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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國不倒，皆因中上階層的覺醒與抗爭

最新 01-23

電影《無問西東》以清華大學為主線，串聯起了一部百年中國史。影片中講述的四個小故事中，最閃耀的無疑是富家子弟沈光耀棄學從戎，最終以身殉國的故事。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人對理想的堅持和救過道路的探索，才保存和成就了今日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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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一位15歲的江蘇少年，跟隨著5000多位學生一起，遊行到了南京，向國民政府遞交了要求「送蔣介石北上」的請願活動，憤慨於日本人的悍然侵佔東北以及東北軍的不戰而退，這位15歲的少年和那個時代無數的中國學生一樣，在熱淚和憤怒中，第一次見到了蔣介石。

這位少年，名叫陳天民，日後，他以「愛國懷民」為念，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陳懷民（1916-1938），這位來自江蘇鎮江的少年，來自一個革命家庭，他的父親陳子祥曾經東渡日本留學，並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後來曾經創辦過一系列體育產業。

家境優渥的陳懷民，選擇了棄筆從戎。

家境殷實的陳懷民，與他的父親一樣，具有青春熱血的基因。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已經16歲的少年的陳懷民再也無法在課堂安坐下去，最終選擇了從常州中國工藝專門學校退學，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了十九路軍中的學生義勇軍；1933年11月，17歲少年陳懷民，又考入了位處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第5期，1935年畢業後，他正式加入了中國空軍。

他就讀的筧橋中央航空學校，有一個著名的校訓，那就是：「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民國時期矗立的筧橋中央航空學校校訓碑文。

從入校的那一刻起，這些熱血青年們將要面對的，不是傲人的薪水，而是絕大部分將要為祖國奉獻生命的「取義成仁」的馳騁藍天的豪情。

在那個硝煙四起的年代，這個大部分學生將以犧牲殉國為歸宿的中央航空學校，一度是中國的權貴子弟們，最為嚮往的地方：

從蔣介石的遠親毛邦初，到後來的民國「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怙，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復，詩人林徽因的弟弟林恆，以及出身合肥超級富豪人家的金英——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這些出身優越的那個年代的中國中上階層的子弟，並沒有因為優渥的生活而放棄奔赴國難，而是選擇了與祖國患難與共。

而迎接他們絕大部分人的歸屬，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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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場為期八年的抗戰中，中國空軍前後共擊落、擊毀1200多架日軍飛機，自身也損毀1000多架飛機，並有4000多位空軍將士犧牲；而他們殉國的平均年齡，只有23歲。

陳懷民與戰機合影。

22歲的陳懷民，也即將走到自己人生的盡頭。

1938年4月29日，日本48架戰機在所謂裕仁天皇生日的「天長節」（中國人稱「鬼王節」）這一天，大舉進犯華中重鎮武漢，企圖一舉殲滅駐守武漢的中國空軍主力，而陳懷民，也引來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戰：

在擊落一架敵機後，陳懷民馬上就被幾架日本戰機團團包圍，並被敵機瘋狂圍射，當時，陳懷民的飛機油箱中彈起火，飛機急速下墜，在此情況下，如果陳懷民跳傘，本可以成功逃生，然而，他卻急速拉升飛機，並以一個180度的急速轉身，猛地盯緊一架日軍戰機全速撞去，最終，他與敵機一起在空中爆炸起火，墜落長江以身殉國。而被他撞毀的，是號稱為日本空軍「紅武士」的高橋憲一。

在那場空戰中，武漢全市的軍民全部抬頭仰望藍天，很多人目睹了陳懷民在空中的壯烈一刻；最終在那場空戰中，中國空軍一舉擊落21架日軍戰機，取得抗戰以來空戰最為輝煌的勝利。

然而，那個22歲的小夥子，再也沒有歸來。

就在犧牲的前一晚，1938年4月28日，陳懷民在日記中寫道：

「在家中，我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父母親講講。我怕他們難受，又怕他們為我的安全擔心，故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我常與日機在空中作戰。打仗就有犧牲，說不定哪一天，我的飛機被日機擊落，如果真的出現了那種事情，你們不要悲傷，也不要難過。我是為國家和廣大老百姓而死，死得有價值。如果我犧牲了，切望父母節哀，也希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繼續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

陳懷民犧牲後，他的女友，出身銀行家家庭的浙江大學學生王璐璐，千里迢迢來到武漢奔喪。

就在此前的最後一次見面時，陳懷民送給了王璐璐一件旗袍，他對她說：「這件衣服是我買給你的唯一紀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犧牲了，你就把它永遠珍藏在身邊。你看到這件衣服，就像看到了我一樣。」

1935年畢業的中央航校學生在吶喊求戰。

在整理陳懷民的遺物中，王璐璐看到了陳懷民在1938年3月底，在日記中為她寫下的一首情詩：

「為你，我愛戀發狂，為你，相思成瘋你不知。今生能否再見你？我只願在你唇邊再沾，那我一生也幸福。」

帶著對這位空軍男友無限的愛和思念，王璐璐最終在陳懷民殉國的長江江段，跳江自殺。

死生契闊、與子相悅，他們最終選擇了，在天國一起廝守終身。

在犧牲的前一天，或許是有所預感，陳懷民特地請假去看家人，臨走前，他掏出自己在部隊為數不多的薪水、一塊銀元給他母親魏靜誠說，媽媽，你等我回來。

魏靜誠後來則給兒子買來了四個橘子，她說，等兒子空戰回來一起吃，然而，這位母親，再也沒有等來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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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場國家和民族危亡的災難中，無數的青年挺身而出保家衛國：而無數的父母，則將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前線。在西南聯合大學，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更是將正在讀大二的兒子梅祖彥送入了中國遠征軍，而他的二女兒梅祖彤，也參加了戰地醫療隊、成為了一名戰地護士。

