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通鑒考異》的方法及其啟迪
《四庫全書·資治通鑒考異》提要云：「光編集《通鑒》時，有一事用三四齣處纂成者，因參考異同，別為此書，以正其謬誤而歸之於一。蓋前代紀事之書，傳聞異詞，稗官固喜造虛言，本史亦不皆實錄。光所采者，自正史外，相傳凡二百二十二家……旁搜博引，抉摘幽隱，擇可信者而從之。有舊史所不詳者，亦必參互考證而明其所以闕疑之故。既著其文於《通鑒》本棄取之意，辯論而折衷之，使讀者曉然於記載之得失是非，而不復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實無過於是者。」求真考實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貫徹始終的嚴謹作風，而「參考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1]乃其這種嚴謹作風的表現。
一、《通鑒考異》的考訂範圍
（一）考訂時間
《資治通鑒》的問世標誌著編年體與紀傳體兩大體裁併駕齊驅、秋色平分的格局最終形成。由於編年體體裁性質所決定，時間坐標軸上的時間的勘定不能不成為首屈一指的要務，故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苦心孤詣所考訂最多的便是時間問題。
《資治通鑒》卷十九載，漢武帝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安樂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通鑒考異·漢紀上》曰：
《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期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曆》，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此條言《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誤，以兩條理由說明《漢書》之誤和《史記》相關記載的正確。
（二）考訂地理
何炳松先生曾云：「歷史事實有一定之時也，時地失真，即屬謬誤，時地無考，即無史性，與自然科學之專究一般知識，不限古今中外者不同。」[2]《資治通鑒考異》除以極大精力考訂時間外，其次是將歷史事件的地理空間位置作為考辨的主要對象。
《通鑒》卷一九四載，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
《通鑒考異》曰：
《吐谷渾傳》，「柏海」，作「柏梁」。今從《實錄》。《實錄》及《吐谷渾》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關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柏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真谷，大寧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又行月余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邪！今從《實錄》。[3]
此條考異乃在辨正大非川、柏海、星宿海等地的地望，說明《資治通鑒》中關於這段歷史表述在材料取捨上依從的考慮、斟酌。
（三）考訂人物
《通鑒考異》對人物的考訂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對人物姓名字型大小的考訂，因史書上人物姓名時有歧說，駁雜不一，加以考辨俾歸於一；二是考訂人物的身份及其與他人之關係；三是考訂人物的相關事迹。
例1：
《通鑒》卷一八三載，隋恭帝義寧元年（617年），「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餉士，（薛）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郝）瑗發兵。」
《通鑒考異》曰：
《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杲」。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歷》、《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勛史》、《革命紀》、焦璐《唐朝年代記》、陳嶽《唐統紀》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今從之。[4]
此條考異以昭陵六駿的銘文為依據校正新、舊《唐書》等書中人名的訛誤，鐵證如山，終成定讞，足見史料搜羅用力之勤。
例2：
《通鑒》卷一九二載，唐太宗貞觀元年，「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通鑒考異》曰：
韓琬《御史台記》：「伏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關龍逢游於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錄》，「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御史台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由於唐太宗納諫的故事甚多，韓琬《御史台記》所載孫伏伽以進諫而晉陞諫議大夫之事頗有誇張、傳奇之嫌，故司馬光在此將諸種記載陳述備覽，表明《資治通鑒》表述的來源依據和審擇之慎重。
（四）考訂歷史事件
歷史文獻中對歷史事件的記述或自相矛盾，或各有偏頗而不完整，或因為記述者有所忌諱而加以曲筆妄書，這些情形都需要著史者慎思明辨。司馬光《通鑒考異》中有大量關於歷史事件的考訂，表現了著史者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治史態度。
《通鑒》卷二一七載，唐玄宗天寶十三年七月，「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為太子太師，罷政事；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考異曰：
《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欲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寶華、宋昱等，華、音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傅》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徇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在這裡，《通鑒考異》以常理來推斷史料中的訛誤成份，在異說並存的情況下衡諸情理擇善而從。
