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的行書與帖學
[清]趙之謙 致友人書札(局部)
作為一種書體，行書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一般被認為是由「正書」快寫而成。古人云：「楷如立，行如行，草如奔。」唐代張懷瓘《書斷》雲:「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由此可見，行書是為務求簡便而產生的一種書體，大致也經歷了早期的萌芽，中期的成熟，以及後來的流派紛呈。其中，東晉王羲之歷來被認為是行書的集大成者，開創一代書風，其行書法帖廣為後人仿效。就書學角度而言，「帖學」即為崇尚魏晉「二王」之後歷代法帖的書法流派。清代「碑學」興起之後，因用筆取法及審美趣味相異，「帖學」逐漸被視為「碑學」的對立面。正如康有為(1858—1927)所言「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自碑學之興起，後來習書者往往以碑學的眼光去審視、欣賞書法，進而有很多人擯棄或者否定帖學。這是由於立場、視角的改變，導致認識的遷移。黃惇先生曾稱行書可以分為三系，即東晉王羲之流派、唐代顏真卿流派以及清代的魏碑行書流派，此說頗有道理。
其中清代的魏碑行書流派，即以趙之謙、金農、沈曾植、何紹基、康有為等人為代表。趙之謙，生於清道光九年(1829)，卒於清光緒十年(1884)，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撝叔，浙江紹興人，書、畫、篆刻兼善，尤以魏碑體書風稱著，對後世影響頗大。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認為「趙之謙學北碑，亦自成家，但氣體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盡為靡靡之音，則趙撝叔之罪也」，但絲毫沒有動搖趙之謙作為碑學書法典型代表之地位。除了篆、隸及魏碑正書，趙之謙行書也廣為世人所稱道。但若仔細審之，事實上趙之謙的行書受帖學影響很深，尤其是「二王」帖學在趙之謙行書上打下的深深烙印，往往卻為人所忽視。故此，筆者試就此論之，考量帖學對趙之謙書法之影響，為碑帖融合理論研究提供借鑒。
[清]趙之謙 行書八言聯 173cm×39cm×2 紙本
一、趙之謙的行書歷程
趙之謙是晚清時期知名的書法篆刻家、畫家，在書法上，他四體兼善，篆、隸、行、草，無不旁通，承繼阮元(1764—1849)、包世臣(1775—1855)碑學傳統，開一代新風。對於趙之謙而言，後世的研究者多關注於其篆隸而忽視其行書。實際上，存世最多的便是其行書。
趙之謙早年著力顏真卿。對於顏字的用功，實是出於時風與科舉所需。趙之謙幼年「天稟環異，穎悟倍常童。甫二歲，即能把筆作字。稍長，讀書過目輒能誦。又好深湛之思，往往出新意以質塾師，塾師不能答」，「六歲學古文，九歲學詩，十歲後講學」，「少事漢學，十歲後潛心宋學者七年」，「仍世豐厚，君生而中衰」。趙家世代業賈，因其兄為訟破家而中道衰落。對於如此聰穎的孩子，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自然寄希望於科舉一途，以至於35歲時(1864)趙之謙自題《二金蝶堂印譜》道及「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固天所活我，而於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趙之謙的早期行書，實際上受兩方面影響：一方面，其所孜孜以求的科舉考試必然是主要方向;另則，乾嘉之際興起的碑學，雖未像康有為所述「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但經由阮元、包世臣等人的鼓吹，已是蔚為大觀。趙之謙早期書法的渾厚，或許源出於此。考察趙之謙早期書作，為應科舉，體現出一排顏字及帖學風貌。考其現存作品，咸豐五年(1855)所作「三辰兩金」行楷聯、無紀年《節惕庵石譜》行書四屏、無紀年《岳忠武王華嚴院句》中堂，筆力遒勁而質樸，部分書作，儼然一派帖學書法風貌。
對於趙之謙書法的早期取法，其在咸豐十一年(1861)曾云：「餘二十歲前學家廟碑五百字，無所得。遍求古帖，皆臨一通，亦不得。見山谷大字真跡止十餘，如有所悟，偶作大字，筆勢頓異，覺從前俗骨漸磨漸去，然余未肯學山谷一字。江弢叔見余書即指為學山谷，亦數十年中一大知己也。」其養子趙壽佺在《皇清誥授奉政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同知銜江西議敘知縣先考撝叔府君行略》稱：「府君幼即能書畫篆刻，長更博觀唐宋元明人真跡，無慮數千百種。」對於《蘭亭序》，《章安雜說》載：「余所見《蘭亭》凡數十種，獨吾鄉王式庵都轉家所藏七種最奇。其中唐拓一本，紙墨絕古而余無甚愛。最愛其紅梨板本，蓋即《山谷集》中所稱賞者，此真絕無僅有。字體較定武小十之三，而肥數倍。一展玩如神龍寸縮，老鶴山立，『恰到好處』四字，不足言也。今其文孫□□攜往複州，不可得見，每一憶及，尚覺腕下鬼躍躍欲動。」對於「二王」書法，雖然趙之謙曾稱：「學祖晉人，書祖『二王』，『二王』之書傳世皆唐人摹勒，閣帖所搜失當，實不及絳州本，(此不能為外人道也)今人即據(?)唐人摹勒者稱『二王』，不知『二王』書果如此乎。據後世傳寫囗過之本而力信古初，反不如取囗拜狀元策學之，尚是真面目也。」但見過蘭亭「凡數十種」，且「每一憶及，尚覺腕下鬼躍躍欲動」，足見其對蘭亭感情之深。考察趙之謙存世的墨跡，無論是早期的帖學風貌，還是後來的碑帖融合，都有集禊貼的作品，在書寫時必然或多或少予以借鑒，足見其對《蘭亭序》有割捨不斷的情緣。對趙之謙而言，其入手法帖即為顏字，唐、宋、元、明人的書法真跡亦時時臨習。雖從趙之謙的存世書作中偶有不易覺察的黃庭堅之影響，然而從其自述而查，可知其取法黃庭堅是毫無疑問的。如其31歲時(1860)所書《入城臨水行書七言聯》，即可看到黃庭堅之影響。趙之謙學書的基礎是當時流行的顏字及帖學。例如，在無紀年《岳忠武王華嚴院句》中堂透漏出劉墉(1719—1804，字崇如，號石庵)的影響。而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稱「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搖脈聚，近世行草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成也」。
21歲考取秀才，31歲經三次鄉試終於中舉後四試不第，趙之謙遂以書畫篆印所得之資捐官。對於科舉功名的期望使得他練就一手好的顏字，掌握了參加考試的基本工具。在此時期，經阮元的發軔，道光、咸豐時期碑學已呈轟轟烈烈之勢。或許科舉的失利使其心中的抑鬱之氣得以爆發，對書法而言直接導致書法向碑派書法的轉換，由正統向非正統的轉換。趙之謙初作魏書，實際上是以「二王」楷書筆意加上北碑字體結構而成，並未體現出明顯的碑體書法的特徵。行書亦多為行楷書。40歲前後，趙之謙的北碑體行書渾厚質樸中見飄逸，臻於純青，尤其大字書法，開始顯現出碑派書法之影響。
TAG:雅昌藝術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