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漢籍中的中國文化

原標題：域外漢籍中的中國文化

中華典籍可謂汗牛充棟，但收藏是個大問題。自秦以後，國家或私人的藏書機構幾乎代有所建，卻要經受兵燹、火災、禁書、焚書等天災人禍的種種「書厄」洗禮，致使不少典籍亡佚。於是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們挖空心思像埋藏珍寶一樣把典籍藏在影壁里、墓穴中或洞窟內，簡直傷透了腦筋。當然，歷代皇帝也不都像秦始皇那樣對百家典籍心存偏見，必付之一炬而後快，每當太平盛世，則常有徵書、藏書之類的善舉。再者，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痴迷經典的人們也在鍥而不捨地傳抄和刊刻。從而，使大量書籍還是留存下來。除此之外，中華文化的傳承還有一個特殊領域值得關注，就是域外漢籍。

中華典籍向域外流播的途徑五花八門。有時，中國以泱泱大國的文化中心地位向周邊屬國、鄰國賜書、贈書；有時，外來使者或文人來華求書、購書；也有些披著「文化商人」外衣者連偷帶捎把中國典籍作為獵物偷運到海外。不幸之幸的是，在那些遠邦異國往往倒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常常能夠留存一些中土絕跡的佚書。清代著名藏書家鮑廷博在編輯《知不足齋叢書》時，就收集了不少來自日本而在中國亡佚的儒家經典。近代以後從域外收集的戲曲小說佚書更是不勝枚舉。1920年，葉恭綽在倫敦一個小古玩肆中購得《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使人們得以一睹早期南戲真面；1947年，王古魯等自日本內閣文庫抉剔爬梳，把多被清代列為禁書的「三言」「二拍」收集齊全；上個世紀末，旅法學者陳慶浩又在韓國奎章閣發現了《型世言》足本，填補了古代白話小說史上的一個空白。這類不時湧現的新收穫，不斷激起人們的海外淘金熱情，書海拾貝，求諸異邦，每有所得，倍加珍惜。

域外漢籍還包括外國人用漢語寫的作品，當數朝鮮最為豐富。中朝兩國領土相連，關係密切，來華使節不絕於途，其中多有醉心中華文化的飽學之士。而且他們勤學好問，除了大量購書之外，還用漢字寫了大量的訪華記錄，總稱《燕行錄》，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外國文人記錄中國的超大型文庫。近來，隨著一部部書稿的整理問世，不斷給人們帶來意外驚喜。劉順利先生整理的《薊山紀程》中，海東文人李海應記他自朝入境行至瀋陽時，竟與參與續寫《紅樓夢》的程偉元邂逅並有詩歌唱和，引起當代紅學家們的極大興趣。

筆者最近研讀高麗時代著名文人李齊賢的詩稿時，發現他在大都與元代著名文人趙孟兆頁、張養浩、元明善等人的多首唱和詩，雖未記下交遊細節，但中外文人藹然相對的情景如在眼前。更令我關注的是那些與天津相關的記載。不止一部作品寫到了「薊州煙樹」的美景：「北望薊州，白塔挺立於煙柳間。」「自此南望，樹木浩渺，煙霧集翠。上下百餘里之間，天與野一色相接。林樹村閭，渾入煙波中。望之若島嶼出沒，無數帆檣往來其間。」真不愧為「皇都八景」之一啊！順利先生導讀的《王朝間的對話》，詳記了朝鮮引領使金允植1881年率領一個龐大代表團來天津，與李鴻章等會談「洋務」的經過，其政經、歷史價值自不待說，更吸引天津老鄉眼球的是書中所記當年海光寺的建築與佛像、紫竹林的外國館驛、嚴復主持的洋文考試、天津的年俗與風尚以及他們白晝被搶的遭遇等等有關地貌民風的內容，因為它們豐富了津沽文化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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