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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是怎麼說高俅的?

高俅(?—1126年),北宋末年權臣,宋徽宗時期的官員汴京(今河南開封)人。

高俅立過什麼戰功,史書無記載, 但是劉仲武在崇寧三年(1104年)約十月,吐蕃趙懷德等叛宋的事變中,指揮得當獲得大勝而使趙懷德等復降。大觀二年(1108年),童貫及劉仲武在西邊又取得了一次較大的勝利,他們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復了積石軍。徽宗對此十分高興,親自接見了劉仲武,頗為恩寵,並悉命仲武的九子為官。從徽宗的表現來看,他是認為這是一次很大的勝利,高俅也有可能參與了其役,《揮麈後錄》說高俅「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遷的資本很可能出於在劉仲武軍中的經歷,而劉仲武深知徽宗將高俅托給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擴大高俅的功勞,做個順水人情。這從高俅以後與劉仲武家的密切關係中可以看出。劉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敗仗,但他的仕途卻沒有受到影響,高俅在朝中替他說了好話。

劉仲武死後,高俅又極力向徽宗推薦其子劉錡擔任大將。 趙懷德叛宋事件實際上是西夏聯合青唐當地勢力對北宋佔領青唐地區的一次大規模反撲,時間是崇寧四年初。劉仲武在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揮,也沒有功勞,反倒有罪!他作為副將隨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帳下親兵叛變送給了多羅巴被殺之後,劉仲武作為軍中僅次於高永年的副將,不但沒有穩住軍心繼續完成救援任務,反倒一路逃回西寧,坐看宣威城被圍。兩個月後才由其他兩名將領帶兵解去宣威城之圍。而劉仲武也被監禁在秦州大獄。

蹴鞠

元祐八年(1093年),高俅原本是蘇軾的「小史」(也就是小秘書一類的角色),將高俅推薦給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詵(即王晉卿)。他為人乖巧,擅長抄抄寫寫,不僅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有一定的詩詞歌賦的功底,且會使槍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礎。王詵是宋神宗皇帝的妹夫(《水滸傳》中說是哲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趙佶(後來的徽宗皇帝)的姑夫,王詵是一個「書畫高手」。

蹴鞠

根據《十朝長編》的記載,劉仲武本來至少會被判流放,但因為賄賂童貫,所以不但沒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寧四年的記錄則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隨林攄出使遼國。此時高俅和劉仲武應該沒搭上線。大觀二年克複積石軍活捉臧撲征哥一役,童貫總領全局,軍事上的臨時總指揮是劉法。本來給劉仲武安排的任務是堵住臧撲征哥的退路,但劉仲武利用其他幾路軍隊的勝利,冒險派自己的大兒子劉錫進入溪哥城勸臧撲征哥投降,獲得成功。實際上這是利用自己兒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貴啊!事後童貫大概認為劉仲武有搶功之嫌,就沒有特彆強調劉仲武的功勞。而劉仲武這一功勞得以彰顯是在政和年間,徽宗許其蔭補一人,享受這一指標的就是老大劉錫。從這個角度看,劉仲武和高俅的關係應該是在政和五年攻打西夏時建立的。

北宋疆域

政和五年劉仲武率十萬大軍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敗而回。用《宋史·夏國傳》的話來說,就是「秦鳳第三將萬人皆歿」。而宋史大約是為尊者諱的緣故,把王厚拉來陪綁,說王厚賄賂童貫,但據《建昌鄉土志》墓志銘部分記載,王厚已經在大觀元年下葬。一個死了八年的人怎麼可能跟劉仲武一起領兵出戰?怎麼可能去賄賂童貫?所以真有賄賂行為,那也是劉仲武乾的。高俅估計也幫忙說了好話。搞不好高俅正是此戰的監軍。高俅管理禁軍,在軍隊訓練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高俅主持的軍隊爭標競賽開始是「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爭標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後面的爭標競賽,也要搞出「旋羅」、「海眼」、「交頭」等各種花樣,頗為熱鬧。讓徽宗看了十分滿意。同時這個人還有一個好處,對有恩於他的故人不忘報答。除了他與劉仲武家保持密切關係外,對他原來的主人蘇軾一家也頗為照顧。一些野史上記載他「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恤甚勤。」因此他的這些作為也獲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評。

高俅貪慾很重,有學者指出,靖康年間,政治風雲變向,有大臣上書揭露了高俅恃寵營私的罪行。《靖康要錄》載:「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謹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佔禁軍,以充力役。其所佔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然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廢校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高俅將軍營的地皮建成私宅,這還不算,而且把禁軍當作私役,不管訓練,專管為他營私出力。如果你沒手藝,那麼只能花錢再僱工匠。有錢的,就可以免於操練;沒錢的,只能再找營生賺錢,也無法操練了。於是軍隊「紀律廢弛」、「軍政不修」,成為「人不知兵,無一可用」的無用擺設,以至當國家危急,面臨虎狼之師金軍的進攻,開封城內幾十萬的禁軍很快瓦解,其罪是難容的。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軍渡過黃河後,便連夜倉皇逃往東南避難。《靖康要錄》記載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貫、高俅各帶領若干勝捷兵和禁軍也趕到與之匯合,一時間又組成了一個徽宗的親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寵臣們卻為了邀寵而爭風吃醋,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在到達泗州後不久,童貫便與高俅發生衝突。「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淮陽。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貫扈從徽宗等人繼續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為「控扼淮津」,高俅於是以生病為由,回到了開封。史書上說,當時隨從皇帝的童貫、梁師成一伙人都被連坐殺死,童貫被處死並梟首於開封,蔡攸也被欽宗下旨處死。恰恰是因為高俅提前離開了江南,沒有參與當時徽宗集團與欽宗集團的鬥爭,反而使他得到了一個比童貫、蔡攸等人幸運得多的下場。惡人未必全有惡報,這也能算是歷史留下的遺憾吧。

靖康之變

《宋史.李若水傳》中提到高俅死於靖康元年(1126):「李若水……靖康元年,為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掛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眾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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