二、《通鑒考異》採用的方法
對於如何進行考異，司馬光在《答范夢得》信中表達得極為明確。司馬光在信中說，做長編時，凡遇「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採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者，修入正文，余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雲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5]
這段文字是司馬光考異法的夫子自道，最具權威性。前半段講事同文異可以不須考異入史的情形，後半段講史事有異的史料需要考異及考異之法，即：「（A）先注所舍者雲，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B）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C）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之今兩存之。」[6]這便是司馬光為考異方法設定的規則。今人陳光崇《論司馬光的歷史編纂學》將之稱為司馬光考異的公式。[7]如果僅從字面予以詮釋，司馬光這段文字所謂的考異方法包括三種類型：
A型，書證法。即通過文獻異說之間的比勘可以鑿鑿有據地考訂史事、時間、人物等記載，屬有案可稽者。
B型，理證法。用司馬光的話說，「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這是從人情常理予以推斷的方法。
C型，兩存法。此乃不能確定無疑，故兩存其說，不遽加妄斷正誤。
不過，司馬光的這段文字並不能將考異方法賅備無遺。關於司馬光考異方法的歸納總結，最為權威的敘述應首推張煦侯先生《通鑒學》一書中的研究。儘管該書成書較早，然迄今仍岸然挺立於學術研究旅程中，為人們所景行仰止。該書將司馬光的考異方法歸納為六類，茲不憚冗贅照賬譽抄以備自行觀覽取鑒：
其一，參取眾書而從長者：此類異說繁多，最費鉤稽；且眾書所記，皆有其可信與不可信之處。溫公普加鑒別，又一一為之平章，置其不可信者而用其可信者，務使幽隱無所棄，而毫釐無所失。最著者，如王世充鞏北之敗，安祿山喪師之赦，顏杲卿之倡義，李仲言之見用，楊嗣復、李珏等之貶，《考異》文字皆千言或數千言。溫公精力耗此最多。其抉摘標準，公雖未曾自言，然大要以年月情事二項為主：年月以《長曆》為準，有不合者，則據《長曆》以一之；朔閏與《長曆》合，而按之事實，有太遠太近之失者，或書月而不書日；兩書月日迥異，則量從其是，時或兼存其異於《考異》之中。情事以此人此事，恰為其時其地所可有，不生牴牾，而又恰為其人所可有者為準；而去其暖昧者，淺妄者，近於遊戲者，及誣善與虛美之較然者。又情事中間，有涉及數目字者，則以所書之數，能稱其事之大小為準。凡此之類，例難備舉。
其二，兩存者：如《唐紀》貞觀九年，文武官復請封禪，上不從；群臣固請，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此事《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謂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則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征諫而止。意頗不同，故溫公兩存之。
其三，兩棄者：如武德四年，初行「開元通寶」錢，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並書，迴環可讀。此事《唐聖運圖》，以為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政要》則以為竇皇后事。《考異》以為是時竇後已崩，文德皇后未立，則皆不取。
其四，兩疑而節取其要者：如貞元二年，韓滉屢短元琇於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此事《實錄》言琇判度支時，滉嘗誣奏琇，上未從；及滉總度支，遂逞夙心，益加誣奏。《鄴侯家傳》則謂琇判度支，曾支米與淄青、河中，沁及韓滉在外，皆不敢奏；及滉入朝，乃奏聞焉，司戶之貶以此。《考異》以為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故不書其由，而但取其要。又如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出降一事，《平剡錄》於此備言甫之詐降，及王式計誘之由；《玉泉子見聞錄》則以式許奏甫為金吾將軍，而又斬之，殺降不詳，而以《平剡錄》為曲筆。溫公雖用《平剡錄》，而不言詐降及計誘，又於《考異》中兼存《玉泉子》之論。
其五，存疑者：如武德五年，劉黑闥敗，或說徐圓朗迎劉世徹而奉之。此事《革命紀》以為盛彥師之言，《考異》以《實錄》彥師奔王簿後，黑闥乃敗，其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因於《通鑒》中但著或字以存疑。又如武德九年，齊王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奏雲暴卒，主上宜無不信。」此事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晊告之。《考異》則以建成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雲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事殆同兒戲。今但云晊告云云，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其六，兼存或說於《考異》中者：私史所云，其事已為溫公所棄，而《考異》中仍詳載其文。此緣其事流傳眾口，儼同實事，溫公懼後來學者或為所蒙，故雖不取，而仍存之，以明駁棄之故。又有其事亦情理之所可有，而溫公以其細而不書；雖曰不書，而亦不欲竟歸泯滅，故節存之以備參覽。前者如貞元八年三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未言受譴之由。《考異》則載柳珵《上清傳》全文，中謂陸贄陷參，參有青衣名上清者，沒為宮婢，為上言之，乃得洗雪。溫公以其事近兒戲，且按之事實，有不可通處，故卒不取其說；而仍錄之者，則以其事傳在人口，有待於駁之而後明也。後者如貞元元年夏四月丙寅，陳仙奇使醫毒殺李希烈，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眾來降。
《考異》則附載杜牧《竇烈女傳》，以存桂娘設計滅賊之奇。又如大中十二年，上餌醫官李玄伯等葯，疽發背崩。懿宗即位，玄伯等皆伏誅。《考異》則附載《東觀奏記》畢諴獻美女於令狐綯，綯不納，醫官李玄伯以重貲致於家，獻之宣宗，又進丹砂以市恩澤，宣宗因以致疾之事，以廣異聞。此等事皆不必然，亦不必不然，溫公不用而乃存之，區處之最當者也。
