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連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抵抗詩人
為什麼當詩歌洞察到我們的感官之美、想像之自由，並用美麗對抗醜陋時，它要背負反叛的罪名？
——達爾維什《達爾維什散文選譯》，收錄於《今天》第115期
▎詩人之道1
我不是那種總是洋洋得意、攬鏡自照的人。鏡子是自我的一種呈現，但它以一種轉變為公共物品的形式呈現……即他人也可從中尋找他自身的模樣。倘若他在其中找到與之相似或相關的表述和描繪，便會說：這就是我；而他一旦沒有在文本或意象中找到什麼共通之處，就會把頭一扭，說：這與我何干！
我對這樣的做法十分擔憂，但它確實反映了許多現代詩作與絕大多數讀者之間關係的普遍現象。如今，有許多詩人熱衷於擴大詩篇與其第二作者——受眾——之間的鴻溝，但如果沒有受眾、沒有他們面向文本的活動，詩歌進程便無法完成。雙方之間還相互指責。但詩歌危機，假如真的存在危機，應當是詩人的危機。每位詩人都應以其獨特的創作方式去努力解決危機。
我知道，我將又一次被人指責為反對阿拉伯現代詩。所謂阿拉伯現代詩，一些人神經質地為其劃定兩個標準：一、詩歌內容自我封閉，不容許其內在向外部開放；二、將韻律詩逐出現代性的天堂……所以，散文詩之外便無現代性可言。這種說法已成為一種教條，誰靠近其邊界發出疑問，就被視為大逆不道。每位敢於質疑詩歌現代性現狀的人，都會被不容爭辯地指責為與散文詩作對！
我一向認為：許多才華橫溢者創作的散文詩，的確是阿拉伯現代詩歌最重要的成就，通過向世界開放、向不同文體開放，散文詩獲得了其美學的合法性。但散文詩不是詩歌的唯一選擇，不是解決無解的詩歌問題的「終極方案」。詩歌的空間是廣闊的，是向所有我們已知和未知的選擇開放的。我們讀者在各種各樣的詩歌實驗里，尋求的無非是詩歌所能實現的詩性，無論是韻律詩還是散文詩。
我也知道，我的這部新詩集，如同以往的詩作一樣，將再度為我眾多的反對者提供精神謀殺的武器，這種武器在方興未艾的仇恨文化里十分常見。有人會說——過去和現在也都有這樣的論調：我放棄了「抵抗詩歌」。對此，我要向那些板著面孔的判官們承認：我放棄的是創作直接的、意義有限的政治詩，而未曾放棄廣義的、美學意義上的抵抗……這並非迫於局勢的變化，並非如一些熱情的詮釋者們所言——我們「已從抵抗過渡到談判」，而是因為詩歌風格必須不斷變化，詩人必須不斷改進其詩歌方式，拓寬其人文視野，而不是上百次地重複老調子……這樣，詩歌語言才不至於淪為倦怠、衰朽和程式化，落入一個為其所設的圈套：僵滯於重複不變的話語。難道，這就意味著放棄了詩歌的抵抗精神？
難道除了「記下來，我是阿拉伯人」2之類的話語，或重複「我要抵抗，我在抵抗」之類的口號，就再沒有別的可以證明抵抗？無論是在詩歌中還是現實中，抵抗者沒有必要宣稱他在抵抗，正如戀人沒有必要老說自己在戀愛一樣。格桑·卡納法尼3將我們命名為「抵抗詩人」，可我們連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抵抗詩人。我們書寫自己所經歷的、目睹的生活，記下我們對自由的夢想、對保留本真的堅持。我們創作向祖國、向某些女性表達愛戀的詩。不是每一事物都有象徵，不是所有椰棗樹的樹榦都喻指女人的腰肢，反之亦然！
詩人無法擺脫他的歷史環境，但詩歌為我們提供了一塊自由的土地；我們對於改變現實無能為力，但詩歌提供了某種隱喻的補償，它把我們提升到一種更高層次的語言，超越那些局限我們、阻礙我們融入作為人的存在的環境。當自我因受阻而無法自由翱翔於無垠的高空時，詩歌或許能夠通過解放自我，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自我。在群體中認識自我，並表達屬於自我的這一權利，是個體尋求自由的一種形式，而群體也正是由這些個體組成。由此，在長期衝突的語境中，那些表達我們人文特徵、個體關懷的——這種關懷又不完全是個體的——詩歌，代表了詩歌抵抗的行為中人性的、自我的層面，即便詩歌描寫的是愛情，是自然，是對一朵玫瑰的凝視，或是對於平庸而死的恐懼。
