啟先生有很多別出心裁的學術思想,竟然與西方現代學術思想潛相交通。例如,現代西方符號學盛行一時,先生雖對符號學沒做過什麼研究,卻有著與符號學若合符契的學術思想。在《談詩書畫的關係》一文中,先生說:「與其說『書畫同源』,不如說『書畫同核』,似乎更能概括它們的關係。」「而所謂的『核』,也就是一個民族文化藝術上由於共同工具、共同思想、共同方法、共同傳統所合成的那種『信號』。」[8](P230-232)先生這裡所說的「信號」,不就是西方學者所論的符號嗎?又如,西方語言學研究歷來是人文科學研究的先導,先生對用「葛朗瑪」來研究漢語的方法頗有非議,但是先生對漢語現象的關注,對漢語現象與漢語詩文寫作、文化思維之間關係的關注,卻走到了世界學術的前沿。《漢語現象論叢》一書「對漢語的研究主要是對傳統語文研究的繼承和發展,但令人意外的是暗合了國外語言學研究的路子。他對口語及語音的重視,使人聯想起盛極一時、至今仍影響至深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它也是在口語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3](P72)

在學術思想的最高境界上,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應該是可以相融相通的。啟先生這種中西融通的學術思想,對我們今天進行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學術研究,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三

無徵不信的研究方法

啟先生自言:「年逾二十,始受教於勵耘先生(按,即陳垣先生),獲聞學術流別及考訂之學,得知無徵不信為立言行文之根本。」[8](前言)的確,文獻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立言行文之根本」,就是無徵不信,實事求是,這是我國治學的優良傳統。

所謂無徵不信,其要在一個「征」字,即充分地佔有材料,切實地運用材料,以進行實事求是的文獻研究、文本研究。舉凡考訂文字,辨證文獻,鑒定字畫,啟先生都繼承了陳垣先生的治學傳統,無不儘力「竭澤而漁地搜集材料」[1](P9)。先生所搜集的材料既有與研究對象直接相關的「本證」,也有與研究對象間接相關的「旁證」;既包括流傳的文獻資料,也包括出土的碑刻資料。因此,先生的研究文章,無不旁徵博引,以資料翔實,議論精嚴著稱。

如清末李文田在汪中所藏定武本《蘭亭帖》之後作跋,以此帖與《世說新語注》所記文字不相應為由,疑王羲之《蘭亭集序》為後人假託之文。先生撰《〈蘭亭帖〉考》一文,先用大量「本證」,證明今傳《蘭亭帖》乃王羲之的草稿,而「古人文集中所載,與草稿不相應和墨跡或石刻不相應的極多。且注家有對於引文刪節的,也有節取他文或自加按語補充說明的」,因此李文田的論斷「在邏輯上,殊難成立」。續用大量「旁證」說明:「三代吉金,一人同作數器,或一器底蓋同有銘文,其文互有同異的很多;韓愈的文章,集本與石刻不同的也很多;歐陽修《集古錄》,集本與墨跡本不同也很多,並且今天所見墨跡各篇俱無篇題;蘇軾《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二首,流傳有草稿本,前無題目,第二首末較集中亦少二句,蓋非最後的定稿。翁方綱曾考之,見《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九,這都是金石家、文學家所習知的事」。有此精確的本證與豐富的旁證,《蘭亭集序》非偽作,自成定論。但先生仍興猶未已,進而推論李文田之所以致誤的原由,指出:「於是再讀李跋,見末記此為浙江試竣北還時所書。因憶當日科舉考試,雖草稿也必須寫題目,稿文必與謄正相應,否則以違式論,甚至科以舞弊的罪名。我才恍然明白李氏這時的頭腦中,正糾纏於這類科場條例,並且還要拿來發落王右軍罷了!」[1](P44-47)全文引證豐富,論述細緻,具有雄辯的邏輯力量。

重視出土文獻與考古發掘來研究歷史文化,這是清代樸學家古文獻研究的一個優秀傳統。如錢大昕就特重「金石之學」,認為:「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14](卷二五)而以書面之文獻與地下之文物互證,更是王國維以降行之有效的學術研究方法。啟先生在這方面又有所突破,他於碑刻資料之外,還獨具慧眼地拈出法帖資料,作為歷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早在1961年,先生就撰寫了《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一文,「在當時古典文學研究中不啻為空谷足音」[15](P153)。文章明確指出:「古代銘功紀事的石刻(包括墓誌題名等)稱為碑,尺牘書疏(包括詩文捲軸等)稱為帖,也即是簡帖的帖。把簡帖摹刻上石,也稱為帖。」而碑帖中關於文學史的資料,大約可分為三類:「一、文學家所書自己的文學作品;二、書家所書他人的文學作品;三、有關作家和作品的考證資料。」這些材料大約具有四項作用:「一、作品的校勘;二、集外作品的補編;三、作家、作品的史實考證;四、創作技巧的研究。」[8](P213-225)文章就這四個方面列舉了大量事例,舉證詳明,考辨精當,充分體現出先生運用碑帖資料研究古代文學的獨詣之處。由於先生精於書畫之學,因此這種成功的研究事例在在皆是。這裡僅再舉一例,以概其餘。世傳文徵明原名璧,實誤,因其兄名奎、弟名室,都用星宿名,且字均從土不從玉。對此,清同治時吳縣葉廷琯《鷗陂漁話》卷一《文衡山舊名》已有詳考。而啟先生復以香港劉均量虛白齋所藏文徵明小楷書《落花詩》真跡為據,指出其署名皆為文壁,此案遂成鐵證[1](P38-39)。

