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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滋病監區當獄警的第1649天

三十二監區的主建築是一座綠白相間的小樓,門廳里掛著許多印有表彰的金屬牌,上面橫著一條紅色的標語,「感染到我為止」——這條駭人的標語據說存在於各省的艾滋病監區。

早上八點,戴奕在監獄門口的食堂吃完早飯,走到洗手池旁,眯眼往山包頂部那一點綠意看,他將臉伸到水龍頭下面,聞到一股腥味。

A門打開,寬約五米的走道一邊是兩層銀白鐵絲網,另一邊牆上刷著「把風險留給自己,把安寧留給社會。」兩道圍擋嚴實地封住瞭望向外界的視線。

戴奕進入B門,服刑人員剛吃完早飯,幾個人在同事帶領下拎著塑料桶和塑料餐具往監房去,見到戴奕,馬上站定,「戴警官好。」他們眼珠泛紅,沙啞的嗓音下,氣息顯得有些乏力。其餘犯人正歪歪扭扭地往監區走,遠處看,像一條青灰色的蛇。

這裡是X市某監獄艾滋病監區,又叫新康監獄、省監獄管理局中心醫院。上首是三十二監區裡面有監房、病房、護士站,下首是新建的三監區,承擔著新犯教育、出監教育、伙房等職能。這條路叫「新生路」,路面重達二百二十公斤的井蓋,提防著任何想通過其他途徑走向「新生」的人。

三十二監區的主建築是一座綠白相間的小樓,門廳里掛著許多印有表彰的金屬牌,上面橫著一條紅色的標語,「感染到我為止」——這條駭人的標語據說存在於各省的艾滋病監區。

和其他監區一樣,幽長的走廊盡頭是廁所和水房,兩側分布著十幾個房間。重症病犯的房間最靠近柵欄門,柵欄門外就是護士站。從通透的玻璃牆看進去,裡頭藍色的被褥和床櫃使這裡看起來就像普通的醫院病房。只有被醫生下了斷語的危重病人才能享受躺在這裡的殊榮。醫生更多的工作量來自防止作弊——昨天抓住了一個咬破傷口滴到尿樣里的傢伙。走廊盡頭,傳染病房門上的柵欄被透明塑料封死,以免病毒在這塊免疫缺陷的沃土上瘋狂傳播。

一小時後,戴奕出現在賈巴床前。賈巴是來自四川大涼山地區的彝族人,因為販毒入獄,漢話說的不大行。

「刑釋金簽字。」 戴奕對他說。「今天還好?」

賈巴用右手臂支起頭顱,平靜地說:「好。戴警官好。」

但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好,艾滋病合併肺結核,面頰凹陷,袖口裸露出一節遍布瘡疤的皮膚。醫生端著托盤進來,白大褂里套警服,抬胳膊的動作有些遲滯。托盤上碼著紅藍白三色的藥盒,裡頭是雙夫定、拉米夫定、克力芝,這些葯賈巴上次在裡邊也吃過,出去以後,沒有穩定藥物來源,再進來已經是艾滋病二期。用醫生的話講,「二期就難辦了。」

戴奕走開,賈巴放棄了費力的支撐,伴隨著刺耳的咳嗽和吐痰聲,他的身體摔回去,像一截朽木沉入河床。

賈巴的父親在他入監之前就去世了,他服刑半年後,母親因艾滋病死亡。監獄嘗試聯繫他的叔叔嬸嬸,但是叔嬸不願意來接他,他們在成都打工,家裡還有一個女兒,艾滋的陰影令他們心懷忌憚。犯人家屬態度冷漠,戴奕早已習慣,他想起前輩跟他說過,實施「必接必送」制度之前,一個犯人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車禍,此前從沒有親情電話和探視的他突然冒出一大票親戚,要求賠償的家屬堵死了機關大樓的門廳。

