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中的胡適

文史 01-23

蔣介石與胡適之間的關係，常被情懷家們當作領袖與知識分子之間關係的楷模來推崇，胡逝世時蔣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又尤受稱道。若再看到蔣為胡「蓋棺定論」的褒揚令，情懷家們恐怕要感極而泣了。褒揚令是這樣說的：

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沈潛道義，浚瀹新知。學識宏通，令聞卓著。首倡國語文學，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嗣講學於寇深患急之地，團結學人，危身明志，正氣凜然。抗戰軍興，特膺駐美大使之命，竭慮殫精，折衝壇坫，勛猷懋著，誠信孔昭。勝利還都以後，仍以治學育才為職志，並膺選國民大會代表，弼成憲政，獻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盡瘁，罔自顧惜。遽聞溘逝，震悼殊深！綜其平生，忠於謀國，孝以事親，恕以待人，嚴以律己，誠以治學，愷悌勞謙，貞堅不拔，洵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耆碩之至意。此令。

不過，台灣歷史學家、《蔣介石評傳》的主筆汪榮祖先生，似乎對此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中華讀書報》採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胡適和蔣介石糾纏了一輩子，胡適想影響蔣介石，失敗了；蔣介石想影響胡適，也失敗了。所以蔣介石在日記里把胡適罵得不像樣子。像這種事情都揭示了蔣介石的性格和為人。他把胡適當政客。胡適哪裡是政客呢？胡適反對他連任，他又說胡是叛黨叛國。

日記中反映的看法，當然會比公開文獻中的說法更真實，儘管日記本身可能經過刪改。

循著汪榮祖先生提供的線索，筆者早些時候對蔣介石日記中關於胡適的部分進行了搜羅。由於未能找到正式出版的《蔣中正日記》，只能依賴研究者的引用及摘錄了。不過，就搜羅到的部分而言，已經足以讓人瞠目結舌了。原來，蔣介石日記中的胡適如此不堪！舉幾個他用來描述胡的用語，即可見一斑了：狂妄，愚劣成性，荒謬，心理病態，狐仙，蟊賊，可憐實甚，無法理喻，無恥政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今摘錄蔣遷台後日記若干條，為您消愁解頤。

其一

1952年底開始，胡應邀到台灣講學，蔣予以高規格接待，但由於胡婉言進諫，蔣不悅，遂在同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錄」中罵道：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台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矣。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GF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台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其二

1958年4月，胡回到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4月10日，蔣親自出席其就職典禮。然而，蔣致詞後，胡提出指正，蔣又不悅，在當天的日記中罵道：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

對此事，蔣多日不能釋懷。1958年4月12日，蔣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體院士，再次見到胡適，於是又在日記中寫下：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貽琦等，胡適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歡迎胡、梅同回國服務之語一出，胡顏色目光突變，測其意或以為不能將梅與彼並提也，可知其人之狹小妒忌。

其三

胡回到台灣後，蔣常常邀請他參加各種活動，風光無限，胡也對蔣也頗有諛詞，二人關係看起來非常融洽。可蔣在日記里，則表現了對胡的深度嫌惡與痛恨。例如：1958年5月10日，蔣在日記中罵道——

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於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1958年5月30日，蔣在日記又恨恨地寫下：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令人悲嘆，經兒婉報胡適與其談話經過，乃知其不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勸我要「毀黨救國」，此與GF之目的如出一轍，不知其對我黨之仇恨甚於GF之對我也。可恥！

其四

胡適回到台灣後，表現得不識時務，竟然貿然諫蔣，反對修改憲法，反對蔣連任。對此，蔣大為不滿。1958年6月3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午課後，手擬去年反省錄，開始感想千萬: 胡適態度最近更為猖狂，無法理喻，只有不加理會，但亦不必予之作對，因為小人自有小人對頭也。對於其所言反對修憲與連任總統之謠諑，乃是一般投機政客有意誣衊之毀蔣運動，不僅余本人，即本黨亦從未有此意向，希其審慎，勿受愚弄。至於「毀黨救國」之說，聞之不勝駭異。中華民國本由國民黨創造，今遷台灣，亦由國民黨負責保全，如果毀了國民黨，只有拯救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偽國，如何還能拯救中華民國乎？何況國民黨人以黨為其第一生命，而且視黨為國家民族以及祖宗歷史所寄託者，如要我毀黨，亦即要我毀我自己祖宗與民族國家無異。如他認其自己為人，而當我亦是一個人，那不應出此謬論，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應由辭修或岳軍轉告予其切誡。