其次,啟先生的「無徵不信」,還表現在分析材料、解讀材料時具有一種獨特的眼光,既有廣泛的覆蓋面,又有深邃的穿透力。

啟先生在進行文獻研究時,善於運用自身豐富的知識儲備,訴求於極為廣闊的知識領域,因此不僅能從有材料處廣泛搜集材料,還能從無材料處發現人所未見的材料。從有材料處廣泛搜集材料,其例甚多。如先生說:「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稱作『某』的,都是旁人記述這個人的話。因為古代人常自己稱己名,沒有自用『某』字自作代稱的。我們從古代人的書札或撰寫的碑銘墓誌的搨本中,都隨處可以見到。」[1](P88)以此為據,便可斷定明人張丑《清河書畫舫》書中抄錄的北宋米芾《寶章待訪錄》確是偽作,也可斷定南宋張即之書《汪氏報本庵記》實非真跡,因為這兩件古法書都從一個「某」字上露出破綻來。至於從無材料處發現人所未見的材料,更是先生學術研究的高妙之處。例如有人以文徵明書《落花詩》卷末未蓋印章,便判定其為偽品。而先生卻指出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寫成後還未蓋印就被別人拿走了;二是自己感覺有不足之處,再為重寫,這卷暫置一旁,所以未蓋印章。」而文徵明書《落花詩》卷末未蓋印章當為第二種可能,這是因為此卷中徐禎卿等人的詩題中都稱「石田先生」,而文氏自己的十首詩題卻只題「和答石田落花十首」,分明是寫漏了「先生」二字。又最後一首詩第三句「感舊最聞前度(客)」,寫漏了「客」字,補寫在最末句之下。先生認為:「任何人錄寫詩文,不可能絕無錯字漏字時,所以沒有的,只是不把有錯漏字的拿出來而已。

這類事如在其他文人手下,本算不了什麼問題,而在平生拘謹又極尊師的文徵明先生來說,便應算是一件大事。所以寫完了一卷,不忍棄去,又不願算它是`正本",便不蓋章。」[1](P39)先生基於自身藝術實踐的體驗,對古人行為作真切的體會和細心的發覆,的確非常人可及!

啟先生研究文獻時,往往不是以運用罕見的材料解決問題見長,而更多地是以運用常見的材料解決問題取勝。這也得自於陳垣先生的真傳:「所謂佔有材料,並不是指專門發掘什麼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張找人所未見的什麼珍秘材料,而是說要瞭解這一問題各個方面有關的材料,盡量搜集,加以考查。在人所共見的平凡書中,發現問題,提出見解。」[1](P9)先生的古典文獻研究,便鮮明地體現出這一特點。例如,先生指出:「解釋詩文,必按某本所出某字,不宜主觀地隨便改字,這是著書、注書的人共同信守已久的原則… …名人詩中字句,並不是易講者即壞,而難講者即好。只是要『名從主人』、『字從版本『而已。」[1](P136)研讀古詩文,不必去刻意地追尋什麼古本、秘本,而首先應以習傳本為據,運用歷史文化常識,考察它是否符合常理。例如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第一句「城闕輔三秦」,通行本作「輔三」,別本作「俯西」。先生列舉習見的旁證,如《左傳》所謂「京城太叔」,杜甫詩「城闕秋生畫角哀」等,舉重若輕地說明「城闕」的確可指「登樓所見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稱[1](P135-139)。這樣就將不太好講的詩句講清說透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再次,啟先生的「無徵不信」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不迷信古人,不迷信古本,不信守死材料,而是識高心細,善疑發覆。正如鄭樵《通志總序》所說的:「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5](P1)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和基礎,在學術研究上,有時候甚至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具有更高的價值。

啟先生讀書,目光如炬,心細如髮,常常能疑事所當疑之處,發人所未發之微。如蘇軾獄中寄子由詩第一首結句:「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世行諸本皆如此,啟先生卻不襲故說,認為:「以文義揆之,世世俱為兄弟,此非東坡所能知,如為預祝之詞,則下句應言`願結"。佛家因果之說,謂有今之因,乃有後之果,而後之果,又為再後之因焉。詩意蓋謂今生既為兄弟,此果也,又將成為來生再為兄弟之因。此雲世世,竟成已知之數,又何用下句乎?」因此疑兩「世」字中前一字當有誤,或當為「此」字。後友人劉尚榮代查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顧注蘇詩》,果作「此」字。又東坡《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啟先生認為次二句文義殊費解:「`賦詩必此詩",謂每作一詩其字句必相同耶?則此人第二次所作,乃重抄第一次舊作,並不成為作詩矣。如其人欺讀者,聽者之不知其有第一首,而竟以舊作,累充新作,則其人非獨不成其為詩人,直是鮮恥之徒矣。」因疑當為「賦詩必此語,定知非詩人」。雖檢宋本此首,仍如其字,但啟先生仍然認為:「即使天壤眾本,皆刻`詩"字,亦難釋其可疑之理焉。」[1](P181-183)

綜上所述,啟先生運用無徵不信的研究方法,不僅得心應手,掉轉自如,還匠心獨運,自成一家。先生曾說:「時人用時法,操縱在己,故得左右逢源;後人效前法,體貌因人,易致按模脫墼,於是定型出而流弊見矣。」[1](P276)先生在古典文獻研究方面,不正是「操縱在己」而「左右逢源」嗎?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啟先生以博大精深的學問,一生致力於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卓越成就。無論是博學於文的學科意識,是會通化成的學術思想,還是無徵不信的研究方法,都體現出啟先生作為一位當代著名的文獻學家,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做出的突出貢獻。這份珍貴的遺產,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

2005年7月26日,正逢啟先生誕辰,不才小子,謹以此文敬祭於先師在天之靈!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總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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