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出心裁放異彩——讀《隋至清中國紀年銅鏡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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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石器時代的齊家文化正式出現，到清代最終被玻璃鏡取代而退出歷史舞台，銅鏡在中國延續使用了大約4000年，應是中國古代諸種金屬器物之中沿用時間最長者。雖然，銅鏡長期以實用器具的形式出現，但從「明鏡高懸」「破鏡重圓」「鏡花水月」等成語典故可以看出，它顯然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飾容的用途，事實上成為了精神和觀念的物化載體，在有形又有限的實體之中，承載蘊含了無形而無限的精神文化。

正因為銅鏡存在的時間如此之長而又如此富有內涵，因此很早以來人們就對銅鏡的收藏研究顯示了特別的興趣和重視。翻檢史籍，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王黼的《宣和博古圖》開始著錄銅鏡，開創鏡鑒研究以來，銅鏡一直是金石學關注的重要對象之一，歷代都有收集、著錄和鑒賞古鏡的著述。西方考古學傳入中國後，銅鏡研究逐漸從個人的收藏把玩雅好進入到了現代學術研究領域，不少著述從年代學、類型學以及發展演變脈絡等方面所做的開創性基礎工作，極大推動了銅鏡研究。20世紀80至90年代以來，由於考古發掘，大量銅鏡出土，一系列考古報告以及有關銅鏡斷代、鑒賞、收藏以及專題研究的著作不斷問世，造就銅鏡研究史上的最高潮。在著力各個歷史時期銅鏡類型、演變序列、紋飾寓意、銘文意義以及鑄造工藝研究的基礎上，不少研究者已經不滿足於工藝和技術層面的研究，而是開始了對銅鏡文化內涵的挖掘，將銅鏡研究從考古領域擴展到了文化領域，使銅鏡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天地。

儘管銅鏡研究先後經歷了傳統金石學、現代考古學以及廣義的銅鏡文化研究三個階段，並從工藝、技術層面上升到了精神層面。但檢視銅鏡整個研究成果，許多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尚待加強。比如銅鏡斷代，多以大的朝代名斷代，顯然過於籠統、寬泛。中國歷史上除秦、隋等幾個短命王朝外，大多歷時數百年，從建立到滅亡，其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發展變化的階段性非常顯著，與此相應，王朝初年的銅鏡和王朝末年的銅鏡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內涵。如僅以一個大的王朝名斷代，顯然不利於銅鏡研究工作深入以及對銅鏡資料的利用。而要解決銅鏡斷代過於寬泛的問題，使銅鏡斷代更加準確、更加接近真實的歷史時期，加強斷代標準器——紀年銘銅鏡的研究，當是一個最好的突破口。

近日，我很高興看到這樣一本基礎性研究的銅鏡著作問世——《隋至清中國紀年銅鏡圖典》。正如作者所言，關於紀年鏡的研究，前人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如劉永明編著的《漢唐紀年銅鏡圖錄》、王綱懷編著的《中國紀念銅鏡圖錄——兩漢至六朝》以及日本五島美術館編著的《前漢至元時代的紀年鏡》、岡村秀典編著的《漢六朝的紀年鏡》、梅原末治編著的《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等。很顯然，上述著作主要關注的是漢代至南北朝的紀年鏡，對隋唐至清代的紀年鏡基本沒有涉及，而且完全摒棄了紀年墓中出土的銅鏡。《隋至清中國紀年銅鏡圖典》雖非紀年鏡方面的開創性著作，但卻別出心裁地選擇了以往不受關注的隋唐至清代的紀年鏡這一方向，填補了紀年鏡研究方面許多的空白，並將有墨書題記、磚銘、塔銘等紀年材料的紀年墓中出土的銅鏡也一併收錄，不但拓寬了紀年鏡的範圍，建立了隋至清代銅鏡研究的的時代體系，而且也顯示了作者所具有的學術研究素養以及在傳統框架結構中尋求突破，在已有的基礎上努力提高的用心和能力。此外，本書在提供了342面隋至清代紀年銅鏡圖像的同時，還注入了大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內容，除增厚自身的學術含量外，也給研究利用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實可謂嘉惠學林之作。

如果要說這本書有什麼遺憾，我以為，以作者的能力，完全有條件將隋以前的紀年鏡全部收錄編著一本系統完整的《中國紀年銅鏡彙編》，更加便利學界的研究利用。可能是作者為避重複抄襲之嫌而忍痛捨棄了。對此，我想到了科學家牛頓的一句話：「如果我看得更遠的話，那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學術研究有兩種路徑，一是創新研究，一是集大成式的綜合研究。無論是創新研究還是綜合研究，想要「看得更遠」，要想有所突破，都離不開對前人成果的吸收利用，而學術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發展的。只要有利於推動學術研究，只要遵守基本的學術規範，對前人的成果大可放心利用，而不必瞻前顧後。否則就屬簡單的重複甚或抄襲。希望將來作者能在本書的基礎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全面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編寫一本《中國紀年銅鏡彙編》，為學界提供更加便利的研究工具。

康有為贊張之洞《書目答問》有言：「常置懷中，學問自然增長」。我不敢以康南海自比，但對於呼嘯君的這部兼具學術性和工具性的著作，我想：常備案頭，鑒識自然增長。庶幾可矣。

（《隋至清中國紀年銅鏡圖典》，呼嘯編著，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定價360元）

編輯：陳 梅

《中國文物報》2018年1月2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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