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第44篇：難兄難弟，哥倆好啊
《詩經》第44篇二子乘舟
【044】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jǐng）。願言思子，中心養養（yǎng）。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xiá）有害。
【毛詩序】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毛亨，2010：209）
【朱子集傳】
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朱熹，2011:35-36）
Two Sons in a Boat
My two sons take a boat; Downstream their shadowsfloat. I miss them when they"re out; My heart is tossed about.
My two sons take a boat; Far, far away they float. Ithink of them so long. Would no one do them wrong!（許淵沖，2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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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理解的舊說包括朱子和毛公，朱子所謂的舊說則是毛詩的故事。新和舊，就在時代的變遷之中。若不以時代為準繩，則舊可為新，新亦可以為舊。在《毛詩》中，關於《二子乘舟》篇，用了衛國的歷史故事。毛傳如是說：
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毛亨，2000：209-210）
後來，孔穎達在做《毛詩正義》時引用了《春秋》經的左氏傳。《春秋》「魯桓公十六年」中關於衛國的經文就一句話，說的是這一年冬天，衛國政府首腦流亡到了齊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經書記載過於簡潔，甚至連這個政府首腦的名字都不願意提及。晉人杜預註：
「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左丘明，2000：238）
顯然，經文過於簡單，不足以讓人明白為什麼衛國國君要流亡，這裡面必然有故事。所以我們看到了下面的故事：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左丘明，2000：239-240）
這一段左氏的傳說故事，比較好懂，就是政治鬥爭史。原來，流亡的人真的很複雜，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個故事和《二子乘舟》篇有多大關係呢？似乎還是不太清楚。我們得進到經典的雜貨鋪里去看看再說。
胡適（2012:22）說：「一切中國的所謂經史子集，都是雜貨店，集是雜貨店，那是很明顯的；然而子，何嘗不是雜貨店？史與經又何嘗不是雜貨店？因為是雜貨店，所以可讀的好書很少。中國書中有系統、有結果而可讀的書，至多不過半打。」所謂的雜貨鋪也就是我們今天的超市。有需要，到超市。大超市有大超市的好處，專賣店有專賣店的優點。各取所需即可。
《詩經》當然也可以理解為超市，這是古人開的店面，掛名孔家店，延續了數千年，還開著，各地還有分號，最大的分號當屬毛家店。
超市東西多並不意味著裡面的東西可以讓人隨便就可以取走，不付錢可不行。可以隨便看，但是不能隨便動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對於經典的理解也是如此，不經過自己一點努力，不花點時間，那也就是看看熱鬧，回到家依舊是兩手空空。
當然，有時候，我們只是需要去超市逛一逛，也沒想著要買什麼。這就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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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宇文所安研究中國文學，以詩的研究最為學者們熟知。在《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2014：385-386）一書中，他說：
在整個中古時期（包括唐代），都經常可以看到人們對《詩經》作出十分幼稚的引用。也就是說，根據其字面意義引用一段詩句，而不是根據毛傳或建立在毛傳基礎上的其他訓釋傳統所作的解讀。我們確實也會看到有些對《詩經》的引用，顯示出在學院裡面受到的《詩經》教育，但是同樣常見的情況是，看到人們以相當初級的方式引用《詩經》里的零星詩句。
