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不學詩，無以言
詩是有史籍記載以來，華夏先民最早貢獻的文學形態，也是最高成就的文學結晶。詩最初產生於何時何代何人之手，今已無從查考。至少在四千多年前，舜帝即說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現在仍完整保存下來的《詩》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刪訂的從周初到春秋中葉流傳下來的最經典的詩歌作品，歷來被尊為「五經」「六經」或「十三經」中的大經。《詩》如巍巍崑崙，橫空出世，閱盡人間春色，堪稱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學之巔峰。
01.詩 言 志
詩言志。何為詩？何為志？
唐代孔穎達為漢代鄭玄《詩譜序》作疏：「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集韻》曰：「詩，承也。」詩作為文學的載體，它最初所承載和呈現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作詩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麼？
「六經皆史也」，詩是為反映和評判「從前」以及「當前」的政治生態與人民生活應運而生的，其作用即孔穎達所謂「承君政之善惡」。《說文解字》云：「詩，志也。」詩最本質的屬性，就是熔鑄詩人的思想感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既蘊含詩人之主體意識，亦指詩本身；離開志，便無所謂詩，故孔子曰「詩亡離志」。
《文心雕龍·明詩》云：「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性情亦即志，志具體體現為情與性的二元性。《說文解字》講得好：「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為情慾情感，容易泛濫，使人沉迷下墜；性為智慧理性，閑邪存誠，引領人向上向善。所謂「持人性情」，既要求詩人所秉持的創作態度，要發乎情而止乎禮義；同時亦強調詩所傳達的價值理念，應有益於世風人心，誠如孔子所言：「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志為詩魂，詩可移人。《禮記·孔子閑居》有言：「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毛詩序》亦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正是《詩》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尤其令人驚嘆的是，詩從華夏文明遠古時代走來，甫一登場便驚鴻閃現，以「詩言志，歌永言」式的天籟般的韻文旋律呈現——它是怎樣神靈般撥動我們先民心靈深處那一根根善美的琴弦！
《刪述六經圖》，選自清代出版的《聖廟祀典圖考》所附《聖跡圖》。相傳孔子刪訂了「六經」——《詩》《書》
02.《詩》 可 以 興
從來創作之難，最難的不在於寫什麼，而在於怎麼寫，在於怎樣具體來表現。如果說，考察整部《詩》的創作手法，有哪一種表現手法具有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和深厚的思想承載力，那就是興。
《毛詩序》最早提出「詩六義」——「風、賦、比、興、雅、頌」。其中，風、雅、頌為《詩》之體，即《詩》的三種題材分類；賦、比、興為《詩》之用，即《詩》的三種主要表現手法。
據史籍記載，孔子刪《詩》之後傳授於子夏，一直傳到漢代，述《詩》者分為四家——其中毛公為《詩》作《故訓傳》（簡稱《毛詩》）——而最終詩脈單傳完好保存至今者，僅《毛詩》一家。作為《詩》的嫡派傳人，毛公解《詩》，最附深衷，切中肯綮，畫龍點睛，對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只在詩中重點標明哪一句是「興也」，卻從不標註賦與比。
相對於賦是鋪陳「直說」，比是比喻「巧說」，興則是托物於事，取譬引類，重在生髮草木蟲魚等物象背後所蘊含和引申的微言大義，屬於「深說」層次，是一種最高級的表現手法。清儒把中國學問概括為義理、考據、辭章三個方面，而中國學問歷來又文史哲不分家，義理說深點是哲學，考據說廣點是史學，辭章說美點是文學。
倘說賦與比是兩種修辭手法，修辭的目的則是把話說漂亮，追求的是審美愉悅，屬於辭章範疇，富於文學韻味；那麼，興兼有譬喻、隱喻、象徵和類比的意義，既追求美感，更蘊含精義，屬於辭章與義理範疇，兼具文學和哲學之意味，強調思想性與藝術性並重。
遺憾的是，自戰國晚期以後，興便逐步走向衰微。雖然戰國中期的屈原，仍然依《詩》制《騷》，兼用比、興；然而自漢代以降，賦、比日顯，興漸式微，竟至於湮沒。生活於南朝宋齊梁時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嘆惋道：「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謝者，遜色也。在劉勰看來，由於棄用「依微以擬議」「環譬以記諷」的興的表現手法，無異於丟了西瓜揀芝麻，故後世文章很難達到《詩》的高度。
儘管後人每談到華夏燦爛文化之時，言必稱「唐詩晉字漢文章」，然而，漢代文章只重點發揮並拓展了賦的體裁功能，像賈誼《過秦論》等賦體駢文，歷來被尊為文章典範，一直影響到後世如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王勃《滕王閣序》、杜牧《阿房宮賦》、范仲淹《岳陽樓記》以及蘇軾《前赤壁賦》等；而唐詩亦不過充分運用了以比為主調的一系列表現手法，如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孟浩然的「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岑參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李商隱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等；只是，興已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
