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動態】 國際主流學術與中國歷史現實：中國經濟史理論的創新——李伯重教授在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原標題：【學術動態】 國際主流學術與中國歷史現實：中國經濟史理論的創新——李伯重教授在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

來源：華東師大人文社科微信號

智編導讀

2017年12月，經過海選提名、專家推薦、學者票選及21位專家會議評審等程序，在確保全程實名制,公平、公正、公開的條件下，歷經學術共同體的嚴格評審後，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等5部作品榮獲華東師範大學第四屆思勉原創獎。以下是李伯重教授在頒獎儀式上的講話。

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非常榮幸，在這裡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些我在研究方面的看法，這些看法當然是與獲獎這本書有關的。

我的職業生涯可能和科技大學有緣：我先後在清華大學、加州理工學院、香港科技大學這些著名的科技大學教書，而在這些學校里，上課、講演都用PPT，我也受到熏陶，養成了PPT依賴症，不用PPT就不能講話。所以為今天的講演，我也做了PPT。

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即：（一）創新是學術的生命；（二）什麼是創新？如何創新？（三）中國的早期工業化理論：國際主流學術與中國歷史現實的結合。下面，我就依序陳述。

一、創新是學術的靈魂

思勉原創獎，重在原創。原創就是創新。創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Mass Flourishing：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一書中說：「一個民族的繁榮取決於創新活動的深度和廣度」。該書第一章《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之源》第一節即以《創新、活力與增長》為標題，並說：「任何創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創（概念構思和開發），又涉及其試點應用」。

我們中國現在特別需要創新。總體來說，我們雖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即使在科技上，也還處在學習和模仿的階段，自己真正的創新還不多。費爾普斯引用了德國十九世紀著名數學家克萊因（Felix Klein，1849-1925）的名著《19世紀數學發展講義》（Vorlesung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k im 19）中的一段話作為該書第一章的引言：「出色的生產率的秘密在於不斷發現新問題並掌握新規律，從而取得新結果、建立新關聯。如果沒有新觀念的湧現、新目標的設定，數學研究的內容就會枯竭，並很快在機械的邏輯證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滯。從這個角度看，對數學研究貢獻最大的人是那些以直覺而非嚴密證明而著稱的人」。也就是說，自然科學必須要依靠創新。那麼人文學科又如何呢？

我從事史學研究。史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學科，特別是我們中國，從先秦到今天，史學一直連綿不斷。為什麼這個學科能夠存在幾千年，就在於它在不斷創新。著名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談到史學危機的問題時說：「我們希望繼續存在的發展，靜止等於死亡」。這句話深刻地體現了史學的生命力在於創新。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說：「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希爾（Christopher Hill）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新的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 由於史學需要不斷重寫，所以也需要不斷創新。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看到：至少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 國際史壇上「新史學」運動連綿不斷。從19世紀中後期蘭克（Leopold von Ranke）提出的「科學化歷史」（Scientific History），到20世紀初期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提出的「新史學」（new history），再到20世紀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學」（Nouvelle histoire），運動一波接一波地出現。每一波「新史學」，都認為現有史學有重大缺陷，必須改進，必須進行「史學革命」。在中國近代，自二十世紀伊始以來，「新史學」運動也連續不斷，這個口號的是梁啟超在1903年第一次提出的。接下去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的興起（見德里克的《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以後又是新中國的「革命史學」（但是到了1958年的「史學革命」後走偏了，成為階級鬥爭史學，「文革」中更發展為影射史學）。到了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海峽兩岸都出現了新一波的「新史學」 。台灣《新史學》雜誌於1990年問世，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辦的《新史學》集刊也於2007年創刊。到了本世紀，更新的「新史學」仍然不斷出現，比如全球史、加州學派、華南學派、新清史等，表現了在不同領域中的歷史學家希望創新的意念和努力。「新史學」之所以不斷出現，是因為大家深有同感：現在的史學不能為我們提供對過去的最好解釋，所以必須改進。

剛才我在獲獎感言中提到英國歷史學會主席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說的一段話，他的原話是：「近十五至二十年來歷史科學的進步是驚人的事實」，但是「根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歷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歷史學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由於這種情況，「歷史學已經到達決定性的轉折時期」。但是，「歷史學已經到了轉折時期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它必定會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也不一定意味著它有能力抵制住誘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這種狀況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歷史學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因為「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即「歷史學家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並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因此，歷史學家要使這個學科獲得生存發展，使這個學科成為受到社會的敬重，就一定要創新。在我的研究專業經濟史中，凱恩斯和哈耶克都說得更清楚：新創意是經濟史的推動力。

二、什麼是創新？如何創新？

什麼叫創新？凱恩斯有一句名言：「主宰這個世界的是思想而非其他」。創新首先就是思想的創新，所以費爾普斯說：「任何創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創（概念構思和開發），又涉及其試點應用」。