的確，就如我們去超市一樣，有人可以自由的採買，有的人自由的觀看，有的人則盡量選擇他們需要的貨物。大家各行其是，各不干擾。專家有專家精深的研究，普通人有一知半解的學問。這才叫正常社會。否則，一個個的比誰都懂，一個個的都是專家，那還要人專門做學問，搞研究做什麼呢？打醬油的打醬油，也沒有什麼不行的。
事實上，《詩經》就是很難搞得懂。如果有人說他對詩篇的了解已經登峰造極了，十之八九是騙子。
有人以為自己看懂了詩篇的文字，知道了詩篇的故事，就覺得他已經掌握了詩篇的真理，那和到了超市轉了一圈，宣稱自己知道超市裡面都有什麼一樣，沒有任何區別。你要問他買了什麼給你拿出來，他卻沒有。因為東西全部在超市裡面，他看過，他知道，他就是拿不到，而且他覺得你拿到手裡的那個東西很差勁，一文不值。他還會說你的眼光很差，你的品位不高。甚至還會憤憤不平。
我們還是繼續講故事吧。
這裡的故事，有些很古老，也有很現代。宇文所安說的是有些人不懂的隨便引用的問題，這樣的情況當然是最為常見的。那麼，不隨便的人引用的又如何？
比如前面我們提到過的劉向的《新序》。劉向之所以要寫作這部書，不是為了好玩打醬油，而是有他的比較高的追求。《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第六》說：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1957）
劉向自是趙家人，所以他要對國家負責。他經常寫內參，希望能有所用。寫了書，希望能有人看。由此可見，當時的漢室，讀書的風氣應該是不錯的。否則，他寫了那麼多，誰看呢？另外，我們看到劉向的故事書，雖然有經典的影子，卻充滿了他的奇聞，就像我們今天的很多作者一樣，寫的故事是架空歷史的，也很有趣。現實不能寫或者寫起來比較麻煩，架空歷史的總可以吧。以下是劉向所說的故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節，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新序·節士》7.8）
這樣一來，歷史故事便和詩篇有了密切的聯繫了。原來衛國政府首腦早就不得人心了。
根據石光瑛《新序校釋》（2001：874）一書所述，關於這段故事，在作者所見到的書籍中至少就有若干不同的解說，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陣營，即經典的（包括正經正史）、懷疑經典的和胡扯的：《春秋左傳·桓公十六年·傳》《史記·衛世家》《毛詩·二子乘舟序》等，這是常見的經典書籍的講法。宋儒洪邁《容齋隨筆》開始有懷疑之說，其後有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毛奇齡《經問》、焦循《左傳補疏》、梁玉繩《史記志疑》、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等引用洪邁的隨筆之說，這是質疑經典的說法；李超孫《詩氏族考》引用何楷《詩經世本古義》中所引的鄒忠允的說法，這是詩經學的野路子說法；胡承珙《毛詩後箋》則主張《左傳》中故事講得很清楚等等，這又是一種說法。總之，把這些人的說法羅列下來，石光瑛廢了好幾頁紙。「其餘零星散見諸家文集筆記辯論此事者，尤指不勝屈，要以焦氏（焦循）、梁氏（梁玉繩）二書之說為詳。」清代的釋經學學者，最厲害的方法是收集的資料多，好些人花了畢生的心血去弄資料，他們的研究值得我們翻閱，但尚不構成一個經典的傳統。
在釋經學中，最講究傳統。齊魯韓毛，這是後世所謂的漢代詩經學中的四大家族。所有的學說都要和這四大家族扯上關係。而後來，毛詩一家獨大，成了經典，其他三家就消亡了。要說完全消失也不準確，否則清末明初學者王先謙（1843-1917）《詩三家義集疏》（1987/1915）怎麼可能輯錄出六十多萬字的大部頭來？
毛詩也非常複雜，我們看唐代編纂的《毛詩正義》就會頭大，往往不知道哪句話是哪個人說的，因為這種書裡面經過歷代學者的補充、再補充，可能毛詩的老祖宗也認不得了。這才是釋經學的正常情況。如果青藏高原下來的雪水，不在沿途不斷地彙集大小河流，是絕對沒有辦法成為長江、黃河的。如果我們的科學家，在黃河、長江的入海口，截取一桶水，通過科學檢測來驗證其中哪一滴水是來自青藏高原，這是白痴。應該不會有人這個做吧。
但是釋經學中需要這樣做，而且大家做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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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向《新序》中「二子乘舟」的故事是魯詩的傳統還是韓詩呢，還是齊詩？有人說是韓，有人說是魯。