當時，西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大（由清華、北大、南開大學組成）物資匱乏，為此，國民政府教育部特地給梅貽琦下發了一筆補助金，但他卻將此全部轉贈給了學生，自己卻帶著全家人一起吃白飯拌辣椒；由於經濟窘迫，他的夫人韓詠華，抗戰時經常在昆明街頭售賣糕點補貼家用，韓詠華給這種糕點取了個名字，叫做：「定勝糕」。

當時，清華大學擁有一筆美國的庚子退款，梅貽琦管理這筆基金，卻從未為自己謀過一分好處，抗戰時，有一次他的弟弟梅貽寶來他家中探望，才知道這位校長竟然住得如此逼仄，而侄子梅祖彥由於逃空襲摔壞了眼鏡買不起新的，只能在昏暗的油燈光中，將臉蛋幾乎貼到了書上進行學習。

而作為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一生顯貴，手中掌握著庚子退款的巨額基金，退到台灣後甚至出任「教育部長」，但他卻清貧到，1962年去世後，連殯葬費都是依靠親友資助才得以進行。

將兒子送上前線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除了梅貽琦，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則早早加入空軍；原北大校長蔣夢麟的兒子蔣仁淵，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之子馮鍾遼，在抗戰中則加入國軍成了軍事譯員；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之子查瑞傳，則在抗戰中加入國軍，成為了汽車部隊駕駛兵。

而當時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陸軍中將的俞大維，他的兒子俞揚和（1924-2010）也在抗戰中參加了中美聯合飛行大隊，並先後參加三十多次空戰，直至最後被日軍戰機擊落、跳傘重傷，才被迫退出戰鬥。

在那個國家和民族需要他們的時刻，這些作為民國政府要員或達官貴人的父母和中華兒女，也從未退縮，而是勇往直前、奔赴國難。

4

而即使是蔣介石的獨子蔣經國，也奔波在抗日最前線上。

1938年7月，在日軍的圍攻下，江西九江淪陷；在此情況下，3000多國軍退上廬山堅持抗日，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廬山孤軍」。

讓國軍將士們想不到的是，1938年8月30日，年僅28歲、時任江西保安處副處長的蔣經國，戴著一頂草帽，穿著一雙草鞋，背著駁殼槍，衝破日軍的重重包圍，和幾位兵士一起，沿著小道爬上了山。

在這位蔣介石的獨子，出現在3000多被日軍重重包圍的國軍將士眼前的時候，將士們幾乎不敢相信，這位當朝「太子」，竟然冒著生命危險，衝到了第一線。

蔣經國與蔣介石。

到達廬山的第二天，蔣經國和廬山的孤軍將士們一起舉行了一場升旗禮，在日軍的飛機盤旋和炮聲隆隆中，蔣經國對孤軍將士們說：

「國旗是代表國家的主權，國旗在什麼地方，主權就在什麼地方，現在廬山升起國旗來了，我們要擁護這國旗，保衛國家主權，誓以血肉，粉碎敵人對廬山的進攻。」

將士們也熱淚盈眶，他們吶喊著說：「決心以血肉保衛此廬山神聖地區，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也要繼續完成我們的任務。」

在廬山上，蔣經國冒著日軍的不斷衝鋒和炮擊，在山上停留了七日，並訪問了每一處孤軍將士們駐守的陣地，此後，他又回到江西贛縣，並在當地堅持抗日軍政改革，後來，他又參加了蔣介石發起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

1939年12月12日，為了報復蔣介石父子，日本人動用六架戰機，轟炸了蔣介石的故鄉浙江溪口；在當天的日軍轟炸中，蔣經國的母親毛福梅先是被日軍的戰機掃射中槍、然後被倒塌的牆壁壓倒身亡；對此，蔣經國馬上從江西回到浙江，他懷著悲憤的心情，寫下了「以血洗血」四個大字，並立了一塊石碑在母親墳墓旁邊。

蔣經國的「以血洗血」碑文。

接到前妻毛福梅的死訊後，蔣介石則在日記中痛苦的寫道：「接經兒電，方寸不知所止。」但他只能提醒蔣經國，對毛福梅的葬禮秘密進行，不要發喪，以防止被日偽利用進行擴大宣傳。蔣經國對此寫信給蔣介石說：

「目睹慘狀，痛苦欲絕」，每每想到「夜間織布補米袋，每春則提籃採桑養蠶」的母親，總是忍不住流淚，他向蔣介石哭訴說：

「兒本不想將以上諸事稟告大人，但今日除大人外，尚能與何人談心事耶？」

然而，日軍很快就攻陷浙江溪口，毛福梅下葬不久後，墳墓又被日本人挖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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