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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流亡的貴族少女:我只在乎除掉那個魔鬼!

在汗牛充棟的「二戰」史書寫中,大多數觀察角度都是從戰時的同盟國角度出發,來談戰爭的受害者。今天回過頭來看,這種再現方式將一些同樣重要的事實遮蔽在了歷史的夾縫中。

在「二戰」期間,有一位叫蜜絲的白俄女爵,流亡德國時堅持撰寫日記,從一位流亡貴族的視角,講述戰爭期間德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所遭遇的恐懼和懷抱的希望。

由於蜜絲的貴族身份,日記也揭露了一個通常為人所忽略的歷史真相:希特勒和貴族之間關係緊張。「七月密謀」刺殺希特勒事件證明了這一點,其中很多參與刺殺者都是貴族。希特勒以此次暗殺行動為借口,剷除了當時歐洲許多地位顯赫的家族。蜜絲處在如此險惡的環境里,文字卻又無與倫比的平靜和優雅。

以下內容來自《柏林記憶:逃離悲慟之地》,這份私人的柏林戰時見證,也是一個美麗女人懷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日復一日謀生活的記錄。

少女時期的蜜絲(瑪麗·瓦西里奇科夫)

弗里德蘭城堡 1 月1 日,星期一

奧爾加 · 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里德蘭城堡度過一個安靜的新年。我們打開裝飾聖誕樹的小燈,往一碗水裡滴熔蠟和熔鉛算命。我們期望母親和喬吉隨時可能從立陶宛搬來,他們已經講了好幾次,卻沒有行動。午夜時分,全村鐘聲一齊鳴響。我們探出窗外聆聽—這是新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個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1日開戰時,立陶宛——當時蜜絲的父母及弟弟喬治仍住在那裡——仍是個獨立的共和國,不過,卻在9月28日簽訂的「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此為莫洛托夫與里賓特洛甫於8月23日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之續約)中被秘密劃入蘇聯勢力範圍。蘇聯紅軍自10月10日開始進駐幾個重要城市及空軍機場。從那時開始,蜜絲的家人就一直準備逃往西歐。)

柏林 1月3日,星期三

我們帶著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聲機,前往柏林。早晨5點出發時,天色仍一片漆黑,別墅管家開車送我們到奧珀倫。奧爾加·皮克勒借給我們足夠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費,在這段時期內我們必須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經寫信給傑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國大使館認識的男孩。我們在考納斯英國公使館工作過的資歷或許有用。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緊接著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之後,美國大使館才撤出柏林。)

日本偷襲珍珠港

火車擁擠不堪,我們站在列車通廊里。幸好有兩名士兵替我們抬行李,否則絕對擠不上車。抵達柏林時已遲了三個小時。塔蒂阿娜一踏進皮克勒夫婦好心借給我們暫住的公寓,就開始打電話給朋友,這讓我們倆都覺得安心一點。位於利岑貝格街與庫達姆大街交叉口的這棟公寓極大,但奧爾加要求我們別請外人來打掃,因為屋內有許多貴重物品,所以我們只用一間卧室、一間浴室和廚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單罩起來。

1月4 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塗黑窗戶上,因為從去年9月開戰,這棟房子就沒人住過。

1月6 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後,我們大膽鑽進屋外的黑夜中,很幸運在庫達姆大街上攔到計程車,願意載我們去蒂爾加滕區外圍的智利大使館參加舞會。主人莫爾拉在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曾派駐馬德里擔任大使,儘管智利政府親共和派,大使館卻收容了3000多名會遭到槍決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館裡長達三年,睡在地板上、樓梯上,擠得到處都是。莫爾拉不理會來自共和政府的壓力,沒有交出一個人。

同一時期,斯圖亞特王族的後裔,阿爾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卻遭到禮貌的拒絕,隨後被捕處決。相較之下,莫爾拉的表現更令人欽佩。

舞會成功極了,彷彿戰前一般。剛開始我還擔心認識的人不多,很快卻發現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見過面(蜜絲曾在1938—1939 年冬天來柏林探望塔蒂阿娜)。