以下詳述《通鑒考異》採用的方法：
（一）證實訂偽
文獻中的記載真偽並存，虛實混雜，司馬光在《考異》中利用書證、物證、校勘等手段證實訂偽，以還歷史原本的真相。這類考異一般都以可靠的依據對史事等予以坐實訂正。其特徵為證據充分、結論明確，常以「今從之」、「今從某某」、「今不取」、「故去之」等作結。
例1：
《通鑒》卷六二載，漢獻帝建安三年（198年），「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
考異曰：
《范書·布傳》雲「灌其城三月」，《魏志傳》亦曰「圍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殺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志武紀》。
此處取陳壽圍城三月之說，而否定灌城三月之說。因為司馬光有確鑿的外證證明曹操的活動時間，故能證實陳說之可取。
例2：
《通鑒》卷五四載，漢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雨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考異曰：
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兩墮」，雲「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按《後漢書》李賢註：「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見《後漢書》卷一О八，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22頁）《通鑒考異》對李說持異議，通過理校和對校法來訂正李說之誤。
（二）以常理進行推斷
許多歷史事實儘管並無確鑿材料予以坐實，但揆諸常理可以推斷其真偽虛實。
《通鑒》卷二一七載，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通鑒考異》曰：
杜牧《張保皋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因杜牧所記與當時政局不符，顯然有誤，故司馬光對這一記載按常理推斷其失實而棄之不取。
（三）兩存其說
在歷史上，古書闕疑之法，始於孔子；異文互存，濫觴於劉向父子。兩存其說即司馬光《答范夢得》書中所謂「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雲今兩存之」之意。
例1：
《通鑒》卷一九四載，「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
《通鑒考異》曰：
《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例2：
《通鑒》卷二三三載，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
《通鑒考異》曰：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勉」二字。
（四）參取
諸說並存而各有其合理真實成份，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一棄一取、兩存其說或兩棄其說，只能參取其說去偽存真，裁擇史實，唯真是取，並加以說明。
《通鑒》卷二三七載，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迴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
《通鑒考異》曰：
《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咨稟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捍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
《通鑒》中「屢上表稱」以上取自《補國史》，以下則取《舊傳》，乃綜合二說擇善而從。
（五）闕疑
司馬光等在纂修《資治通鑒》過程中對史料的記載慎重去取，不強作解，往往疑以傳疑，寧闕勿濫而不以訛傳訛。
《通鑒》卷一九О載，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或說圓明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仆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
《通鑒考異》曰：
《革命記》云：「盛彥師以世徹有虛名於徐、兗，恐二人相得，為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說」以闕疑。
（六）存佚
正如岑仲勉先生等人評論說，《資治通鑒》史料充實，考證詳細，文字簡潔。的確，司馬光等修《資治通鑒》有一個指導思想，即：取材欲其博，裁斷欲其精。欲其博，則可信可疑，均搜羅殆盡；欲其精，則多方考求以達其信。司馬光屢屢刪削文稿以求精簡，義例綦嚴，但對於一些材料入於正文在兩可之間或雖細而不書，但欲不使之歸於泯滅，乃在《考異》中節存備覽。
《通鑒》卷二四九載，大中十三年八月，「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通鑒考異》曰：
《東觀奏記》：「畢諴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返之。諴又瀝血輸啟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逾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
三、在時間的長河之中：《通鑒考異》方法的定位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對《通鑒考異》的方法有這樣一個歷史定位：
……光既擇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為此書，辯證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陳壽作《三國志》，裴松之注之，詳引諸書錯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為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一也。
