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亂華：流民群盜異民族三位一體書寫中國歷史最慘痛一頁
古代社會經濟資源主要依存於土地，在兵燹與水旱災害交迫下，田野荒廢，農民因生活陷入絕境而不得不墮落悲慘的流亡之途，乃成為所謂「流民」。
「流民」此一名詞，紀元前二世紀末大歷史家司馬遷於其名著《史記》中已常用，指的便是如上喪失生計之資、彷徨無所依的失業農民群。滔滔流亡潮掀起，又加大破壞生產關係，移動幅度增廣，互為因果，社會存立基礎終發生動搖。
西晉中後期八王之亂，加以天災連年，胡人遂乘時入侵。晉惠帝永興元年(304年)，南匈奴貴族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區，自稱漢王。晉懷帝永嘉四年劉淵死，子劉聰繼位。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劉聰遣石勒、王彌、劉曜等率軍攻晉，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殲滅十萬晉軍，又殺太尉王衍及諸王公。旋攻入京師洛陽，俘獲晉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史稱「永嘉之亂」。
五胡亂華序幕揭開，永嘉元年（紀元３０７年）劉琨受命新任并州刺史，赴山西太原就職途中所目睹，記述時尤其如下之句：「臣自涉州疆，目睹睏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積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較漢末更為嚴重的人口問題與流民問題，從而發生。
離家背井，情緒原已抑鬱沉重的流民群，當忙於內戰的晉朝統治階層對之漠不關心，抑或處置方法上失當時，複雜的心情已易轉化為憤怒。而移動到達地突然增加眾多的流民，與土著間感情以及現實的糧食供應來源，又都會隨時製造糾紛。
飢餓、壓迫、歧視、仇恨諸因素交織，社會問題的死結愈纏愈緊，流亡潮惟一的出路只有化為群盜，或與移住地土著不良分子共同擾亂治安，於是暴動如火如荼展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立於戰火之外被劃為異民族移住地的區域，成為流浪農民集體移動理想的目的地。此一風氣，而且早自漢末動亂期已形成，烏桓、鮮卑的壯大與加速漢化，與巨大漢族流民力量投入關係緊密，乃史學界所共知。
晉朝大亂，流民與異民族合流現象愈益加大，漢化了的異民族指導者非只受漢族叛亂鼓勵，蠢蠢欲動，抑且便因投奔漢人教唆而捲入叛亂渦漩。
流民—群盜—異民族三位一體，便是中國歷史寫下最慘痛一頁「五胡亂華」的成因。
十六國先後出現，大體同一模型。劉淵以「遠人歸附者數萬」而開創獨立局面，李特、李雄父子尤其自身便是典型流民。
劉淵（？－310年），字元海，新興（今山西忻州北）人，匈奴族，匈奴首領冒頓單于之後，南匈奴單于於夫羅之孫，八王之亂時諸王互相攻伐，劉淵乘朝廷內亂而在并州自立，稱漢王，建立漢國（後改為趙，泛稱前趙，亦作漢趙），308年稱帝，310年病死。
惟其如此，退向江南的東晉政權固須重視南渡流民問題，北方五胡諸國同樣都以安置流民為事業起點，其支配地位的穩固與否，流民問題處置是否適當是關鍵所在。
石勒以奴隸身份在飢餓暴動中崛起，他的強大趙國便建立於與流民良好關係上。石氏滅亡，又因後繼者損毀此一基礎，如石虎時代的「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而石氏政權流人都督苻洪、苻健父子，又因得遣還關東的秦、雍流民擁護，把握建立秦國的機運。
遼河流域慕容廆勢力伸張，原因並不例外，《晉書》記載：
「（永嘉初）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建武初，元帝承製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南摧強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流人」字樣如同苻洪，被列入東晉所給付官銜已堪注目，流民之為燕國事業基礎也可完全明了。
河西的張氏漢人割據政權也是，《晉書》張軌傳記載，洛陽淪亡，長安尚存期間，「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與慕容廆新置冀國等四郡的情況，正復相同。
石勒稱王於襄國後,特意回到故里與父老鄉親歡宴
石勒（274年－333年），字世龍，羯族，上黨武鄉（今山西榆社）人，中國歷史上的唯一一個奴隸皇帝。石勒投靠漢趙（前趙）劉淵，在漢人張賓輔助之下以襄國為根據地，先後滅了王浚、邵續與段匹磾等西晉在北方的勢力，又吞併曹嶷。前趙平陽政變後正式與劉曜決裂，319年十一月稱趙王，都襄國。329年吞併關中取上邽滅前趙。北征代國，令後趙成為當時北方最強的國家。石勒實行多項措施，推動了文教和經濟的發展。