石光瑛《新序校釋》（2001:878）中說：「陳奐《詩傳疏》謂：《新序》此文，與《列女傳·孽嬖篇》不同，子政習《魯詩》，兼習《韓詩》也。《韓詩》多同毛義。」「前儒多言子政習《魯詩》，其論始於王伯厚。近馬瑞辰則謂子政（劉向）書所引，多本《韓詩》，其作《（毛詩）傳箋通釋》，亦以此條所言為《韓詩》。其實，中壘（劉向）兼通三家，不主一師之說，所謂鴻儒通人之學，與儒生不同也。（語本《論衡》）此章當用《魯詩》，雖無確證，可以意會。其敘伋死事，與《列女傳》不合，一也；下文引《蜀黎》詩為壽所作，與《韓詩外傳》所云及《御覽·人事部、百穀部》引《韓詩》，以為伯封作者不同。下文既不用《韓詩》，則此所云，亦必非韓說矣，二也。（其他引《韓詩》者甚多。）」簡單點說，齊魯韓毛四家說，到底什麼樣子我們實際上沒有法子考察得很清楚了。我們總能找到一點資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吧。
有時候，釋經學家就堅持，沒有證據也無所謂，反正我就這麼認識的，你能怎麼著？比如，劉向這一段故事肯定不會是毛詩主義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就相信他，不相信毛說。在近代的曠世名著——《新學偽經考》中，對此有非常好的表達。這是康有為（1858-1927）的成名作，也是受人攻擊很多的一部巨著。如今可能沒有什麼人去看他了，畢竟其中很多說法似乎都被人證偽了。懷疑主義在釋經學中一直很流行，但凡有點創造力的學者，都會有這樣的過程，正是他們讓釋經學成了一門學問。
《新學偽經考》一共十四篇：《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第二》《漢書藝文志辨偽第三上》《漢書藝文志辨偽第三下》《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偽第四》《漢書儒林傳辨偽第五》《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偽第六》《漢儒憤攻偽經考第七》《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經典釋文糾謬第十》《隋書經籍志糾謬第十一》《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上》《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下》《書序辨偽第十三》《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第十四》。這部書在清末出版，曾經是禁書。如今收錄在《康有為全集（第一集）》（2007）中。
《新學偽經考·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第十四》中詳細地解說了劉向為什麼不是毛詩主義，南海聖人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劉向寫《新序》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毛詩主義。在論及劉向的「二子乘舟」故事時，康有為的評論是：
按：韓《詩》以《黍離》為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太平御覽》八百一十《百穀》六、《羽族》十三引。）義雖不同，而其事正與此絕類。故《說苑·奉使篇》、《韓詩外傳》八並引魏太子擊好《黍離》事，蓋於父子間藉以為諷，古義相傳，大略同也。至《毛詩》列於《王風》（韓以為尹吉甫之《詩》，則《毛》編之《王風》或本韓舊歟？）而以為憫宗周，乃大謬矣。以《二子乘舟》為伋、壽死後國人追憫之詩，亦不實。詳見《毛詩偽證》。（康有為，2007：554）
康有為（也有人說這段話應該是梁啟超寫的，所以應該是梁啟超）認為，《新序》中所講的《二子乘舟》篇乃是《新序》中所謂的傅母之詞，而不是什麼衛國人紀念兩位死去的公子。問題在哪裡？不知道，反正有問題。如果，這一段分析還看不特別清楚康有為的主張，我們再看一段就非常清楚了：
（劉）向本通學，無家法之可言，故向習《魯詩》而引《韓詩外傳》者甚多，習《穀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節士篇》「子臧」一條即《公羊》之義，《義勇篇》「仇牧」一條即《公羊》之文。如向果以《毛詩》《左傳》為背家法故不引用，則《韓詩》《穀梁》獨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魯詩》《穀梁》之外兼引《韓詩》《公羊》，而不及《毛詩》《左傳》，則《毛》《左》為向時未有，斷斷矣。（康有為，2007：557-558）
也就是說，康有為認為劉向是大儒，有他的創造性轉化的地方，劉向看的書多，所以相互引用的地方也比較多，不像一般的學者就打開一部教材看完就完事，他有他的學術主張。但劉向《新序》沒有引用毛詩，不是因為他沒有學毛詩，而是毛詩乃是劉歆時才被創造出來。康有為說：