戴奕作為監區內勤,聯繫家屬是他的工作之一,願意來接賈巴的只有他八十多歲的爺爺,戴奕想起川西地區崎嶇的道路,決定嘗試聯繫當地司法所,看看司法所是否有人手來接他。

這裡有很多來自大涼山的彝族人,只要尊重他們的習慣,實在相比漢族人好「管」得多。對漢人來說,「艾滋」和「坐牢」是兩架無比沉重的籠頭,獄警們幾乎每天都要提防著突然的情緒失控,但是彝人似乎更加樂觀,曾經有一個彝族病犯對戴奕說,只要每天能吃能睡,在哪都一樣,「這裡比我家好。」

戴奕回憶起上次護送一個晚期病犯回四川,出生在江蘇的他第一次見到山洪和塌方,車子一路顛簸,病犯不斷地咳嗽嘔吐,車子里充滿了酸臭味。凌晨兩點到達縣城,當地打電話來說,送回去也只能等死,他全家都因為販毒被抓了。「打工沒有文化技術,山裡種不上田,想過好日子,啷個辦?只好販毒。」

監獄提供免費的醫療與食宿,在這裡大家都是艾滋病人,也免去忍受外界歧視之苦。對於某些赤貧的艾滋病犯而言,用自由換生存是一筆划得來的買賣。

賈巴21歲,戴奕有時甚至覺得他像一個孩子。賈巴說他對城市生活其實沒啥想法,就是跟著一個家裡兄弟出來看看,他們花了一天才到火車站,坐下一班去攀枝花的火車。並非所有人都能在城裡賺到維生的錢,一開始賈巴並沒有吸毒,他吸不起,直到後來在聚會上朋友「請」,他才「耍了一下」。他們對毒品的概念不那麼清晰,賈巴記憶里,爺爺以前幹完農活就抽自己種的鴉片,鴉片是放鬆、止痛的好東西。「我們那,請你吃飯,關係不好;給你買這個,關係好。」

當地的年輕人迅速被拉入販毒的網路,村裡幾乎每一家都有人涉足販毒,賈巴跟著兄弟們在城市與城市之間遊盪,販毒成了年輕人社會化的第一步。「剛出來的時候什麼都不懂,被偷,被騙,都是朋友。你不耍朋友看不起。」賈巴說這話的時候,臉上帶著的那種羞赧,讓戴奕心裡不是滋味。

十點不到,監區領導打電話到內勤室,讓他去帶外單位參觀人員。

三十二監區是監獄樹的典型,幾乎每周都會接待各系統的參觀,戴奕迅速默背了幾個「拯救服刑人員」的經典案例。

領頭的「白襯衫」向他伸出手,戴奕雙手握住,感覺到微微的濕潤。後面幾個女性拘謹地往前移動,戴奕看出了她們的不自在,他很擅長辨別這種表情,幾年前,這種不自在他的朋友家人臉上也經常出現。

戴奕領著參觀者到陳列室,展示犯人的軟塑料做的牙杯、勺子、以及圓弧形的桌腳、柜子。「我們有隔離服,為了避免給服刑人員歧視感,在日常工作中不穿隔離服,不戴口罩。」「有沒有發生過職業暴露事件呢?」馬上有人問。「我本人就有。」戴奕想,這個故事可能已經被他講過一百遍了。

故事的細節如今已經鍍上太多層金身,過程卻很簡單,那個犯人咳嗽的飛沫碰到了他的眼睛。

當從前的假想瞬間具象化的時候,他才真正感受到那種壓斷肋骨的沉重。

在阻斷葯帶來的噁心、暈眩和乏力的空當,他的心裡充滿後悔和恐懼,想起自己想做而沒來得及做的事,想起從前源自無知的無畏。即便父母在身邊,孤獨也像羊水一樣包裹著他。他看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軟弱地哭出來。

一個月後,HIV檢測結果是陰性,他停了葯,去上班,「閑著會一直想,忙起來好一點」。和他打照面,那個病犯依然是面具般的畢恭畢敬,刑滿走了,沒打一句招呼。戴奕心裡是恨,但不能表現出來,除了規定不允許,更深處的顧忌是曾有病犯出獄後報復獄警,經此一事,他更擔心家人的安危。