初次見面的包括維爾切克姐妹,兩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裝扮入時。她們的父親是德國派駐巴黎的最後一任大使;哥哥漢西和他可愛的新娘西吉·馮·拉費特也在場。還有很多朋友,像是羅尼·克拉里——非常英俊,剛從魯汶大學畢業,一口地道的英語。

這對我來說是一大解脫,因為我的德文還不太溜。在場的年輕男士多半來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稍晚,智利紅歌星羅西塔·塞拉諾獻唱,對著年僅19歲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讓他好不受用!我們好久沒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點才回家,一票人全擠進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時外交官的車裡,他是維爾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們仍在費力找工作,並決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業界的熟人。

二戰中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面談。他頗友善,而且立刻讓我們考試,因為沒有心理準備,我們很緊張。他喚人推出兩台打字機,還送來速記本,然後用極重的口音、極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長串,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最糟糕的是,我們倆最後交出來的信,內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會打電話給我們,但我們不能等太久,這段時間內若找得到別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國際貿易都已停擺,柏林沒有一家公司需要會說法語或英語的秘書。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歲生日。漢西·維爾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費特來家裡喝茶;她真是個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說她是「典型的德國美女」。晚上賴因哈德·施皮茲帶我們去看電影,然後去一家名叫「西羅」的夜總會喝香檳、聽現場演奏,現在公共場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 日,星期六

母親和喬吉在天蒙蒙亮時抵達。已經一年多沒看到喬吉了,他還是老樣子,非常迷人,對母親很體貼。母親看起來疲憊不堪,身體很差。立陶宛逐漸蘇維埃化,他們經歷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該離開了。父親決定暫時留下,因為他在等著做一筆很大的生意。

1月14 日,星期日

我們把母親和喬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館的錢——他倆身上加起來只有40元!我們又尚未找到工作,財務狀況凄慘。他們想留在這裡,無疑大錯特錯:這裡天氣寒冷,食物不夠,政治狀況又極不穩定。

我們試著勸他們去羅馬,母親在那兒有很多朋友,城裡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這裡一定會很寂寞,因為除了隨戰爭範圍如油漬般擴大,數目不斷銳減的各大使館駐派人員之外,柏林毫無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現在城內全是年輕單身漢,年齡都和我們差不多,不是軍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總會。

伊連娜已在羅馬安定下來,就算只考慮氣候這一項因素,生活也會舒服很多,況且一等到我們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錢過去。

柏林 7 月19 日,星期三

今天離開克魯曼修柏——我想應該不會再回來了。已收拾一切,但盡量少帶行李,其餘物品都將寄放在瑪丹娜·布盧姆處,待確知未來去向後再通知她。

11點抵達柏林。因為最近空襲頻仍,車站一片混亂。巧遇前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老王子,他好心幫我提皮箱。我們好不容易搭上一班巴士,整座柏林城煙塵瀰漫,到處堆積破磚碎瓦。終於在格斯多夫家下車。

夏天來了之後,他們都在樓上的起居室用餐,不過家裡仍然沒有窗戶。客人還是固定的那群老朋友,加上亞當·特羅特。

二戰中的柏林

稍後和亞當長談。他看起來蒼白而緊張,不過見到我似乎很高興。羅瑪莉·舍恩貝格回城令他驚駭,她不斷想拉攏她認為可能會支持我所謂「密謀」的人士,那些人很多其實已經涉及很深,都想盡辦法避免遭到懷疑。她不知用什麼方法,也發現了亞當參與其事,現在不停騷擾他及他的隨從,他們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她「洛善」(Lottchen,為刺殺法國大革命時代政治家馬拉之夏綠蒂·科黛的別名)。她的確對很多人的安全造成威脅。亞當還告訴我,她甚至埋怨我不願積极參与籌備工作。

其實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項最基本的歧見:因為我不是德國人,所以我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個魔鬼!我從來不特別在乎以後的事。他們因為愛國,都希望能夠同時設立某種過渡性政府,拯救德國免於滅國。