當然，每個時代有屬於每個時代的文學。毋庸諱言，大量運用形象而生動的比的表現手法的唐詩，無疑是瑰麗絢爛、清新暢美的。然而，失卻了興對詩的思想意義的深層開掘，淡化了《詩》原本保有的深邃的思想性以及深切的用世功能，既不能像《左傳》《國語》中的《詩》作為標準化外交辭令隨時使用，亦不能像《禮記》中的《詩》作為公理性理論論據隨處引用，於是唐詩便愈來愈突出其抒情性和審美功能，詩似乎是美化了，但同時也虛化了、淡化了，從而使之逐漸成為精美玲瓏供人雅賞把玩的藝術品，就連詩仙李白都感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這也是為什麼《詩》可以稱經，而金聲玉振、美妙絕倫、浩如煙海、燦若星辰的唐詩卻不可以稱經的根本原因所在。
03.《詩》 啟 迪 心 靈
那麼，什麼是經？《詩》為什麼稱經？
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所恆久遵循之規律、之常道、之法典。東漢劉熙《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亦云：「聖哲彝訓曰經。」他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詳盡闡述之：「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其中，「三極彝訓」指天地人所遵循之法典，「文章骨髓」指禮樂制度之精華。
概而言之，經須具備四大要素：聖哲之彝訓，恆久之至道，性靈之奧區，文章之骨髓。分而述之，《詩》同時具足經之四大要素。只是限於篇幅，不能展開詳述。謹就《詩》與其他大經如《禮》《易》《書》和《春秋》相比較，其獨特內涵和核心價值又是什麼？
經必須具有經天緯地、經世致用之功能。微觀而言，儒家「五經」中的每一部經都包蘊「五常」理念；但宏觀而言，「五經」與「五常」又是一一對應之關係，即《易》對「仁」，《春秋》對「義」，《禮》對「禮」，《詩》對「智」，《書》對「信」，每一部經專題研究一個哲學大命題，每一部經集中解決一個人生大課題。
既然《詩》作為經的倫理內涵以及哲學範疇主要對應的是「智」，而「智」又屬於志的涵蓋範疇，那麼，《詩》的獨特內涵和作用又是言志，即感物吟志、述志作詩；因而《詩》的核心價值則是因情啟性、因勢利導，啟迪心靈、開發智慧，開掘「性靈之奧區」，解決人的智愚賢不肖等情志與倫理方面的問題。
誠如朱熹在《詩集傳序》中所言：「《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不具也。」換言之，《詩》三百篇，不僅蘊含著天道與人事之普遍真理，同時也是打開人們智慧之門的一把金鑰匙。所以孔子在《禮記·經解》中講道：「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這正是《詩》作為經對人類社會的最偉大的貢獻。
04.傳 承 《詩》 之 精 華
作為《詩》的刪訂編纂者，在《論語》記載中，孔子跟弟子們談論最多的典籍就是《詩》。「不學《詩》，無以言」，夫子讚歎的是《詩》的日常之用和辭章之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夫子感嘆的則是《詩》對人和社會的強大的教化功能以及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這些功能與作用，主要是通過《詩》中那些「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的興的表現手法來達致的。
如果說《詩》是涵泳情感和智慧的源頭活水，興則是一把開啟情感和智慧閘門的鑰匙。《說文解字》曰：「興，起也。」起即啟發、啟迪、開發之意，故興亦稱之為起興。孔子欣賞兩位得意門生子夏和子貢論《詩》精闢，稱讚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用的即是起興之「起」；誇讚子貢「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稱許的亦是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的起興之義。
令人扼腕的是，「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盛極西周至春秋時代的「起情故興體以立」的高超的表現手法，卻於戰國之後漸漸被雨打風吹去！
好在，還有完整的《詩》三百篇文本在，還有特彆強調「興也」的《毛詩》與「鄭箋」在，還有「禮失而求諸野」的吉光片羽散見於民間的民謠、民諺、民歌在！今人不僅能「以意逆志」欣賞到三千多年前的《鹿鳴》——從「呦呦鹿鳴，食野之苹」的起興之精妙，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的連類之自然，再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的思想之深美。今人還能夠感受到中華文脈綿延至今留存於民謠中的原色魅力——「小瓦罐，黑黝黝，我在姥姥家瞭舅舅。舅舅見我喜丟丟，舅母見我瞅又瞅。舅母舅母你別瞅，石榴開花我就走。哪個山上沒石頭？哪個河灘沒水流？哪個討吃沒朋友？哪個外甥沒舅舅！」——就像山上有石頭，河灘有水流，討飯的也會有朋友，外甥天經地義有舅舅。我們從中可以領略到連綿三句起興的思想分量和邏輯力量。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天重新探討《詩》之所以稱之為經，以及「詩可以興」的起興手法之興衰零落斷續存亡，回顧數千年中華文學的偉大實踐與實績，不是為了憑弔歷史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更好地借鑒我們先民留下的具有原創性與生命力的博大精深的文學遺產，汲取優秀傳統文化之精華，古為今用，以啟來者。
◎本文原載於《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李建永，中國社會報社《中國禁毒報》副總編輯），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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