病犯對他們的恭順,來自對暴力機器的服從,這種權力曾給過他虛假的想像。當光環褪去,他才發現體制的權力在黑暗森林法則面前的虛弱。睜開眼,自己正赤身裸體面對一群更精明,更兇悍的對手。

戴奕想調走,但領導不批,於是他申請調到內勤,至HIV觀察期結束,還有一年的焦慮等著他。

時近中午,戴奕跟著領導把參觀團送上中巴,想起沒做完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憊。回到監區,犯人們正在分飯,每個小組圍著一個塑料盆。戴奕看了一眼,今天的菜是土豆絲和青椒肉沫。犯人周末可以吃到坨坨肉之類的大葷,魚是絕對不會出現的,即使是排骨,也生怕卡到喉嚨導致出血。

「李隊長!周豐又不吃飯!」骨幹犯在叫同事小李。周豐因為盜竊入獄,入獄後才檢查出艾滋。聽說之前在別的監獄表現還算積極,自從查出艾滋,情緒變得很消極,怠工,拒絕服藥,在監房對同改嚷嚷「刑期比命長」,又不敢一頭撞死,最近在鬧絕食。

戴奕決定趕緊出去吃飯,以免臨時有事牽連到他。

吃午飯的時候有一小會可以看手機,群里有人分享了一段車禍小視頻,他不想看,迅速摁掉。在裡面呆久了,不知是變得心軟還是心硬。

十二點他回到監區,周豐還蹲在小李面前。戴奕看著小李的背影,想起他剛來三十二監區的時候,才二十二歲。警校畢業沒幾年,沒經驗,也沒對象,只有一腔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野心。雖然三十二監區危險,但是工資高,「有前途!」前輩在飯桌上向他敬第二遍酒,「前兩年三十二監區拿了集體一等功!」一等功,像他這樣沒有背景的新人除了在這裡,還有什麼機會拿到一等功?那時的他正酒酣耳熱。

每個人都像一條被生活重鎚的牛,如今的戴奕已經記不得那些雄心壯志。剛來的時候,一個人管十幾個犯人每天的吃喝拉撒,經常是早上八點進這個門,與世隔絕二十四小時後才見到外面的天空。

艾滋病監區的犯人沒有勞動指標,只要做點黏紙盒之類打發時間的工作。但是管理壓力非常大,病犯們沒有打架鬥毆的體力,閑下來就動腦筋如何傾軋別人而不被管教發現——監獄裡可爭奪的利益空間原本就小,一針一線的得失對服刑人員而言都十分重大。無論從前性格多平和的人,入獄很快就會明白,暴力只是最基礎的自我保護手段——對於獄警而言也一樣。只是相對其他監區的同事,三十二監區的獄警們不敢採取過於強硬的手段,破罐破摔的事在這裡發生不是沒有發生過,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管教難度。

十二點半,戴奕回到內勤室——內勤的工作並不比管教輕鬆,大量的司法文書、案卷材料、以及突如其來的檢查活動令他疲於應付。打開電腦,大平台上顯示又有五個新犯等待下隊,自從三十二監區成為了典型,全省的監獄都積極向這裡輸送艾滋病犯——自家地盤死一個人就是一樁麻煩。常常是昨天才用擔架抬進來,明天人就死了。醫生也是年年招,年年招不上——來這裡工作不僅意味著超高的職業暴露危險,也意味著狹窄的上升途徑和幾乎不存在的技術提升空間。如今三十二監區在人力物力上都有些吃緊,去年不得不把三監區原先的庫房改成了大監房。

