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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01-24

「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華人」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在工業革命中邁進「日不落帝國」；19世紀末，美國從鍍金年代走向輝煌。如今的中國，也正在經歷這種劇烈擴張的緊張時刻，巨量的數據、平台、資源每天都在發生驚心動魄的嬗變。

同時，這也是一個數量龐大的中國人群湧向世界的過程。

這是一句流傳很久的老話了：「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華人」。因其修辭的陳舊，它顯得有點粗糙，然而這並不妨礙它精準地指出華人遷徙的境況。這些浩大的遷徙帶來了華人文學發生的契機。那是一個漫長的故事，我們得從100多年前說起。1910年，華文文學起源於美國的「天使島」詩歌，被囚禁、盤問的華工在牆上刻下的「絕命詩」象徵著華文文學從慘烈中分娩，裡面混著血和淚，還有難以想像的無助、孤獨與瘋狂的自我揭露。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出現了更多的華人移民。一開始，他們在海外寫作，為了發出靈魂的呼喊。隨著華文文學的生長，從聶華苓到嚴歌苓，從趙淑俠到虹影，一代又一代的海外華文作家用文字輸出他們的經驗，開啟、發展、豐富、深化了「離散」這一維度的文學探索。

嚴歌苓&虹影

「離散」與「落地生根」

在全球視域下，在理論研究的維度上，不得不提及的人物當屬1949年出生在印度孟買的後殖民批評家霍米·巴巴。從歷史維度返回到今天的語境中，「離散」（diaspora）堪稱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命題之一。他在《文化的方位》一書中將離散、難民、遷徙與第三世界等範疇看成是受到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方式錯置、貶低和延後的「他者」。另一個重要的觀點，是來自出生於牙買加的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霍爾，在《文化身份與離散》中呼籲重視離散的歷史與文化特殊性。霍爾認為「離散」的含義只能通過承認並接受多樣化和混雜化才能得到充分體現，離散的文化身份只能產生於文化認同與文化差異的互動過程中。它不僅是一種歷史「現狀」，更是一種「呼之欲出的境界」，是其在歷史變遷、文化形構與權力更迭過程中不斷與外界適應又不斷被改造的結果。

霍米·巴巴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離散」（diaspora）同時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重要的理論術語。最先運用「離散」一詞來描述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狀況的是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者，例如華裔學者王德威在《原鄉想像，浪子文學——李永平論》中，提到很多人把李文本中的漂泊、流浪意識視為離散敘事的絕好例證；又如台灣學者張錦忠運用離散理論對馬華文學與海外華裔文學作過大量闡釋。在這些論述中，離散與放逐、流亡類同，與漂泊、邊緣相似，它意味著一種失家的感受，一種苦楚與孤單的處境。自「離散」進入內地研究者的理論視野後，發生了嶄新的變化。饒芃子等在《從本土到離散——近三十年華裔美國文學批評理論評述》中指出，一些「祖根難覓」的華人作家以及以離散族群為表徵對象的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離散」成為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北美華裔文學批評理論的重心歷經了一個追求與所在地融合到張揚多元意識去國家化去領土化的發展里程。而後，劉登翰把離散與聚合併置，使之成為了描述海外華人文化詩學的基本概念。在他看來，離散指的是華人文化與文學的存在狀態，而聚合則是對離散狀態的整體把握與研究策略。自此之後，離散一詞失去了它強烈的感傷色彩，變成了一個中性詞語。