有人或以為：巴勒斯坦詩人沒有權利坐在山丘眺望日落，沒有權利聆聽身體的呼喚或是遠方的笛音，除非他的靈魂已經死去，除非土地的靈魂已在他的靈魂里死去，除非連接他與人類本性的臍帶已被切斷——這種想法並不正確。
巴勒斯坦人並非一份職業或一句口號。他首先是一個存在的人。他熱愛生活，為杏花而欣喜，在初秋雨落時感到寒戰，他響應身體的自然慾望、而不是別的號召做愛……他繁衍子嗣，為的是保存種姓、延續生命，而不是求死，除非到後來他變得生不如死！這意味著，長期的佔領未能抹殺我們的人類本性，未能如願以償地征服我們的語言和情感，令其在封鎖之中枯竭。
詩歌將我們身上自然的生命力納入詩中，這正是一種抵抗行為。為什麼當詩歌洞察到我們的感官之美、想像之自由，並用美麗對抗醜陋時，它要背負反叛的罪名？美即自由，自由即美。因此，捍衛生命的詩歌，便成為一種本質上的抵抗形式。
我不禁要再問一次：祖國是否仍舊需要用詩歌去證明，詩歌是否仍舊需要用愛國去證明？詩歌與祖國的關係，並不需要把詩歌淹沒於口號、路線圖和旗幟之中去確定。這種關係是有機的，無須每天去證明。它是一種本能、一種意識、一種意志，是傳承和抉擇，是被賦予的，是歷久彌新的。拙劣的愛國詩會破壞祖國的形象，而祖國引起的衝突和其內部的衝突，還包含著諸多尚未引起我們重視的有待創作的層面。因此，我們需要拓展詩歌之美與文學的文學性，深諳這一高難度的職業之道，奉行公認的藝術標準，而不僅僅以巴勒斯坦境遇的特殊性為標準，以此改進我們表達公共與個人生活中人性諸領域的方式，這是祖國、也是詩歌賦予我們的要務。只有這樣，我們的詩歌才能登臨與世界進行創造性對話的平台，我們的創造力才能獲得承認，進而引發他人關注產生這些作品的國度。對於許多國家我們知之甚少，但因為我們愛上了它的文學，進而愛上了這些國家。
只有這樣，詩歌的國家屬性與詩歌衝破文化與身份障礙的永恆追求之間的界限，方得以消除，不同的詩歌才能共同翱翔於廣袤的人性天際。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會忘記，詩歌對於一個為身份而戰的民族，能發揮凝練其文化屬性的獨特作用。
是的，詩人必須銘記所有磨難，聆聽不在場的聲音，命名世間萬物，投身所有的鬥爭；但他們也不應忘卻他們的職業之道，不應忘卻：詩歌的界定，本質上不在於所道出的話語，而在於這話語具有異乎尋常的品質。他們還不應忘卻：詩歌是樂趣，是創造，是美，是一種戰勝了困難與虧損的朦朧的喜悅，是一段在未知中找尋自我的永恆旅程。在此，我無意為這本已不再屬於我個人的新書辯護。自從它離我而去，我已記不得其中的任何內容，但它會讓我面臨那個沉重問題帶來的困境：然後怎樣？我要捍衛的，是詩人探索新詩、讓詩歌濾去雜質的權利，因為創新而屢受挫折者的不幸，總要好過僵化因襲者的幸福。
【注釋】
1. 本文是達爾維什在其詩集《宛若杏花或更遠》簽售會上的發言，選自其散文集《歸者的困惑》。
2.《記下，我是阿拉伯人》是達爾維什早年創作的一首詩，在巴勒斯坦廣為傳誦，但詩人後來視之為「直接的政治抵抗」的淺顯之作。
3.巴勒斯坦著名作家、評論家，最早提出巴勒斯坦「抵抗文學」「抵抗詩歌」的概念。
作者：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ud Darwish，1941-2008），生於巴勒斯坦西北部比爾瓦村，當代阿拉伯詩壇享譽世界的巴勒斯坦詩人，曾主筆起草《巴勒斯坦國獨立宣言》，自1964年第一部詩集《橄欖葉》問世以來，達爾維什共出版了三十餘部詩集及散文集，其作品被譯為35種語言並獲多種國際獎項。
編者：薛慶國、唐珺
題圖：Reading the letter，Pablo Picasso繪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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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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