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為何要讓那些精英去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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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鬼子六（歷史研習社社員）

最近電影《無問西東》在全國熱映，賺足了淚水也賺足了口碑。許多人都沒想到，這樣一部文藝范十足的電影，能夠引起如此之多的討論。在138分鐘的電影中，劃分出來了四個時代背景，四個互相獨立又相互承接的故事，講述不同時代的人在命運洪流之中的迷茫與堅守。

在電影院時片子還未播到一半，身邊就想起了此起彼伏的啜泣聲。走齣電影院，朋友一直在問：

為什麼像沈光耀那樣的清華精英要去送死？

國家好不容易培養了這樣的棟樑之才

怎麼就眼睜睜看著他們去送死呢？

其實，哪只是沈光耀！九一八事變後，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誨在清華大學放棄學業，投筆從戎；之前講到的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之子張錫祜（點擊可查看），和他的南開校友陳康、柳東輝、陸家琪、劉承祜等人投筆從戎。

當時中國空軍的「四大王牌」飛行員，高志航在法國牟拉納航空學校和伊斯特陸軍航空學校學習；樂以琴先是就讀於濟南齊魯大學文理學院，後投筆從戎；劉粹剛就讀於遼寧省立第一工科學校，後投筆從戎；李桂丹就讀於遼寧成城中學，後投筆從戎……

一個接一個的投筆從戎，你會發現，「九一八事變」不是課本上一個離我們很遠的事件，它切切實實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道路。一大批原本就讀於各種名牌大學、「超級中學」的青年，放棄學業，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對很多人來說是不歸之路。

我們覺得沈光耀本不該就這麼犧牲，以他們的才華和能力本可以為國家做更多的貢獻。但回到歷史的現場，你會發現那時沒有人可以代替沈光耀，代替這群青年精英犧牲。

不是因為中國找不出捨身報國的仁人志士，而是在當時現代化戰爭下，我們國家的教育出現了嚴重的斷層，只能讓最精英的一批青年頂上去，用他們的鮮血來盡量彌補與日本的差距。

《無問西東》里沈光耀報考的空軍，無疑是當時中國軍隊中最精銳的隊伍。在這部電影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抗戰時期中國政府有空軍力量。沈崇誨和他的南開校友們報考的筧橋中央航空學校里，負責訓練的教官絕大多數是操著美式英語的外國人。

試問，在當時的中國有多少人能聽懂美國教官的軍事課？如果不找這些出身名校的熱血青年，中國又能找誰去學習駕駛飛機，去跟日本人爭奪一下制空權，去保護一下被日軍轟炸的中國城市？

沒辦法，中國當時能駕飛機作戰的只有他們。沈光耀們不是白白送死，除了他們，沒人有資格在浩浩長空為國戰死。

我們一定記住的是，抗日戰爭是一場極為不平等的戰爭，日本是一個整體步入工業化的國家。日本對中國作戰其實是降維攻擊，兩國的軍事作戰能力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

但戰爭才不會管公不公平，在日本已經有較為完備的空軍訓練體系，實現了空軍教育的本土化，不再依賴國外教官的直接指導。或許一個初中學歷的畢業生就能駕駛飛機，在中國卻只能由清華、南開這些一流學校的一流人才駕駛。國家實力的鴻溝，要由青年才俊的鮮血填充，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初期的中國空軍條件異常艱苦。自己國家沒有能力生產飛機，只得從外國進口。由於財政捉襟見肘，大規模集中採購也不現實。擠出點錢就買兩架，再擠出來點，就再買多兩架。

30年代的中國空軍飛機五花八門，像是一個萬國飛機博覽會，這些來自美國、德國、蘇聯、義大利、法國、捷克的飛機拼湊成中國的空軍飛機，而這些飛機也只是國外淘汰下來的次等飛機、過時飛機，賣給中國坑錢。

而當時日本可用於作戰的飛機有約2300架，最初用於中國戰場的飛機為443架，最多時一度達到800架以上，實力遠在中國空軍之上。不僅如此，日本還有自造飛機的工業實力，月產飛機60架，且能不斷更新相關技術。在1940年採用了日本三菱重工公司研製的零式戰機，一度讓美國飛機都甘拜下風。

中國因為造不了飛機，飛機的養護成本奇高。零部件損壞後，國內落後的工業生產能力無法製造替代品，只能拆了一架飛機來維護另一架。於是，真正能夠用來作戰的飛機又大打折扣，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全國能用來作戰的飛機不到200架。

這些飛機性能還不靠譜，給飛行員的空戰帶來非常多意外傷害。看過張錫祜故事的人都記得，張的殉國並不是與日軍直接作戰，而是因為飛機遭遇雷雨天氣，與通訊中斷而迷失航向，不幸墜亡。這種事對於早期的中國空軍來說很普遍。

1937年10月，同樣是在淞滬會戰時，轟炸隊長黃正裕（第一期畢業）駕駛美製「馬丁機」，由於飛機載重不適在南京附近墜亡。

1938年1月，為了躲避日軍的轟炸，國軍飛機緊急起飛避難，沒想到陳煥滔駕駛的一架蘇制飛機剛一離開地面就突然傾斜失速，駕駛員身亡。另一架飛機因為氣缸溫度過低迫降，飛機墜毀，萬幸飛行員安全。這些國家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飛行員，沒有被敵人的子彈打死，而被自己的飛機「害死」，實在讓人扼腕嘆息。

