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名著21：從《水滸傳》看宋徽宗因一己之懶，丟了大宋如畫江山

宋徽宗懶政

古往今來，犯罪與一個社會君主是否勤政愛民、政治是否清明和諧、法制是否健全規範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正因為如此，德國近代刑法學大師李斯特在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中，更強調社會因素對犯罪發生的作用，提出「最好的社會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水滸傳》中對產生刑事犯罪的社會因素，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諸多因素用墨較多、批評也最為尖刻大膽，具體到小說所描述的宋徽宗時代，怠政、弱兵、濫赦這些導致法制意識淡薄、犯罪猖獗、執法紊亂最直接的政治因素，在小說中得到很好的體現，尤其是怠政之害在小說中比比皆是。

比如，第2回描寫徽宗「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在這一點上，唐僖宗可與之媲美，《資治通鑒?唐紀六十九》第253卷記載：

上（唐僖宗）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鬥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獵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宋徽宗懶政

在《水滸傳》中，高俅是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因「踢得好腳氣毬」，「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而宋徽宗本人，據《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三》記載：「自政和以來，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稱出日為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

《水滸傳》第72回，也寫到「官家（徽宗）從地道中來至後門」，身穿龍袍，連便裝都不換，「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獨自來約會李師師。第81回，宋徽宗自稱：「寡人私行妓館，其意正要聽艷曲消悶」；第85回借遼國歐陽侍郎的話說「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弄權，嫉賢妒能，閉塞賢路，非親不進，非財不用」。

如此皇帝可見一斑，確如金聖嘆所評「亂自上作」，根本原因，正像《宋史?徽宗本紀》評價的那樣在於徽宗本人：「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

徽宗皇帝的「輕佻」在是否立其為皇帝時，章惇就曾一針見血指出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確實是一語中的、有先見之明，可惜歷史自有其發展的原由和規律，大宋王朝註定要在徽宗時代成為必然的拐點。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如果封建帝王把過多的感性氣息帶到理性事務中，一味致力於雕蟲之道，過分地放縱自己的私慾，沒有嚴格地將個人愛好和國家需要區分開來，終不免失敗的結局；人主在社會群體中發揮著其他人無法替代的特殊導向作用，其怠政之害往往會直接或間接破壞正常的政治、社會秩序，弱化了法律引導教化民眾的特殊功效和控制威懾社會不法行為的能力，成為犯罪現象肆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徽宗懶政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