歆早料天下將以向之說攻之，故於偽造《左傳》，則雲「向不能難」；於偽造《周官》，則雲「向不能識」；所以拒塞天下之口者，防之早密矣。夫向之《陳外家封事》也，折王氏，而歆以宗室子佐莽篡漢；向之尊述六經也，守孔學，而歆以世儒業而抑儒篡孔；向之持守《魯詩》也，奉元王，而歆以作偽經而誣父悖祖。（康有為，2007：545）
在漢代學者中，康有為最認同的人，前三名是司馬遷、董仲舒和劉向。司馬遷有《史記》，董仲舒有《春秋繁露》，劉向有《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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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聖人最看不上的，或者說最想要反對的就是劉歆主義。什麼是劉歆主義呢？大概就是勇於將經典融會貫通之後變成了一種新的傳統。劉歆此人過於強悍，他弄成的書後來成了學者們所能看到的東西，而且，很多大儒也參與到劉歆的隊伍之中，以至於劉歆的說法成了典範了。南海聖人對此憤憤不平。他說：
《新學偽經考》凡十四篇，敘其目而系之辭曰：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
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為瞀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冤，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邪？不量綿薄，摧廓偽說，犁庭掃穴，魑魅奔逸，雺散陰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云爾。光緒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祖詒長素記。（康有為，2007：355）
也就是說，在康有為看來，爭論齊魯韓毛到底哪家強，不如山東找藍翔。搞錯了方向，也就出不來曠世巨著。聽人滔滔不絕說了超市裡面的各種好東西，或者垃圾，我們其實就當他在講故事。如果你要覺得他就擁有那家超市，那就不是他的問題，而是聽眾的問題了。
康有為的這種說法，在晚清民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很多釋經學家在這樣的觀點指導下從事釋經學的研究和解說。即便是所謂反對康有為學說的人，其實骨子裡還是堅持了康有為的方向。吳闓生《詩經通義》（2012:38）就認為《新序》說的不對。他認為誰對呢？「《六帖》云：『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然直言遇害，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其情無限。含蓄悲傷，寥寥數言，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此風人之致也。』最得此詩深處。」康有為還想著要保留孔子像，釋經學家們認為連這個都不需要了。所以，我們會在很多書中看到各種版本的「二子乘舟」的故事。
有人說康有為的書也不是他自己的原創，而是抄了同時代的其他人，比如廖平之類的學者的著作。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用深究，因為搞不清楚了。就如同康有為當年寫十四篇來考證古代的學術發展一樣，很多故事未必能考證得很清楚。或許他們並不在於考證，而在於通過考證建立一個新的王國。在此意義上說，康有為和他批評的劉歆未嘗不是一個戰壕的戰友。
在廖平、康有為之前，有學者如是說：
《史記》載衛公子伋、壽爭死，乃據《左傳》《詩傳》之文，謂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以先，伋至爭死，賊並殺之。先儒信之無疑者。乃考其年代，則宣公十八年納伋之妻，而十九年宣公死。然則所謂壽者、朔者，雖孿生，亦俱未周晬，安得有訴伋、爭死之事乎？（清張照《唐宋文醇》卷二十四錄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後序》）
不知為何在中華版的《歐陽修全集》中沒有收錄這篇文字，難道整理者認為這是一篇偽作？不管是否是偽作，這裡所說的意思也的不錯的。因為在釋經學中「語南意北」的事情很多。歐陽修是不是這樣看的，我們無從考察，更別說劉向是不是毛詩主義了。
釋經學中的四大家族早就成為歷史了。我們可以用詩篇來發發思古之幽情，古典的釋經學的結局正如詩篇所說的，是「二子乘舟，泛泛其逝。」對我們來說，隨便看古代學者所講的各種故事是比較有意思的，因為這些故事「不瑕有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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