我們要再次強調，現代戰爭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尤其是像空軍這樣嚴重依賴工業製造能力的軍種，無異於一支軍隊尖端技術的標尺。當時的中國國家實力較之於日本差的太遠了。一支完備的空軍，要包括飛機製造、維修、後勤保障、調度指揮、無線電通訊、航空用油、機載武器、飛行員訓練……每個環節都嚴重依賴國家的工業實力，且環環相扣，一個環節跟不上，整個空軍作戰能力就大受影響。

現在的人可能很難想像得到，當時的一架飛機可能就因為缺少一個零部件，甚至是一顆螺絲釘，一整架飛機就無法起飛，相當於廢鐵。抗戰初期，中國的作戰飛機都是殘缺不全的，飛機的狀態很少有100%完好的。

就是這樣，一些新手的飛行員實在沒有教練機可以訓練，一些研究人員竟然回到前工業時代，用木架竹絲做機身，蒙上布匹，塗上生漆和牛油，再裝上發動機就去充當飛行員的教練機。

顯然，當時的中國空軍就像一輛七拼八湊、跑風漏氣的老爺車。雖然勉強有個現代化的外殼，當遇到現代化的日本戰車時，很容易被撞得七零八落，而坐在破老爺車裡的空軍飛行員，就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

所以，筧橋航校的校訓就是「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世界上沒有第二所航空學校會有這樣的標語。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談談為什麼當時的中國，一定要沈光耀這樣在名校讀書的青年精英參加空軍了。

其實，當時中國空軍飛行員的個人素質相當好，畢竟很多都是中國頂尖學校的學生，尤其是在筧橋受訓的一批學員，他們接受的是美國教官的嚴苛訓練與考核。筧橋航校當時聘任了七八名美國陸軍航空隊的退役軍官，擔任高級飛行教官，另有二十餘人擔任機械教官、技術工人、醫師，他們用美國式的飛行訓練模式來培訓年輕的中國飛行員。

這些美國教官操著一口英語，如果飛行員不會說英語，就沒法聽懂教官的意思。所以，在當時的中國也只有像沈光耀那樣名校的優秀青年，才能夠進入筧橋學校接受「美語」環境下的軍事學習。

在筧橋的飛行選拔很嚴苛，一次考試不及格可能就沒有資格再當飛行員了。

但留給中國空軍的時間太少了。從1931年建成筧橋航校招生開始，直到抗戰爆發，還不到十年時間，草創初期的中國空軍僅僅培養了大約500名飛行員。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一年之內不僅損失了半數的飛機，一大批成熟飛行員還紛紛殉國。剩下的一些本身就訓練不足、缺乏經驗的飛行員，還要去教一些剛參加空軍的新人，如此惡性循環，整個空軍飛行員的素質很難提高。

這也不能完全怪飛行員。當時中國空軍的訓練條件差，壓根就沒有足夠的飛機來保證日常的訓練。許多所謂資深的飛行員，只有十幾個小時的飛行訓練記錄。

姜獻夫回憶到「那個時期的飛行員每月的飛行時間不到二三小時，因為器材缺乏、油料補給困難，雖有訓練計劃，真正能實施的不到十分之一二，他們很難保持飛行技術……有時為了怕失事，往往遇有任務時，只好由部隊長或是較為可靠的資深飛行員來擔任，因之勞逸不均。」

抗戰初期，中國的空軍打得異常艱苦，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的軍事援助紛紛進入中國，中國空軍也得到美國空軍的大力支持，情況才逐漸改善。

我們回過頭來說下蔣介石，自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內對日本用兵、抵抗日本侵略的呼聲就一直沒停過，蔣介石背著很大的壓力，但他真的不想與日本鬧翻。不是蔣介石不恨日本，而是他知道當時的中國國力與日本差距較大，兩國正式宣戰，中國能夠打贏的幾率非常之小。他確實希望等一等，給中國留出一些發展的時間。從1931年開始大力籌備的筧橋航空學校，我們其實能看到蔣介石在布局做準備。

只是日本人侵略的野心太大，在吞併滿洲之後，又亟不可待要吞併中國本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爭，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聲明「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表示了抗戰的態度。

蔣介石發表這個講話也是有「壓力」的，當時國民黨高層內部，一些人對能否發動和堅持抗戰抱有懷疑態度，包括胡適這樣的知名人物，知道中日之間國力的差距，對抗日其實不抱什麼希望。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戰爭可能比預想的還要困難，但中國人民抗日的決心與勇氣也比預想的更加堅決。

抗戰一開始，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人不分貴賤，人人都要參與到反抗侵略的洪流中。那些像電影里沈光耀一樣出身名門，學業優異的時代精英、國家棟樑，擺在他們面前的不是一個選擇題，去計較個人的前途命運，去糾結於人生該走哪條路，去算計哪個位置最適合自己。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問答題，國家危難之際，熱血男兒該如何履行守土之責任，犧牲之決心，衛國之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