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但問南北。梅貽琦校長為何去了台灣？
周末了，從錢眼裡爬出來，假裝讀點書。
電影《無問西東》據說把抗戰期間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搞火了。
來看看主持聯大的清華校長梅貽琦為什麼在當年去了台灣，而不是留在大陸。
馬將軍摘選的是岳南巨著《南渡北歸》里的說法。
1、
1948年冬天，梅貽琦頂著解放軍圍城的炮火乘機南下，先抵南京，由上海轉赴香港，再由法國到美國，直至「歸骨于田橫之島」，台灣。
（馬將軍註：1949年1月，一代大師傅斯年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有教授請他寫幾個字，遂信筆「歸骨于田橫之島」相贈。田橫是秦末齊王，漢一統天下後，仍率五百人困守孤島，劉邦恐其日後為患，下詔：來降，封王封侯；不來，全部剿滅。田橫便帶了兩個部下出發，半途自刎，遺囑部下拿他的頭去見劉邦，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希望保存島上五百人的生命。島上人聽聞田橫自刎，盡皆蹈海赴死。太史公司馬遷曰「田橫之高節，賓客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梅貽琦的清華好友張起鈞說，
「在梅先生離平的前幾天，我偶然去看胡適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將搭乘政府來接的專機離北平。
傍晚獲知：由於共軍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飛機場，胡先生一行並未能成行。那時清華的敦福堂教授逃進城來，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裡候機離平，何不通一消息，使梅先生與胡先生一起飛出圍城？於是敦先生便馬上打電話給梅先生。凡是那時身在圍城中的人，當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地渴望離開這圍城。
那知梅先生在聽到此事，並弄清這架飛機並不是接他之後，竟無動於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是他不預備去。後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包括楊振寧的父親）的飛機來了，他才從容不迫地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上飛機。
我親臨其境，深深地受到了感動。可惜我不能把我這意之所會，傳之於言。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許多人在平日裝腔作勢，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關頭，便醜態百出，以求苟免，因為他內心本沒有真正高貴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則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都一直保持著尊貴不群的風格，頑廉懦立，令人肅然起敬——這才真是中國讀書人傳統的最高修養，這才不愧是一個人物。」
2、
1965年，也就是梅貽琦去世第三個年頭，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在回憶文章中說道：「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願意做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做的。」
時任清華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說，「有一天晚上，校務會議在梅家開例會。散會後，別人都走了，只剩梅貽琦和我兩個人。梅貽琦說：『我是屬牛的，有一點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後我們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經知道我是堅決不走的，所以說了這一番告別話」。
通過各種史料我們可以知道，梅貽琦離平南飛是自覺自愿的，無人對其施壓或脅迫，走前對政治時局和個人處境有過慎重考慮並與同事、好友等商討，同時對陳寅恪出走產生了一定影響。
用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的話說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動，不是被動的；是自覺，不是盲目的；是堅定，不是猶疑的。」
3、
既然此前梅貽琦曾不止一次稱自己對清華「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勸說於不顧，拋下清華師生執意南飛呢？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在掌校期間於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盡量給予庇護，但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本身所計，並不是說他就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或者贊同共產黨的思想觀念與施政方針。
此點他在昆明時已表達得明白。當他看到聞一多、吳晗等人以「鬥士」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人員「斗」起來之後，於1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曾明確表示：「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
人的思想是複雜的，梅貽琦離平南飛，或陳寅恪在出走後於自己詩作中所說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俄專制獨裁體制和文化環境」之因，或「像過去的許多歷史事件——例如王國維的自沉事件一樣，是一種文化現象，或者說一種政治文化現象」（黃延復語）。
但對這種政治文化現象的考釋，又大多局限於國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層的思想根源，更沒有人把梅貽琦的出走，與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華校長之職時所說的話聯繫起來並加以考究。
在那篇著名的就職演講中，梅貽琦說道：「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後世學人所諄諄樂道的往往是後一句，但前一句對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為重要，「喬木」與「世臣」之分別，意味著對「故國」不同的價值認知，梅直到在台灣去世，一直是把國民黨在大陸主掌的中華民國與台灣地方政權連在一起，併當成合法政權與「正朔」，這個「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國」，而自己與南飛者正是故國中「世臣」的象徵。
4、
梅貽琦飛往南京的第二天，搖搖欲墜的國民政府孫科內閣匆匆任命其為教育部長，梅堅辭不就，只允任「南來教授招待委員會」委員，暫客居上海老友朱經農家中。
對於自己堅辭教育部長的原因，梅在清華同學會上沉痛說道：自己「身為清華校長，把清華棄置危城，隻身南來，深感慚愧，怎好跑出來做官？」
自1950年起，梅貽琦出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華美協進社乃中華教育基金會駐美機構，清華大學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這一機構管理，梅貽琦正是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緣」特別謀求此職，以便實際掌控這筆數目龐大的基金不致因戰亂和國內變故而流失。
鑒於當時紛亂的國內國際環境以及梅貽琦的舉動，台灣方面頻頻派人到紐約，以各種名義商談將清華基金調撥到台灣歸政府支配，或請其攜帶基金利息到台灣為學術機構購買設備儀器，但皆被梅貽琦拒絕。
當時管理清華基金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主席是隨國民黨撤退台灣的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幹事長是在美國的胡適，台灣當局見梅貽琦摟緊基金不放，甚為焦慮，又不便強行施壓脅迫，遂派蔣夢麟赴美與胡適、梅貽琦等董事會人員協商，最後達成共識並形成了兩點結論：
一、清華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會成立時就已經決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國際習慣辦理。董事出缺自行補選，全部基金調移台灣似不可能。此議由幹事長鬍適正式函報蔣介石說明；
二、清華復校原則可行，如何辦理由梅貽琦校長與台灣教育部研商決定。
5、
中國共產黨方面也沒有忘記梅的存在和巨大價值。
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華的吳晗曾公開表示梅應該留在清華，而對胡適大表反感。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在協和大禮堂對北京高校校長、教務長談話時，說：「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梅貽琦先生在清華校史中被提得並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
刻意淡化了他是清華在任最久的校長，刻意淡化了是他讓清華在風雨飄搖中存活且壯大。
很多年後，傳說在一次與朋友的對談中，他說自己如果留下，那要麼被打成反革命，要麼成為傀儡。
6、
梅貽琦把清華帶去了台灣。而留在大陸的清華，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華另外一個值得一書的校長就是蔣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長時期的清華學生，那時就曾經寫下「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他在任期間，清華從與政治靜默對抗的力量，忽然成為了時代中呼風喚雨的弄潮兒。
兩個校長是相反的兩個極端：梅貽琦從不明顯表示黨派色彩，唯一的原則是保護參與政治運動的大學生，讓他們免於牢獄。
蔣南翔則在反右鬥爭中親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
梅貽琦與黨化教育抗爭，堅持「教授治校」，蔣南翔則要求清華里「黨的組織，不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且必須在經常的教學工作中發揮作用」。
馬將軍說：
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知識分子相比，有一個顯著的不同。
就是學而優則仕，入世情結特別重。所謂達則兼濟天下，不進入到政權體制，當然是談不上兼濟的。
也因此，無法堅持獨立和批判之立場。
像胡適後期之於國民黨，郭沫若後期之於共產黨，莫不如是。
也因此，我們看到了梅貽琦、陳寅恪的稀缺性。
俄羅斯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則走得更遠。
20世紀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俄國知識分子有一個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極為重要的特色，「這個群體從形成之日起，就與犧牲、苦難、監獄、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的反抗精神特彆強」，深刻在俄國革命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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