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膠片重逢（一）

最新 01-23

1992年春，我7歲，家裡有了一台佳能膠片傻瓜相機。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膠片相機。準確說，談不上接觸，我只能在鏡頭前拗造型，不準摸。

中學時代匆匆而過，到了上大學那會兒，膠片相機是被嫌棄的，卡片數碼相機風靡至極。後來，卡片機退位，單反成了新寵。

直到有一天，我看見了美國《國家地理》經典封面照《阿富汗少女》。

Steve McCurry：難民營里的阿富汗女孩，1984年

像所有看過這幅作品的人一樣，我與少女的眼神對視了許久，畫面直擊人心。忍不住去查拍攝器材，意外發現竟然是一台膠片相機拍的，用了2009年就停產的柯達克羅姆膠片。於是，重新關注起膠片相機。直到臨近博士畢業，交了論文有了閑心，我淘了一台上世紀70年代產的奧林巴斯，時隔二十多年重新遇見膠片相機。

從網上搜了操作說明看罷，我就帶著這台相機和迷之自信從武漢出發了。一路向西北走。在襄陽，我拍了漢初起建的古城牆，拍了天下寬度之最的護城河；在古隆中，我拍了著漢服的姑娘，拍了把玩油紙傘的少女；在武當山，我拍了歷經600年雷電煉擊仍舊金燦燦的金殿，拍了一眾白衣習武道士；在陝鄂之邊，我拍了1800歲的上津古鎮，拍了寫著毛主席語錄的老宅；最過癮的，我拍了凌晨四點的火車站，拍了一列綠皮火車的眾生相，這是多少年不曾有的體驗。我期待，膠捲洗出來，張張都有故事感，都有歲月感，甚至會有一張也能直擊人心。然而，承載了我許多想法的這個膠捲，竟倒卷失誤全部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