兵禍中流亡潮， 從預定目的地的選擇與行動相一致，其移動並非盲目。有組織的流民播離，也自漢末已開其端。
晉朝永嘉前後， 北方社會秩序混亂，得鄉黨擁戴的地方豪族或 「塢主」 ，一方面結集農民自衛， 一方面也表現為他鄉移來流民的保護者，野心家且於此機緣中積極招徠。因此， 規模較大的塢壁、塢壘中， 往往聚有數千流民避難，並予流民武裝化，組織軍隊。
與 「塢主」 意義相似， 則流亡行動展開時的領導者 「 行主」 ， 所謂居稱塢主， 行稱行主， 原屬二而一的人物。 此類流民集團領袖均以組織能力強，才識手腕高人一等被推戴， 凡關於目的地的選定， 流浪途中的紀律， 同伴間傷亡疾病與其他互助救濟事業，都須面面兼顧。
祖逖（266年－321年），字士稚，建武元年（317年）率部北伐，得到各地人民的響應，數年間收復黃河以南大片領土，使得石勒不敢南侵，進封鎮西將軍。但因勢力強盛，受到東晉朝廷的忌憚。太興四年（321年），朝廷命戴淵出鎮合肥，以牽制祖逖。祖逖見目睹朝內明爭暗鬥，國事日非，憂憤而死，追贈車騎將軍，部眾被弟弟祖約接掌。北伐大業也因此而功敗垂成。
有名的例子， 便是四世紀前半祖逖，他於永嘉喪亂之際，率領親黨數百家自故鄉河北省北部范陽郡避難淮、泗，抵達泗口 （今安徽省五河縣西北，泗水、淮水合流地方）， 再渡江向京口 （今江蘇省鎮江市） 移動。
另一個有名的例子， 又是同時期自山東省向南移動， 由郗鑒指導的數萬人大集團，東晉政府成立後接連王敦、 蘇峻兩次反叛， 郗鑒集團都曾站在政府立場， 對鎮壓反叛盡大力。
被消滅的逆臣蘇峻也相同， 《 晉書》 說明他由塢主而為行主的經過：「 峻少為書生， 有才學……永嘉之亂，百姓流亡， 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 ……率其所部數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廣陵， 朝廷嘉其遠至， 轉鷹揚將軍。」
祖逖 劉琨 聞雞起舞
而當北方全域淪陷前後， 中原各地流民被迫步步退縮到已成多數流民收容所的彭城地區， 再須後退時，流亡潮最大一波於是展開， 便是以彭城為中途站的指向淮南與長江下流域江南。
移動波瀾如何廣闊， 從《 晉書》 王導傳所形容 「 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可以想像。 東晉朝代以如上向南遷徙的流民潮主流支持而得成立與延續， 其後南朝宋、齊、 梁開國君主家族劉氏、 蕭氏祖先， 都繫於此大移動時代渡來， 而其所由， 又均彭城方面。
移向江南的流民幸能於新環境中獲得安定。 在北方五胡十六國興亡頻頻， 流民浮動卻百年間未曾停止， 且其形態急速向強制性被動的暴力移動轉變。
兵禍嚴重損耗人力， 在人口原已大量減少的時期，戰爭目的， 因此非單純要求土地， 更要求人力資源的補充。 換言之， 轉移敵方人口以充實自身地盤內兵源與經濟基盤。 所以一次戰役結束，附著便是被掠奪人民全數移住的事實，對象也共同包含漢人與胡人。 此一現象， 漢末—三國已然， 五胡時代尤甚。
五胡亂華,衣冠南渡
《晉書》中自五胡十六國前期漢國劉聰驅掠長安士女八萬餘還平陽， 攻陷三渚並二萬餘戶遷平陽，以至後期北涼沮渠蒙遜襲南涼， 徙其眾八千餘戶而歸，夏國赫連勃勃襲南涼， 驅掠二萬七千口而還等記錄，不絕於有關傳記。 此其一。
其二， 基於政治或經濟政策需要，自身土地上人民又往往被移住指定的新地區， 被移住同樣涉及漢族人民與包含支配者自族的胡人，也同樣自三國時代已開其端。 如此附著了強制力的人民移動，須在南北朝均衡局面中， 逐漸由緩和而至中國恢復統一期始終止。
惟其如此， 二世紀末迄於六世紀末的全盤過程，可謂民族大移動時代， 無論漢人或進入漢族中國的所有胡人，全被投入此一鑄煉洪爐， 地區相互間流動率之高，時間之久，人數之眾，流動幅度之廣，都屬空前。
四百年徹底性漢—胡混血與東 南、西、北各個方位人民重新編組的結果， 便是續寫更輝煌中國歷史之頁的新漢族誕生。
姚著中國史 姚大中 著 華夏出版社
士人風骨凸顯，工匠精神鵰琢，民國大家遺風。
作者姚大中，台灣東吳大學教授，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法商學院政經系，後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政治經濟所專職研究中國古代史。
姚大中先生集傳統士人風骨與匠人精神於一身，對中華文明飽含熱情而又異常冷峻：「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註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只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