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承擔的個人化認知與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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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承擔的個人化認知與自覺
關於承擔這個話題，我想從桑塔格的一句話出發。在桑塔格談話錄中，她曾追問「對一個作家來說，首先要看你是什麼？然後再說你寫了什麼，以及寫的好壞。」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複雜，但也並不那麼輕易。謹慎地說，詩人不是一個高談闊論的角色，更不是一個盛產或兜售真理的穀倉。所以在這裡，只是從體制外與體制內——這一背對背的顯影——來對他們做一粗淺的辨認。
對於那些自覺於邊緣的詩人來說，獨立與自由就是他們的全部，就是他們的九陰真經——這本身就是承擔。所謂獨立與自由（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思想與作品），就是不被體制甚至不被主流社會扶持的思想，它在任何意義上，都是自由的獨立的，更是他們個人的。因為它沒有被體制的鐮刀閹割，也沒有被利益驅動的斧頭砍劈，它就是一根藤蔓，在大地自由地延伸各自的孤寂與從容。正如人們見證的，對詩歌寫作秉持這樣的一種堅持，在漢語詩歌的寫作中變得越來越稀缺，甚至放在一省一市一縣，幾乎淪落為「孤本」。即便人們已傲慢地跨進了自媒體時代的門檻，這樣的堅持依然被他們奉為詩歌寫作必不可少的精神圭臬。相對於體制詩壇的繁花錦簇，層巒疊翠，這裡的詩人似乎永遠置身於個體對藝術的獨自沉思。作為詩人，他們是獨立的、自由的、乾淨的、純粹的。在訴求上，他們的言與行是一致的。儘管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存在。我想說的是，一個精神意義上的詩人要經得起孤獨與卑微的凝視。倘若經不起這樣一種凝視，那麼骨子裡就談不上承擔。
對於自覺於邊緣的詩人來說，都擁有非常個人化的執念。他首先要警惕的就是對體制文學無處不在的的配合或迎合——那種過量的言之無物——卻又頻頻收穫大獎的誘惑；那些與現實的苦難不合鉚鞘——但又被超量追捧的小情小調的堆疊等等，這種對被體制所豢養的偽文學浪潮洶湧纏卷的警惕，甚至拒絕，客觀上就是對自由與獨立精神的捍衛。其次，這樣的堅守意義何在？是否成為可能？我個人以為，一種寫作不僅要深深地鉚固於藝術倫理的基樁，同時也是朝向藝術內部的自我教育。尤其在我們的語境下，「對抗是在經驗告訴我們理性不能解釋任何事情的時候，仍然堅持理性……對抗是在理性和人的尊嚴不再有意義的時候，仍然把它當做最高價值（阿倫特語）。」這種對抗的張力與爭辯為詩人的言說提供了所有的可能與空間。儘管同時——這也是一種無法繞行或逾越的困境。
對自覺於邊緣的詩人來說，要真正喚起的依然是感悟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對悲劇想像能力的激發，如萊辛所說，悲劇的主要作用就是凈化極端。而在我們的語境中，到處充斥與漫漶著極端。甚至這片土地每一分每一秒都離不開極端，無論是經濟的、文化的、文學的，包括意識形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語言最高形式的詩歌，有義務承擔起對這種極端的打撈、過濾與凈化。誠如陳超先生早先的提醒：「當前漢語先鋒詩歌面臨的考驗，主要不是在生存的雙重暴力（權利話語和拜金浪潮）壓迫下，如何逃逸，另鑄唯美烏托邦的問題；而是更自覺地深入它、將近在眼前的異己包容進詩歌，最終完成對它的命名、剝露、批判、拆解的問題。」而最有可能的發現或許恰恰被這樣一種默默無聞的拆解、打撈與凈化所蘊含。從審美的層面俯瞰，美的事物最適合對抗。換言之，藝術總是呼喚現實缺失的東西，而不是去豐富它。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忘了——在我們的天空下——始終潛伏或高懸著一個體量龐大到足以吞噬我們的影子——一神教的意識形態——這個競爭對手。所謂承擔，就意味著責任。責任一再提醒我們，至少我們不能步法國知識分子的後塵——不求理解和改變世界，而只是一味抨擊，他們不僅放棄了自身環境下的責任，也誤解了人類境遇的本質。在此，布羅茨基曾有過直觀的表述：因為詩歌除了能與國家構成競爭之外，還會對自己的個性、對國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對國家的意義提出質疑。如果從這裡出發，我們的承擔由被迫或許會走向自覺，由渙散走向集中。