其五

因厭胡，蔣甚至設局耍弄胡。1959年5月底，胡邀蔣出席7月1日的院士會議，蔣滿口答應。會議舉行時，蔣為冷落胡，竟然一面爽約，一面安排次日於官邸設宴款待胡及全體院士。對此，蔣頗學得意，在日記中竊喜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未應邀參加，而仍約宴其院士，此乃對胡適作不接不離之態度又一表示也。對此無聊政客，惟有消極作不抵抗之方針，乃是最佳辦法耳。

其六

1959年底，胡因反對蔣連任，蔣懷恨在心，在日記中多次大罵。例如：

1959年11月4日——

對目前國內反動派胡適等反蔣之心理無異予以打擊，以彼等假想美國不贊成連任，為其反蔣之惟一基礎也。可恥。

1959年11月7日——

與辭修談話。彼以胡適要我即作不連任聲明。余謂，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

1959年11月7日——

胡適反對總統連任事，各處運用其關係，間接施用其威脅伎倆，余皆置若罔聞。昨其來與岳軍相談其意，要求與余個人關門密談，並托岳軍轉達其告辭修等相同之意。乃余對岳軍曰：余此時之腦筋，惟有如何消滅共匪，收復大陸，以解救同胞，之外再無其他問題留存於心。至於國代大會與選舉總統等問題，皆在我心中，亦無暇與人討論，否則我即不能計劃反攻復國要務矣。如胡再來詢問時，即以此意答之可也。此種無恥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

1959年11月20日——

胡適無恥，要求與我二人密談選舉總統問題，殊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對革命之學者身分，滿心想來操縱革命政治，危險極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總統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愛於辭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決心，而更不能辭也。以若輩用心不正，國事如果操縱在其手，則必斷送國脈矣。

1959年11月28日後「上星期反省錄」——

胡適無恥言行，暗中反對連任，與張君勱亡國言論皆狂妄背謬已極。惟有置之不理而已。

1959年12月19——

近聞胡適受夢麟之勸，其對國大代會選舉與連任問題不再反對，並願擔任此次國代聯誼會年會主席。此乃其觀望美國政府之態度而轉變者，可恥之至。余昔認其為比張君勱等人格界高，其實彼此皆為政客，其只有個人，而絕無國家與民族觀念，其對革命自必始終主張敵對與破壞之地位，無足奇哉。

其七

1960年9月，台警方逮捕雷震，雷震案發生。時胡在美國，獲悉後發表聲明，聲援雷震。對此，蔣在日記甚以為忿。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1960年9月8日——

胡適對雷案發表其應交司法機關審判，且稱雷為反共人士，而決不叛亂之聲。此種真正的「胡說」，本不足道。但有「胡說」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否則，不能表明其政治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余昔認為可友者，今後對察人擇交更不知其將如何審慎矣。

1960年9月8日——

胡適挾外力以凌政府為榮，其與FG挾俄寇以顛覆國家的心理並無二致，故其形式雖有不同，而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徒使民族遭受如此空前洗劫與無窮恥辱。

同年10月，蔣得知胡將回台，同樣在日記中留下心跡，極度惱恨之情溢於言表：

1960年10月13日——

聞胡適定於十六日回來，是其想在雷案未復判以前要求減刑或釋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彼尚不知其已為他人所鄙棄，而仍以「民主」「自由」來號召，反對革命，破壞FG基地也。

1960年10月18日——

聞胡適已於昨由美起飛回國，其存心搗亂為難可知，而且若輩所謂自由主義之文化買辦們從中縱容無疑，應加防範，但以忍耐為重。

胡到台灣後，其言論更讓蔣難堪，蔣在日記中記下：

1960年10月24日——

今日聞胡適回來後對雷案各種「胡說」，不以為意，聽之。我行我事可也。

1960年10月29日——

本日為胡適無賴卑鄙之言行考慮，痛苦不置。其實對此等「宵小」不值較量，更不宜痛苦，惟有我行我事，置之一笑，則彼自無奈我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