小李推門進來,問佬趙的假釋什麼時候能下來。

「快不行了,可能今晚就要轉上級醫院。」

「還是你跟?」

「嗯。」

戴奕有點同情小李,佬趙是同性戀,艾滋病合併丙肝,從來沒有家屬探望。監區里同性戀不少,為了防止出事,浴室被改造成全通透式。佬趙在同性戀里也算犯嫌的,他非說自己是個基督教徒,別人講「同性戀你信屁的教」,他非說「祂賜我這樣的苦痛,是為了讓我末後有指望」。因為有點神神叨叨,佬趙一直受到同改或明或暗的欺凌,晚上打飛機挨同監房的揍過好幾回。見他挨打,別人問,主怎麼不照看你了,他也不鬧,只是臉色一天天灰下去。末後他總說身體不舒服,要吃藥,別的獄警都知道他其實沒事,只是太焦慮,想找醫生說話。

小李剛來工作,一直積極性很高地找佬趙談話,最近聽說佬趙產量有所提高,吃飯能吃下三分之二碗。

前天晚飯,佬趙剛扒了兩口,就開始吐血。

「我一直鼓勵他要有出去的希望,有活著的希望。突然人就要死了,到頭來我們做的這些都沒用。」

戴奕知道小李這是很典型的陷入迷茫期了,這裡的每個人都會經歷這個過程。常常是他們送走一個刑滿犯人,幾個月後他又回來,或許再呆幾個月,就死了。

病犯真正臨最後幾天大多比較平靜,有時候家屬來不了,獄警就成了他們唯一的依賴。戴奕還記得那通半夜從醫院來的電話,說素來難搞的「刺頭」想見他的分管獄警。他們離開醫院後一小時,值班同事說「刺頭」死了。

戴奕一直記得「刺頭」最後的眼神,那種執著不是為了見誰,而是對生活下去的渴望。

「你還記得佬趙剛進來的時候?那眼神很亂。」戴奕向著沉默的小李。「他現在看人的目光,正常了。」

半下午,賈巴老家的司法所來電話,電話那頭說,人手不足,恐怕要排到下個月月底。「啷個接得過來,你們再聯繫一下家屬吧。」戴奕也知道情況,鄉司法所定編也就兩個人,加上合同工不超過十人,接送一個犯人最起碼要兩三個人同行。司法所名義上屬於司法廳,實際財政由當地政府開支,在大涼山這種毒品犯罪率極高的地區,高額的交通和人力費用使當地司法所捉襟見肘。而刑滿人員滯留在監獄,這裡的領導也十分頭疼。

戴奕回到監房,想問問賈巴還有沒有其他親人。

「沒有。」

戴奕轉身,背後傳來微弱的呼喊。

他回頭,賈巴陷在床里,似乎已經入睡很久。

他無法確定賈巴說的是不是「不想走」。

晚上八點,戴奕終於整理完了當月的減刑假釋材料。電話響了,小李說佬趙已經在上級醫院死亡,戴奕簡短的嗯了一聲。電腦屏幕晃動,一個人的消失對於這裡,只是一堆沒有做完的材料,而在外面,關於這個人的遺忘可能始於更早之前。

天已經徹底黑了,山裡的黑比外面再添一份寒色。戴奕刷開第三道門禁,武警已經換崗,他朝裡面年輕的面孔疲憊地點點頭,打開儲物的小格子,裡面還有好幾個手機,他已經懶得估算有多少同事還在裡面。

戴奕跨上電瓶車,往單位宿舍騎,他放假才有空回到自己車程一個小時五十分鐘的家。

舍友今天值班,桌上攤著他的公務員申論範文,戴奕隨手翻了翻,想起自己落灰的司法考試黃皮書,干這行久了,鬥志消磨的厲害。

手機屏幕亮了,母親發來的微信說,又給他介紹了個對象,周末有空去見見。高危職業加上特殊的工作時間,戴奕的相親總是不了了之,他已經有點膩煩對面女孩先驚訝後緊張的表情。他盤算了一下值班表,苦笑著回:周末要值班。

戴奕快睡著了,模糊中想起自己安慰小李的話:所謂希望,未必就是健全著走出去,讓他們曉得生命里還有一兩件有意義的事,看到那點活氣,就行。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作者發條君,現為女子監獄獄警

編輯 |蒲末釋

全民故事計劃原創文章

如需轉載請至後台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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