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聖人論事 莫重於志
「
導讀
經、史二學在中國古代蔚為大觀。歷史注重事件記載的詳實，經學更關注道義是不是站得住腳。作為一本經史合璧之作品，《春秋》兼有兩者的優點——既有史的詳實，也有著經的微言大義。
」
漢代大儒董仲舒，將這一趨向歸納為：「《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春秋》評價人物不秉持功利主義的態度，而是適當權衡行動者有無主觀上的惡意。這體現出在歷史敘事背後，孔子有著深刻的道德和人文關懷。
這一趨向在評價春秋初期魯隱公被弒上可略見一斑。魯隱公和魯桓公都是魯惠公的兒子，隱公年長但庶出，桓公年幼但嫡出。惠公去世後，隱公本無意擔任君主，但基於尊重父親立桓公的遺願，考慮到自己如不繼位，國人出於主少國危的考慮一定會另選其他年長公子；相反如果選擇自己繼位，可以等桓公長大後再傳位給他。這就是所謂的「隱為桓立」。
為此，隱公繼位之時沒有行繼位之禮；隱公母親去世時，也沒有以夫人之禮安葬。這都說明，隱公沒有貪圖君位的意思。
公子翚的出現讓隱公讓國的高義功敗垂成。公子翚建議隱公殺掉桓公，永遠佔有君位。這被隱公所拒絕，隱公表示，自己正在建設自己的采邑，等采邑建設好，自己就遷出國都，將位置讓給桓公。公子翚於是反過去向桓公進讒言，說隱公貪戀權位，不想傳位給他了。桓公信以為真，就派人殺害了隱公。
《春秋》作者明白，儘管隱公在權臣窺伺之時，舉止有不謹慎之處，不得善終，但他本意是想讓國，於是就尊重他本來的意願，在隱公元年只寫了「元年春王正月」，而沒有書「即位」。《春秋穀梁傳》在解釋此處筆法時，指出是：「成公志也」。就是尊重隱公的本意。
相反，桓公則因貪圖權位而誤會弒兄，《春秋》在記載這件事時，寫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按照《春秋》的習慣，如果前一任君主不得善終，後一任君主往往不書「即位」。《公羊傳》作者在解釋此處筆法時，點出此中道理：「如其（桓公）意也。」就是說，殺害隱公是桓公的本意。
《春秋》這一書法，在記述齊桓公時也有所體現。面對中國不絕如縷的危局，他尊王攘夷，護衛了華夏文明的薪火相傳。《春秋》中記載了桓公的一則事迹：「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春秋》中書「救」是對一個行為極大的肯定，表明認可其正義性。
但實際上，桓公此舉並沒有成功救邢國，盟軍到達之後，邢國已經被狄人滅掉了。儘管如此，《春秋》還是通過書「救」表達了對齊桓公這一行為的肯定。與此類似，鄭僖公他打算背叛楚國，重新佔到華夏的陣營，雖然沒有成功，被其國內親楚的大夫所弒，但《春秋》仍然通過書寫鄭伯「如會」，表達了對鄭僖公棄暗投明的肯定。
漢代人將《春秋》中的這一觀點創造性地運用到斷案中，就是所謂的「原心定罪」。漢代司法官員在衡量罪行輕重時常有「原心定罪」的傾向，如《鹽鐵論》中提到：「《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者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過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在量刑上有很大差別的。
或許在《春秋》以及漢代人看來，成功固然重要，但有一個善良的心更加重要。畢竟，如果方向走錯了，走得越快、效率越高，就越南轅北轍，越背離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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