我卻不相信盟軍會接納這樣的過渡政府,因為他們根本拒絕分辨「好」德國人和「壞」德國人。當然,這是盟軍犯的大錯,或許我們都得為這個錯誤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見面。等他離開後,瑪莉亞·格斯多夫說:「我覺得他看起來好蒼白、好疲倦;有時候我覺得他不會活太久。」

(大戰拖延不決,所吞噬的歐洲國家愈來愈多,死傷人數、物資破壞及百姓疾苦愈演愈烈,同時有關德國人虐行暴政的報道亦不斷增加,同盟國愈來愈難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與所謂的「好德國人」,也愈來愈難同意讓肅清納粹分子後的德國重新加入文明國家的陣營。

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數個體的保證及承諾之外,從來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顯示,希特勒並不代表整個德國。誠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說:「希特勒並非一獨立現象,而是一個顯示大部分德國國情的病徵。」丘吉爾接著在1941 年1 月20 日指示英國外交部,忽視所有來自德國國內的和平試探性接觸:「我們對於這類詢問及提議,一律應以沉默回應……」

亞當·特羅特及他參與反納粹活動的朋友們所面對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這樣一堵不信任與充滿敵意的牆。1943年1月,羅斯福總統更在卡薩布蘭卡做了最後的答覆:「無條件投降!」堅決反納粹的人士面對如此的絕境,別無選擇,只能鋌而走險。)

阿加·菲爾斯滕貝格來和我們吃晚餐。她已搬進男演員維利·弗里奇在格林瓦爾德的一棟可愛小屋裡。弗里奇在一次空襲中精神崩潰,倉促離開。據說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發現,帶著他離開德國。現在阿加和擔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喬吉·帕彭海姆合住;後者剛從馬德里被調回來,可能是因為他姓氏的關係(帕彭海姆是德國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鋼琴彈得極好。

我獲准請四周病假,不過可能必須分兩次休,而且得先訓練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間代理我的工作。

希特勒

7 月20 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羅瑪莉·舍恩貝格和我正坐在辦公室樓梯上聊天,戈特弗里德·俾斯麥突然衝進來,雙頰緋紅,我從來沒看過他這麼興奮。他先將羅瑪莉拉到一旁,然後問我有何計劃。我說上級並不確定,但我希望能儘早離開外交部。他要我別擔心,說幾天後就會塵埃落定,每個人未來的情勢都將明朗化。然後,他要我跟羅瑪莉儘快一起去波茨坦,說完便跳上車開走了。

我走回辦公室,撥電話給瑞士公使館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約會,因為我寧願去波茨坦。等待電話接通之際,我轉向站在窗邊的羅瑪莉,問她戈特弗里德為什麼那麼激動,是不是和「密謀」有關係?(當時我還拿著聽筒!)她悄聲說:「沒錯!就是!已經完成了!今天早上!」

珀西就在那個時候拿起電話,還拿著聽筒的我又問:「死了?」她回答說:「對,死了!」我掛上電話,捉住她的肩膀,兩人繞著房間跳起華爾茲來,然後我抓起幾份文件,把它們塞進第一個抽屜里,對著門房大叫道:「我們要出去辦公事!」便奔去動物園車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訴我細節,雖然車廂里擠滿了人,我們卻無意剋制興奮及喜悅的情緒。

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開會議,一位擔任高級參謀的上校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伯爵在他腳邊放了一枚炸彈。施陶芬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彈爆炸,看見希特勒渾身是血躺在擔架上被抬出來後,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車子上,和他的高級副官維爾納·馮·海夫騰一起開往當地機場,飛回柏林。當時一片混亂,並沒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脫。

一抵達柏林,他徑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陸軍總部已同時被密謀者接管,戈特弗里德·俾斯麥、海爾多夫及其他許多人都在那兒集合(指揮部就在沃伊什街的運河對岸)。

今天晚上6點收音機將對全國廣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國總理將由前萊比錫市長格德勒擔任;他的背景為社會黨員,同時是公認的傑出經濟學家。我們的舒倫堡伯爵或馮·哈塞爾大使則將出任外交部長。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用最傑出的人才組成過渡性的臨時政府,可能是一項錯誤。

《柏林記憶:逃離悲慟之地》,[俄]瑪麗·瓦西里奇科夫 著

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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