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顧順章滅門案當事人中共特科成員洪楊生
來源｜公眾號「書齋閑話」
作者｜吳基民
1982年春天，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機關，搞落實政策工作。此刻，黨中央撥亂反正的方針大計已定，要求落實各項政策的人真可謂數以千萬計。我每天接待來訪，查閱來信，上門家訪，忙得精疲力竭。一天，辦公室主任給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後上門到寫信者家理去一趟。我漫不經心地翻開這厚厚一疊信紙，才看了兩頁，就被信中所敘述的內容深深吸引住了。
寫信者叫洪揚生，是一個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以後擔任過黨中央的政治交通員。1928年11月，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叄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中央的政治保護工作；特委下設中央特科，由顧順章負責。特委是訣策機構，特科是行動機構，就好比一個人，特委是頭腦，特科是人的手和腳。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揚生便調入特科，擔任特科一科的負責人。
1930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進行的每一件政治鋤奸案，幾乎都能見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親自參加了由周恩來（黨內又稱伍豪、周少山等）、康生（當時名叫趙容）所直接指揮的處置大叛徒顧順章的事件……
青年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
1930年前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多事之秋。
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黨中央各機關陸續搬遷到了上海，黨的工作實際上分成了蘇區工作和白區工作兩部分。蘇區工作即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導的中央蘇區，許繼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賀龍、周逸群等領導的湘鄂西蘇區等；白區工作即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地下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和其它革命活動，但黨的工作中心無可爭議地是放在白區的。黨的六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蘇兆徵、周恩來、蔡和森、項英，無一例外，都留在白區。由十四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餘都在白區，而且幾乎都住在上海。
……
（然而後來）整個蘇區的大潰敗大搬遷，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中共上海地下黨經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麽嚴峻的考驗，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經驗，並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獲得了大發展，為什麽一夜之間會發生這麽大的潰敗？這無無的事件環環相扣，顧順章事件是非常關鍵的一環。但僅就顧順章事件而言，他是什麽時候被捕的？他是怎麽叛變的？是誰第一個將他被捕的消息密報給中央？地下黨中央在誰的主要領導下又採取了一些什麽措施？顧順章最後又是怎麽死的？迷霧重重，諱忌莫深。自然，這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當事者實在是倖存無幾了……
我懷著濃厚的興趣拜訪了洪揚生。
就連上海人也不會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驕傲的南京路的一側、在大上海最繁華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會有如此破敗的房子──一條極其雜亂的馬路，一條極其骯髒的巷弄，一座極其破舊的小樓。我沿著漆黑一團而又陡峭狹窄的木樓梯，手腳並用爬到一層半的所謂亭子間，門開著，一股濃烈的酒氣夾雜著其它難聞的氣味撲面而來。我在樓梯口朝屋內打量了一下，不過四。五個平方米的房間，擱著一張木板床，好像連桌子板凳也沒有，一個滿臉鬍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頭，手裡還拿著一瓶劣質燒酒。我向他說明來意，他混濁的眼睛裡閃出如同鷹隼一般的光亮，但不過一眨眼的工夫又熄滅了。他滿臉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聲音混濁地嘀咕了幾句，好像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掏出工作證，他接過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殺了顧順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兒……
顧順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顧順章直接領導的，絕大多數人與顧順章共事多年，顧順章極為熟悉，對許多人的老婆孩子親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處於極度困難的境地里。周恩來召集他們親自對他們講：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證……
周恩來會說這樣的話？我極為驚訝。以後探訪也在特科工作過的顧順章的妻舅張長庚，他也認為好像是聽別人講起周說過這樣的話……我細細一想，豁然開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紅隊的人，均為工人出身，對黨忠心耿耿，對朋友一片赤誠，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沒有其它專長。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離開上海這個環境連生存下去都有困難，周恩來的這個決定，實在是非常實事求是的……
為了免遭顧順章的報復，紅隊的許多人還是離開了上海投親靠友。李龍章就是在武漢被顧順章抓到供出了顧順章一家被殺之事，釀成了轟動上海輿論界的所謂「愛棠村」事件，引出了《申報》上「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的啟事……
作為特科一科科長，洪揚生轉移到了中央蘇區，紅軍長征時被俘，做過一段時間國民黨的「特務」，以後長期失業，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興沖沖地跑去找潘漢年。
1931年初潘漢年從江南省委調中央特科，與洪共過事。「潘漢年應該曉得周恩來的布置和承諾」，洪揚生一再強調。但潘漢年敷衍了幾句，將洪推出門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揚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來安置在工廠勞動；1958年再次被捕，陸陸續續關到1974年，始終沒有被判過刑。
潘漢年，中共著名作家、間諜、上海副市長，後以「內奸」罪嫌逮捕蒙冤而死，1982年獲得平反
「潘漢年不是個東西！」洪揚生狠狠地罵道。以後我採訪過許多人，都聽到過這樣的抱怨。比如當年在上海曾撫養過毛澤東的叄個兒子，以後又護送美國記者斯諾赴延安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也曾這麽抱怨過。潘漢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覺，長期以來自己又有一塊大的「心病」，他曉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對於這許多事應該如何妥善處置。他絕不是一個與人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時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腳，他命運悲慘，但許多活著與死去的人並不因為他命運悲慘而同情他！這實在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李強替我作了證明！」洪揚生如是說。1929年底，由於蘇區的擴大，上海地下黨中央迫切需要加強與各蘇區的電訊聯繫，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到處寫信、寫材料、寫特科的點點滴滴……
擔任外貿部部長時的李強同志
有一封信轉到了李強手裡，李強作了批示，改變了洪揚生餘生的命運。他進了上海文史研究館，總算有了一個幸福的晚年，但有一個條件，他所寫的一切材料都得轉交抬中央有關部門……
門依然關著，但正是從洪揚生開始，我萌發了要寫一部關於顧順章事件的紀實作品的念頭，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經可以撥開迷霧，將歷史袒陳在讀者面前，不管這歷史是醜陋的或是美好的。因為歷史就是歷史，它不應該由人隨意編造。
洪揚生是一個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以後擔任過黨中央的政治交通員。1928年11月，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叄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中央的政治保護工作；特委下設中央特科，由顧順章負責。特委是訣策機構，特科是行動機構，就好比一個人，特委是頭腦，特科是人的手和腳。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揚生便調入特科，擔任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0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進行的每一件政治鋤奸案，幾乎都能見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親自參加了由周恩來（黨內又稱伍豪、周少山等）、康生（當時名叫趙容）領導的特科。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負責中央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別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務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特委是決策機構，下設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洪揚生（一九二四年入黨）為一科的負責人，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負責人陳賡；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譚余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長；四科是後來才成立的，是電訊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親自參加了這場殺光顧順章全家的滅門案。
當時《申報》的報道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与，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洪揚生親自殺了顧順章的妻子，還安排把顧順章七歲的女兒送去浦東，後來下落不明。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叄、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鋤奸」的戰果。當時鬨動了整個上海。
目前上海餘慶路，最左為110號（當年案發的33號），最右為102號（當年案發的37號）
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證……」
洪揚生後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被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特務，大概沒有立功表現，後來長期失業，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領導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因為他知道周恩來作過的上述指示。但潘漢年敷衍了他幾句，就將他推出門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時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廠勞動，五八年再被捕，一直關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為保衛革命領導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當然怕他嘴巴不嚴，亂講話，而對他實行「專政」，但沒有把他滅口。文革結束後，由當時擔任外貿部長的李強作證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館，每個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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