「我們生活的年代，受制於平庸而殘忍的意識形態，人們已經變得習慣了因所有的一切而感到羞恥。為他們自身而感到羞恥，為快樂而感到羞恥，為愛或者創造而感到羞恥。」這是加繆1947年《藝術作為自由的見證》中的話。「不管我轉向哪兒，都是羞恥。」這是拉什迪在小說《羞恥》中的浩嘆。那麼在今天，體制內的這些御用者們，高雅的稱謂同樣把他們叫做詩人，他們能聽懂加繆與拉什迪在說什麼嗎？
當我們情非得已地談論御用詩人，相對於那些自由寫作者——為了比較與參照方便起見——這裡只好把他們的骨貌抖一抖，用蘇珊·桑塔格「你是什麼」的鏡子——來映照一下他們的臉譜，進而捋一捋他們花樣翻新的心肝肺。
對御用詩人來說，人格分裂是他們的原罪。上午他們可以莊嚴地對意識形態的教主使出渾身解數表忠心論信仰，他們發誓：他們的創作原則與動力——就是為一個團伙一個思想一個信念一個絕對一個真理一個教主服務。需要什麼就寫什麼，需要怎麼寫就怎麼寫。到了下午，他們又興緻勃勃地坐在主席台上，為那些御用的後備軍——各色「高研班」的學員們，大講特講「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甚至以談論米沃什、布羅茨基、策蘭等等西方詩歌大師為能事。彷彿這些大師的思想與他門的思想是一致的同一的。而上午所說的所乾的，好像不是他們自己——更像是另一個自我。這種人格，乃至精神的深度分裂，造就的不僅不會是一個詩人，而更多的則像一群齷齪的流氓無賴。漢語詩歌當下漫天飛舞的不是人們期待的夜鶯，而恰恰是他們這樣一群又一群遮天蔽日的烏鴉。
對御用詩人來說，自我加冕是他們的標配。正如大家所見證的，詩歌圈子被團伙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那些整日里以「詩歌活動」為噱頭，到處趕場佈道朗誦招安以及頒獎的御用詩人們，秉持一個原則：皇帝輪著坐，明天到我家。於是乎各類詩歌獎滿天飛，一個圈子一個獎，就像一個團伙一個招牌一個道場。今天你得，明天我拿——一切為了自我加冕。最大限度地將自己推向「經典」與「著名」。一種比官場生態更壞的褻玩之風，誤導甚至荼毒著詩歌的肌體與靈魂。之所以說，他們的靈魂不接待他們的肉體，更不接待他們的訴求，就是針對御用詩人們喪失或放棄了「自由與獨立」的軸心，而處於放任旋轉的虛妄。儘管他們之中亦不乏詩歌稟賦的優異者，但竊以為，這樣的人稟賦越高，對詩歌的荼毒就越深。他們的存在，對漢語詩歌本身就是個威脅。桑塔格認為，沒有精神自由，就談不上文學創作，更談不上文學成就。
對御用詩人來說，名利實惠是他們的聖經。當下的御用詩人，與此前的御用詩人在訴求上還有些區別。文革一代，至少個人信念與寫作訴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壞也壞的純粹，壞也壞的徹底。今天的他們則不同，在俯伏於官方意志的同時，更傾情於名利場的楚漢爭霸——並且二者不可或缺。為了些許利益，相互吹捧，相互撫摸，相互站台，相互捧場，相互塑造，相互比肩。以形形色色的烏賊的變體索捕名利。他們既是觀眾，又是導演，同時還是演員。一切趨向於表演，從文字兜售一夜之間進化為對肢體的熱吻。這樣一種名利雙收的角色，時刻誘喚著那些默默無聞的詩寫者——他們渴望隨時被招安被御用，以求博得夢寐以求的名與利。甚至他們認為，類似御用詩人那樣的詩人，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我預判，這樣的詩歌乃至整個藝術生態，不會改變。不僅不會改變，甚至會時刻惡化與加劇。
有關體制內詩人的所謂的詩歌，我秉持一貫的精神立場：不談論，不爭論。理由只有一個：本體上，我從來就沒有把他們的書寫當做詩歌藝術看。
（在「先鋒寫作：承擔與見證詩學研討會」的發言，有刪節，題目是編者加的。）
默雷，上世紀90年代開始詩歌創作。獨立於官方協會與圈子之外。傾向於發現那些未被發現的，言說那些未被言說的，抱持獨立的批判自覺。著有《默雷詩歌集：最後或完成》。現居大同。
法律顧問： 河南有道律師事務所主任 馬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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