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定都北平誰向毛主席提出了重要參謀意見
北京作為我們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早已過了花甲之年了。
新中國選定北平（北京）做首都，毛主席傾聽了他的老戰友王稼祥的重要參謀意見，有許多史料都證明了這件事。
（戰友情-——王稼祥與毛主席在延安）
在我黨的歷史上，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1945年召開「七大」時，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經毛澤東親自動員，他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來，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他的工作仍是那樣兢兢業業。
王稼祥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1年的龍岡地區。這裡是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的著名地點。那時年僅25歲的王稼祥剛留蘇近五年回國不久，他十分渴望把在蘇聯學習和掌握的馬列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王稼祥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四中全會的經過，而毛澤東則向他詳細地講述了紅軍中爭論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爭論問題，並拿了一些文件給他看。
這次會面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同毛澤東見了幾次面以後，就給了我這樣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其他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而與具有學者氣質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水平也頗為讚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力度，見解鮮明。交談中，毛澤東還高興地揮筆寫下一幅蘇區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送給王稼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戰里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王稼祥雙手接過對聯，始知蘇區軍民就是靠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打贏敵人又發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選擇回國參加第一線革命鬥爭是對的。
王稼祥和毛澤東在龍岡地區的會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後，這對革命家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壯大，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王稼祥提出，由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後來，毛澤東多次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可見這「關鍵的一票」的重要性。遵義會議後，王稼祥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統一指揮全軍行動……
解放戰爭後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全國勝利進軍的時候，毛主席已經在考慮新中國建都的問題了。當時，距離「老大哥」蘇聯近的哈爾濱、古都西安和開封以及南京都是候選城市。
在建國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毛主席廣為徵求了各方意見的。關於國號，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張志讓等民主人士起了重要作用；定國歌的任務交給了馬敘倫、葉劍英、沈雁冰等人牽頭的政協第六籌備小組；而對定都北京起了關鍵參謀作用的是他的老戰友王稼祥。
1949年年初，在中共東北局城市工作部當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的當天，就與夫人朱仲麗一起去看望毛澤東。王稼祥的到來，毛主席非常高興。見了面，毛主席拿起一支煙遞給王稼祥，自己也點了一支，就毫無拘束地交談起來。交談中，毛主席說：「歷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還有石頭城南京或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最為合適呢，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見毛主席問起這麼重大的問題，王稼祥表情也隨即嚴肅起來。他略作思考，認真地回答說：「依我看，現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缺陷，我們定都最好不選在南京。」
（首都北京）
王稼祥接著說：「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中國的疆域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那時長城就是邊境線，現在長城橫卧於中國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點。這樣一來，選西安為都也不合適。」
毛主席點頭表示贊同。王稼祥接著說：「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所能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聽到這裡，毛主席笑了，介面問道：「那麼，哪裡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穩地説:「我認為我國首都最理想的地點應選在北平。 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較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從戰略上看也比較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認為首都應定在北平。」
毛主席聽了條理如此分明的意見，甚感欣慰。連聲稱：「有道理，有道理。」他一邊笑著，一邊說：「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當然，當時定都北平政治上的因素很多。蔣介石的反動政權定都南京，毛澤東把人民的政權定都北平，這種針鋒相對既反映出毛澤東的偉人個性，更反映出兩種不同政權的涇渭。但無論如何，王稼祥的遠見卓識顯然使毛澤東最終下定了定都北平的決心。
建國後，王稼祥先是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再任外交部副部長，中聯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人，當年遵義會議擁護毛澤東，因為他認為只有毛澤東能領導中國革命獲得成功。後來他看到「大躍進」勞民傷財，堅持不推波助瀾，反而仗義執言。上世紀60年代初，他看到中國樹敵過多，自身不富裕卻給國外援助太多，提出要「量力而行」，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太出頭。這些都被康生等人上綱上線定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路線。後來，這位當年進入過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老資格」，連中聯部的領導都做不成了，先是被隔離審查，後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
（王稼祥與毛澤東、鄧小平）
但毛主席始終沒有把王稼祥當做敵對面看待，他一直肯定王稼祥的歷史功績。1973年在黨的十大上王稼祥重新被選為中央委員。
可惜，1974年1月，王稼祥在對黨和國家命運憂心中在睡眠中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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