一般學者對司馬光《通鑒考異》淵源的論述大多不出《四庫全書總目》這一簡明扼要的論斷藩籬。陳寅恪先生對司馬光考異法的淵源在認識上較《四庫全書總目》館臣要深刻得多。他認為，司馬光的「長編考異法」來源於魏晉時期的佛經「合本子注」。所謂「合本子注」，就是將同一經典的不同譯文，以一種為主作為正文，以其他譯本為子注，置於該句之下，以供人們參考。他說：「裴世期之注《三國志》，深受當時內典合本子注之薰習，此蓋吾國學術史之一大事。而後代評史者，局於所見，不知古今學術系統之有別流，著述體裁之有變例，以喜聚異同，坐長煩蕪為言，其實非也。」在陳寅恪先生看來，宋代史家之著述，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8]。
不過，司馬光等《通鑒考異》方法最為直接的借鑒淵源估計應為當時日益完備的「實錄」纂修過程中的程序規則。在宋代，考據史學除修史過程中附錄的考史著作（附考）外，還有專門考據史實的著作（專考）和雜考史實的著作（雜考），前者如吳縝的《新唐書糾繆》、《新五代史纂誤》等，後者為主要集中於宋代的筆記考據，包括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等等。鄒志峰在《宋代考據史學三題》中說：
宋代無論官修史書還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史學傳統，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錄簽帖考異，以明示去取之意，這是宋代史學家治史嚴謹的最好例證。這種傳統早在官修《宋太祖實錄》開始以朱墨雜書時已見萌芽，修史時以不同的顏色『朱墨雜書』以區別新添入的資料與原來的史料，從而儘可能地保持舊史書的原貌，是朱墨史的最大特點。與此相聯繫的是簽帖，宋人修史，尤其是在修國史時，如果對史料進行增刪，往往要附上一段說明，以說明此處增刪的理由。這樣後來讀史者就可以很容易地考察當時修史的具體情況，增加了修史的透明度。朱墨書與簽帖運用得最為成功的是《宋神宗實錄》的幾次修纂，由於宋神宗推行變法後，宋代黨爭愈演愈烈，因此《神宗實錄》重複修纂了五次之多，最後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種不同的版本。這三種實錄現在均已亡佚，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三種版本的《神宗實錄》的一些片斷得到大量保留，通過《長編》考察發現，在這三種版本中，均有大量的簽帖考異。另外，新本的作者范沖紹興五年二月上《論修神宗實錄及別撰考異疏》中，也對自己作考異的目的進行了說明：「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系新修，黃字系刪去，墨字系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帖，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將《長編》中保留的簽帖考異與范沖所作的說明對照起來看，這些簽帖考異的作用的確是非常明顯的：朱本大量刪削墨本，而新本又大量刪改朱本，如果沒有簽帖考異，我們將無法明白當時他們進行這樣大面積改動的原因，同時也增加了考察當時史實的難度，不管當時史臣出於何種目的修史，新修的史書，也出現新的不實，但他們作出簽帖畢竟給後人留下足資考證的資料。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館臣所言，司馬光等《通鑒考異》對後代影響極大，李燾《續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皆取法效仿，以之為楷模。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隆盛一時，趙翼《廿二史札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號稱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此外，洪頤煊（1765-1837）的《諸史考異》亦不容忽視。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即將此四書加以比較研究。錢大昕十分推重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曾云：「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9]司馬光等的《通鑒考異》可謂錢大昕等人「考異」的先驅和精神導師。
然而，錢大昕等人的「考異」與司馬光的考異法有何相同與相異之處？
（一）從形式而言，司馬光等的《通鑒考異》是為纂修《資治通鑒》而形成的副產品，而錢大昕等人的「考異」乃是長期讀史而深思有得的考史札記。錢大昕等人的「考異」許多方法、方式都與司馬光《通鑒考異》並無二致。錢大昕在編校《續通志列傳》時即云：「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附之分注；若史文舛偽，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10]此外，以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為例，錢氏通過正史紀、志、表、傳間的互校，正史間的互校，不同版本之間的互校，正史與《資治通鑒》等文獻互校，發現比較讀書所見之「異」，這都是踵武司馬光等《通鑒考異》的方法，而其所謂歧說擇優、「三占從二」的原則和利用金石學考史做法等等，亦都是對司馬光等《通鑒考異》的遺緒繼承和發揚光大。但錢氏等人從形式上一望而知的最大區別在於為考史而考異，迥異於司馬光等《通鑒考異》之為著史而考異。而目的決定手段，故司馬光等《通鑒考異》方法的重心正如傅斯年所云：「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11]傅斯年的觀點和司馬光的觀點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他認為，「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因此「史學的方法是以科學的比較為手段，去處理不同的記載。」司馬光等的《通鑒考異》目的即在於「處理不同的記載」，基本上可以視為對其中不同記載史料取去信疑的說明，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現今學術規範中的注釋，但又具有特定性（主要以史料之異為對象）和考據性的特質。章學誠對司馬光《通鑒考異》的方式讚許不已。他認為，史學著作，不宜旁註，「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12]，但一部良好的史學著作，史注是不可或缺的輔佐。因此他主張撰史者自己為自己的史著作注，云：「太史敘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紀》、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餄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13]。