在西方，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被稱為「創新之父」。他和凱恩斯被認為二十世紀世界上兩位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根據熊彼特的說法，創新包括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組織創新。通過這些創新，為社會提供新的產品滿足社會新的需求。熊彼特的這個理念，也適用於史學的創新。史學中的創新，包括史料、方法和理論的創新。史學和文學、哲學不同，史學研究必須以充分、翔實的史料為依據。在史料方面，今天發生了巨大變化，勒高夫說：歷史學今天正經歷著一場「資料革命」，這一革命與新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個史料革命包括「文獻資料爆炸」和多元史料體系，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史料，在數量上是以往學者能夠看到的史料的N倍。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以稱為「新史料」。這些新史料的大量出現和繼續大量出現，使得我們能夠看到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歷史面相。

除了新史料，還有新方法和新理論。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里倡導史學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史學 「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其他學之關係。因此「新史學」研究應當「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說：「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何茲全先生也強調：「史學理論在歷史學科領域裡應該起領先地位的作用」。然而，正如吳承明先生所言：在歷史研究中，一切理論，都應視為方法。既然沒有亘古不變的方法，當然也就不會有亘古不變的理論。

要創新，就要使用新方法、新理論。這些新方法和新理論從哪裡來呢？一個人不可能關在房間里自己拍拍腦袋就想出來。費爾普斯說：「一個人如果經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會或今天的全球經濟中產生的新思想，他產生新創意的能力也會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絕起來的個人或許能在某些時點上突然產生一些創意，但此後就少有了。經濟學家兼小說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用魯濱孫的例子告訴我們，如果不能從社會中獲取靈感，一個人能產生的思想少得可憐」。列寧說過：「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真正的創新，必須以人類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財富為基礎。

學術沒有國界，不管是誰創造出來的，都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所以我們看到國際主流學術存在的一些問題時，也要預防另外一個趨向，即所謂的「義和團心態」。只有充分利用全人類幾千年創造的全部知識，才能夠創新。

我是做中國經濟史的。中國過去只有食貨學，沒有經濟史學。中國的經濟史學是1903年以後才有的，，是從西方引入的。中國經濟史學所依賴的學術基礎，不管是西方的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都是外來的。因此中國經濟史學從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變化的重大影響。只有進入國際主流學術，才能從中汲取我們所需要的學術資源。應當強調：國際經濟史學的主流學術本身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淵源與西方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它在長期的發展中也在不斷地「科學化」，而真正的科學化意味著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於國際主流學術具有這種兩重性，因此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充分運用其合理部分，同時對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進。

三、中國的早期工業化理論：國際主流學術與中國歷史現實的結合

我在進行中國經濟史研究時，力圖把國際主流學術與中國歷史現實結合起來。

我們常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三十年（1949—1979年），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在接下來的近四十年（1979—今）中，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在1980年代，中國學者對前三十年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從而開啟了改革開放大潮。最近，許多學者提出要對1979年以來的四十年進行反思。首先提出這個口號的是科學家。清華大學的副校長施一公就大聲疾呼：「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地開始了」。要進行「深層次思考和變革」，就「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因此，進行反思是時代給我們的要求。

著名經濟學家柏金斯（Dwight Perkins）說：「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隨後橫掃歐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蘇聯陣營）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時間，才是這些地區實現工業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水平。而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倘若能夠繼續下去，將在四五十年內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業化世界中」。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

這個經濟奇蹟當然不會憑空發生，而只能在中國過去留給我們的基礎上發生。我們過去看中國近代經濟的變化歷史，主要用的是「衝擊-回應」模式。這個費正清提出的模式，成為國際學界的主流看法。根據這個看法，在西方到來之前的中國經濟是「傳統經濟」，不可能出現近代轉型。只有在西方的「衝擊」下才會做出「回應」，從而走向近代經濟。吳承明先生對此做了詳細的敘述：「二次世界大戰前，在國外，曾流行一種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理論。這種理論，多是基於西方資產階級的偏見，也有的是出於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誤解。其結果，都是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中國的近代化，寄望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在六七十年代，在國外，主要在美國，隨著發展經濟學的流行，又出現多種關於舊中國的『不發展經濟學』。其中有些理論如『傳統平衡』（Traditional equilibrium）的理論，『高度平衡制約』（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論，實際是停滯論的翻版。因『平衡』失去內部動力，中國經濟的『起飛』或打破平衡，就只有依靠外國資本主義到來了」。這個理論當然不對。中國經濟史學界在過去幾十年中提出了「資本主義萌芽」論和「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應當說是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論，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兩個理論是重要的創新，但仍然有很多問題不能解決。

