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尚 | 被遺忘的海疆：中國海洋環境史研究

原標題：李玉尚 | 被遺忘的海疆：中國海洋環境史研究

【核心提示】 中國海洋歷史的深入研究，使原先邊疆與帝國核心區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多少糾正了過去多以「大陸」為中心的史學研究思路，從而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

海洋是聯繫各國、各地區間的孔道，由此產生海上交通、貿易、海港、移民與區域開發、國際關係、中外文化交流等問題。一百多年來，上述對象一直都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但仍「遠未解決海洋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會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沒有改變史學工作者以陸地農業文明為中心的思維定式」。

◎關注「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

海洋歷史的主體是人，海洋是人類活動的舞台。譚其驤在《禹貢·發刊詞》中說：「歷史好比是演劇，地理就是舞台；離開了舞台，哪來得戲劇！」如果不了解海洋環境自身的變化以及人類與海洋環境之間的關係，則建立海洋歷史的體系，將缺少一個基本的維度。近年來，西方環境史學者已將研究領域擴展到海洋，南非環境史學家Lance Van Sittert呼籲重視「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W. J Bolster也提出海洋環境史將是環境史研究的下一個前沿。許多國家有研究海洋的傳統，這為海洋環境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然而中國的海洋環境史研究卻不容樂觀，既有研究離建立系統的海洋環境史體系還相當遙遠。

◎海平面與海岸線的變化

歷史時期海岸變遷研究的成果集中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中，遼河海岸、渤海灣海岸、蘇北海岸、長江河口和長江三角洲、錢塘江河口和杭州灣、珠江三角洲，以及基岩海岸的歷史變遷，都得到系統梳理。

特別值得注意的研究者是譚其驤和張修桂。譚其驤在1960—1982年連續發表五篇文章，對上海成陸過程進行深入研究。張修桂則在其基礎上，對上海地區成陸過程的幾條關鍵岸線的確切位置和形成年代進行新的探討。張修桂還關注岸線變遷研究的應用。例如金山岸線變遷和深槽形成的研究，可為海邊灘涂之上建立工廠以及深水碼頭提供歷史依據。

在海平面變動方面，譚其驤在20世紀60年代考證過西漢中葉發生在渤海灣西海岸的一次大海侵。這次海侵已得到考古、地質和後續歷史地理研究的證實。如地震專家蔡克明認為，西漢後期的這次海侵活動，可能和本區地殼的緩慢沉降有關，沉降伴隨著地震活動，從而加劇了這次海侵災害的社會影響。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滿志敏對宋元時期海平面變化對江浙地區影響的研究。滿志敏提出北宋初期由於溫度上升，海平面持續上升，導致太湖排水不暢，湖泊正常水位抬升，湖區面積相應增長，瀕湖地區的低田相繼淪為水澤，同時江浙沿海出現興修海堤的人類響應。14世紀初期由於氣溫下降，海平面亦開始下降，太湖流域水系格局再次變化，東太湖地區湖泊水面大幅度減小，吳淞江迅速淤淺，蘇北沿海灘地則開始出現淤漲。

◎風、洋流與航海

16世紀以來，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歐洲的海上擴張，大量航海日誌出現。近年來，西方學者開始利用航海日誌，重建歷史上海洋環境的變化。例如Rolando R.Garcia 發掘了西班牙東印度公司的航海日誌，利用航船往返時間，建立了西風環流強度和北大西洋濤動的時間序列。Rolando R.Garcia 依靠16—18世紀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時代的航海日誌，復原了熱帶太平洋地區大氣環流的變化。

中國外海的洋流，主要由黑潮及其分支組成的外來流系和沿岸流系構成。日本學者Hideo Kawai梳理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對黑潮認識的歷史。他的觀點如下：鑒真東渡、7世紀和8世紀的遣唐使、安土桃山和江戶時代的日本商船都曾受到黑潮的影響；然而日本的史料中卻未提及黑潮，直到1614年西班牙航海家S.Vizcaino才首次指出位於房總半島東部的強流，中國古籍中則很早就以「落漈」和「尾閭」指代黑潮。

中國學者關於大氣、洋流和航海的研究，細緻的工作仍集中在鄭和下西洋上。如鄧輝注意到了鄭和下西洋和低緯度地區季風變化的聯繫，認為鄭和船隊在起航點、候風點、分船點、合船點的選擇上，都考慮了低緯度地區季風變化的特點。葛雲健、張忍順的研究則從鄭和船隊出發返航的時間、航線和航速等方面，討論了鄭和下西洋對季風和洋流的利用。

16世紀以來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記錄了他們在全球航海的歷史，西方學者依靠這些資料，在海洋環境史方面做出了傑出的研究。挖掘東印度公司檔案中亞洲海域的史料，特別是海洋環境資料，是中國海洋環境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

◎海洋生物種群歷史

中國古代對於海洋漁業的豐歉變化，是非常注意的。如《漢書·食貨志》載宣帝時御史蕭望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明代萬曆《紹興府志》也有類似的記載：「說者曰：海民生理，半年生計在田，半年生計在海，故稻不收者，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海洋生物史的研究，主要由一些海洋生物學家完成。丘書院梳理了古書中記載的海洋動物生態；齊鍾彥分類整理了古籍中各種貝類的形態、生活習性、生活環境及利用的記載；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組整理了南海諸島動物的史料，最早的記錄可上溯至2000年前。

2009年Micah S.Muscolino出版了《帝國晚期和近代中國的漁場爭戰和環境變化》一書，主要觀點是：在沒有資源保護措施的時代，人口壓力和國家政權向漁業的滲透，最終導致資源的衰竭。他從人口壓力和國家政權兩個角度研究漁業資源的變化，然而「海洋生物種群歷史研究」的研究成果業已表明，海洋自然環境的變化對海洋生物和漁獲量同樣影響甚大。那麼中國海域的情況如何？筆者對黃渤海魚類資源變動進行了長時段的研究，建立了1400年以降黃海鯡資源數量變動的時間序列，這一研究發現海洋環境的改變，特別是氣候的變化，在魚類資源數量的變動中起著一定作用。

◎海洋環境史：任重而道遠

中國海洋歷史的深入研究，使原先邊疆與帝國核心區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多少糾正了過去多以「大陸」為中心的史學研究思路，從而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但在海洋環境史方面，從整體來看，研究者常陷入探究海洋環境自身的變化而不能自拔。如果研究者對歷史時期溫鹽、洋流、大氣環流、海洋—大氣的相互作用等內容所知甚少，那麼對於這些變化對社會歷史進程的衝擊和影響，就更無暇顧及了。

在歷史上，寬闊的海洋、無法逾越的洋流、風雲變幻的海洋氣象，構成了巨大的地理障礙，正如喜馬拉雅山脈一樣，阻礙著人們進入其他地理單元。海洋其實是比沙漠更加惡劣的區域。非但如此，它們還會經常發生劇烈變動。如洋流和季風的變動，有時會影響海上貿易，進而影響到港口和區域的興衰起伏。雖然目前中國海洋環境史的各個研究領域都極為薄弱，但基於中國悠久的典籍傳統，未來它將和海洋歷史共同重構新的歷史體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

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5日第388期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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