（二）從方法而言，錢大昕等人的「考異」遠較司馬光等《通鑒考異》先進。
考據學的方法儘管形式多樣，但從邏輯上歸根到底不超出「求同」與「析異」的兩個範疇。「求同」是以邏輯的「歸納法」為基礎，而「析異」是以邏輯中的「矛盾律」為基礎。司馬光等的《通鑒考異》基本上是「析異法」，而錢大昕等人的「考異」不局限於「析異法」，其精髓更在於「求同法」。其所謂「考異」很大程度上屬於「考證」。
在學術史上，關於考據學的產生有一個著名的公案：梁啟超認為，明末利瑪竇等外國傳教士來華，帶來西學方法，使得當時中國學者的「學問研究方法上，生一種外來的變化。其初唯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14]，而胡適則於1934年1月在輔仁大學專門作了一次《考證學的來歷》以反駁梁啟超的觀點，認為「這種考證方法，不用來自西洋，實系地道的國貨。三百年來的考證學，可以追溯至宋，說是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的影響，不能相信，我的說法是由宋漸漸地演變進步……」[15]。梁啟超和胡適所爭論的考據學的這種新方法即是歸納法，迄今當代學者仍不乏與梁啟超持相同觀點者。筆者傾向於胡適先生的觀點。在宋代，朱熹即將考據方法概括為「參伍錯綜」，指出：「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者也繁而密。」[16]其實朱熹在這裡已經提出了歸納與演繹的相合考據方法，不過司馬光當時的考異仍以處理史料間矛盾的「析異法」為主要考據方法。
對於清代考據學方法，梁啟超和胡適都一致認為這是在本質上與西方「科學方法」近似的一種歸納法。梁啟超云：
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種程序始能表現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於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係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17]
胡適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中亦明確指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先歸納後演繹。他並且述古而翻新，將清代學者所使用的本色的「先歸納後演繹」（亦稱為「科學歸納法」）的考據方法「胡適化」，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口號。胡適云：清代學者「所用的方法總結起來，只是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他說：「他們（指清代漢學家）的方法的根本觀念可以分開來說：（1）研究古書，並不是不許人有獨立的見解，但是每一個新見解，必須有物觀的證據。（2）漢學家的『證據』完全是『例證』。例證就是舉例為證……（3）舉例作證是歸納的方法。舉的例不多，便是類推（Analogy）的證法。舉的例多了，便是正當的歸納法（Induction）了。類推與歸納，不過是程度的區別，其實他們的性質是根本相同的。（4）漢學家的歸納手續不是完全被動的，是很能用『假設』的。這是他們和朱子不大相同之處。他們所以能舉例作證，正因為他們觀察了一些個體的例來證個體的例，精神上實在是把這些個體的例所代表的通則，演繹出來。故他們的方法是歸納和演繹同時並用的科學方法」。
清代考據學一個很突出的特徵即是歸納法的運用得心應手。歸納法用當時乾嘉學術的術語來說即為「比物連類」、「推求義例」。這種考據方法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歸納，第二步演繹，第三步為給演繹的結果另外找出證據。這三個步驟俱全，構成完整嚴密的考據範式。以錢氏《廿二史考異》卷五「袁盎晁錯列傳」條為例，其文為：
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時為中郎將，文帝稱為將軍。後為吳相，歸說丞相申屠嘉。嘉曰：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灌夫嘗為中郎將，史亦稱灌將軍。此中郎將稱將軍之證也。予又考漢時稱人為將軍，特尊重之稱，不必實指其官。如灌夫稱田蚡為將軍，蚡乃丞相也；程不識李廣以衛尉而稱將軍，衛尉本典兵之官。
[1] 司馬光：《進表》。
[2] 何炳松：《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4頁。
[3] 《資治通鑒》卷一九四，中華書局，1956年。
[4] 《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第572頁。
[5]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三，《答范夢得》，見《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1927年。
[6] 其中（A）、（B）、（C）是筆者為文本分析方便起見所加。
[7] 見《中國史學史論叢》，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8] 《陳述遼史補註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34頁。
[9] 其實，這種觀點清末張之洞、皮錫瑞等人都曾申論過。皮錫瑞在《南學會講義》第七講中即云：「漢學出自漢儒，人皆知之；漢學出自宋儒，人多不知。國朝治漢學者，考據一家、校勘一家、目錄一家、金石一家、輯錄古書一家，皆由宋儒啟之」。
[10]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八，《續通志列傳總序》。
[11]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
[12]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林》。
[13]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注。
[1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1頁。
[15] 胡適：《考證學的來歷》，《胡適演講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84頁。
[16] 《歷史學》1994年第6期。
[1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 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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