把近代早期的中國各地經濟一概視為「傳統經濟」是出於一種對於近代經濟轉型的過時認識。過去人們通常把近代經濟理解為工業革命之後的那種經濟，而工業革命則被視為一個18世紀突然發生的歷史現象。因此近代經濟轉型，就是近代工業化。經過近代工業化，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型為新的工業社會。然而，較新的研究表明：工業革命並非一個局限於某一時期中的現象，而是一種持續的現象。奇波拉（Carlo M. Cipolla）認為：工業革命乃是18世紀以前700年來發生的歷史變化的最後階段。布羅代爾則將工業革命稱為二重奏：英國工業革命「既是一系列急劇的事件，也是一個顯然十分緩慢的過程」，是「一支樂曲在兩個音域的同時演奏」；「工業革命至少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普通意義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見的一系列短時段變革；它也是一個漸進的、不露聲色的、往往難以辨認的長時段過程」。

工業革命以前的工業發展，在西方有不同的說法，如中世紀工業革命、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工業化之前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等等。這些理論也被用到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但都有缺陷。我針對其缺陷和明清江南（即長江三角洲）的事實，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即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理論，也就是獲獎的這本書的題目。

從早期工業化理論出發，近代經濟轉型包括兩個階段，即工業革命前的早期工業化階段，工業革命後的近代工業化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上，經濟發展動力不同，結果也不同。但是它們都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具有若干共同的經濟現代性（economic modernity），都屬於近代經濟成長。

早期工業化導致的經濟是什麼經濟呢？在西方，第一個成功的近代經濟是荷蘭。經濟史學家德·弗理士（De Vries）和范·德·伍德（van der Woude）在其《第一個近代經濟：荷蘭經濟的成功、失敗與堅持，1500-1815》（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中提出，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出現近代經濟，而荷蘭就是世界上第一個近代經濟，儘管這個近代經濟是「一種近代的、城市的、商業的經濟，依然繼續依靠前近代的、農村/農業的技術」。

我在早期工業化研究的基礎上，花了八年時間寫了《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在這本書里，我對上海松江地區在1820年代的GDP進行了深入研究。然後，我和著名的荷蘭經濟史學家范?贊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合寫了一篇19世紀江南和荷蘭的GDP的文章，得出結論是近代早期江南和荷蘭經濟發展方面有眾多相似性。我認為：由於近代早期江南與荷蘭在經濟發展方面有如此眾多的相似之處，因此如果我們同意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說法把1500-1815年的荷蘭經濟稱為世界上「第一個近代經濟」的話，那麼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同時期的江南經濟也同樣稱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經濟之一。而且，雖然19世紀初期江南與荷蘭的經濟都已是「近代經濟」，但都未能自行發生工業革命。江南與荷蘭在經濟上的領先地位，在19世紀都被其臨近的島國日本和英國所取代。

江南長期而且成功的早期工業化，使得江南比其他地區具有一種特別的優勢，從而為近代工業化做了更好的準備。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自十九世紀後期近代技術與制度從西方傳入後，江南在經濟近代化方面表現得比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地區得更好。儘管江南自己沒有出現自發的工業革命，但是它長期而且成功的早期工業化，使得江南比其他地區具有一種特別的優勢，從而為庫茲涅佐成長為核心的近代工業化做了更好的準備。這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自十九世紀後期近代技術與制度從西方傳入後，江南在經濟近代化方面表現得比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地區得更好，為後來的近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西方進入中國之後迫使清朝五口通商，香港更被英國直接殖民統治了一百多年，但直到1950年以前，一直仍然是一個經濟上並不太重要的商業港口。而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一旦西方的技術、制度進入之後，迅速地成為亞洲最重要的工商業中心之一，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江南具有幾個世紀的早期工業化的經歷。

不僅如此，江南早期工業化留下的遺產，對於今天的改革開放也至為重要。柏金斯（Dwight Perkins）說：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之所以能夠出現，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過去為今天提供了「經驗與複雜的組織和制度的預先積累」 (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用德國大文豪歌德的話來說，就是「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像的要深」。

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江南又是「奇蹟中的奇蹟」。這個奇蹟怎麼產生的？如果沒有像早期工業化這樣一個能夠適用於江南經濟史的理論，就很難解釋。所以，盡量使用國際學界提供的學術資源，同時認真地考慮中國的歷史現實，我們才能夠提出自己的理論。只要這個理論合理，國際學界也會接受。我這本書出版後，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專門發表了一篇書評，說：「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李伯重先生一直致力於鼓勵中國學者認真研究那些被西方學者所推崇、而與中國大陸學界本身非常不一樣的研究範式。他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提出的觀點……與過去有關中國經濟史的說法形成了對照」。換言之，這對於國際中國學來說，也是一個創新，這個創新改進了國際學界改進對中國經濟史的認識，因此對國際經濟史學的進步也會有所幫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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