今天，我們身處一個標榜全球化的時代，海外華文文學的語境也必須發生變化。這是一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礙的時刻。我們的前人遠赴「金山」，必須在船里像貨物一樣度過生死劫難的數十天，如今只是一趟飛機。我們的父輩懷揣著50塊美金只身前往美國的故事，已經被無奈掛上了」過時」的標籤。無法否認，曾經那些「唐人街傳奇」、「中國人在紐約」、「曼哈頓的女性奮鬥史」已經失去了它們曾經的鮮活的語境。曾經「中國性」可謂輻射力最為強勁的理論話語。早期的華僑文學和老一輩的留學生文學中瀰漫的鄉愁使得「中國性」曾經成為一個有效闡釋的符碼，然而隨著時空的遷移, 過度的鄉愁闡釋、血淚斑斑的傾訴欲、海外奇觀的展示已經成為海外傷痕文學的象徵。一代人的上下求索，已經變成「被遺忘」的對象。而對「離散」的談論與研究，也很容易掉進西方理論背景下「後殖民」的漩渦。如身份認同、現代性等概念一樣，「離散」同樣來源於西方的文化詩學體系。這種漩渦已然成為一種潛在的「傳統」：長久以來，西方理論話語的「中國化」已經在不斷重複著這種宿命式的結論，由此造成了中國文論曠日持久的「失語」以及這幾年學界內「強制闡釋論」的出場。

台灣學者李有成在其著作《離散》中早已提及，離散是自古即有的人類生存處境，在全球化的時代更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在《流亡的反思》中，著名的後殖民批評家薩義德給我們提示。他強調：「離散是強加於個人與故鄉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離散存在於一個中間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統一邊也沒有完全擺脫舊的系統，離散者是一位在更廣闊的領域裡的穿梭者」。這些穿梭者的「離」是一種主動的「離」，「散」則是一種居於「邊緣化」的超然心態。他們處本土與異質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渦中心，有意識保持了「邊緣」與「中心」的心理距離，從而構成了一個極有張力的空間。一方面，難以割捨的母體文化精神臍帶覆蓋在他們心靈最隱秘的深處，另一方面，他們又迅即消解著「原鄉」的概念，以一種文化自信的實力企圖在「異鄉」尋找自己新的精神依託。雙重的離散空間、雙重的經驗書寫，使他們產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與人生視景。

在「雙重風景」中，「離散」已不再指向消極與頹廢。加拿大華文作家曾曉文認為，我們在今天談論「離散「的同時，更應該關注華人的「落地生根」。構建「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華人學者史書美也認為，華語語系的主體，無需永遠沉浸在「花果飄零」情結里，而應該落地生根。因而相對於「離散」，她更傾向於談論「反離散」。

在這種前提下，「離散」實則促進了海外華文的「文化主體」的建立。在多元文化的衝突中，他們發揮創作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以及追求生命人格的本真。因此，他們在海外的創作是一種跨文化語境的「自主性寫作」。至為關鍵的是，這種「自主性寫作」的本質是自由的。遠離故土帶給了他們自由的可能性，他們在「原鄉」與「異鄉」的溝通中所扮演的角色印證了自由的有效性。

鏡子里的寫作旅途

移民本質上就是一種生命的「移植」。在時空的切換中，「根」的自然伸展也必須對「新鮮的土壤」進行吐故納新。我們可能看過他們的很多小說創作，但其散文創作卻一直被忽視。與「自由姿態」暗合的是，散文寫作也應是自由而隨意的。這些源自海外華人之手的散文作品具有鮮明的個人性與體驗性，也表現出對文化的重新審視。從整體看，「老生代」的散文更多地表現對故鄉的懷戀與過去美好情感的追尋，如舊金山的劉荒田；「中生代」如加拿大的曾曉文、日本的亦夫的散文沒有太多對「原鄉」的記憶，更多的是對對文化資源的多質性，文化形態上的多元性的展現，表現出鮮明的跨文化語境的「自主性寫作」狀態。

亦夫 & 曾曉文

這是不再天真的時代，文學的魅力，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天真的可能：我們可以透過他人的經驗，懂得自己，同時從對這些經驗的閱讀中，獲得溫暖。

你會看到，有這麼一部分人，他們是一些漂泊的靈魂，並且紛紛踏上飛蛾撲火的遠行。在異國他鄉，這些閃亮的名字四海為文。曾曉文和陳河來自加拿大、劉荒田來自美國、亦夫來自日本、林湄來自荷蘭、謝凌潔和老木來自歐洲、朵拉來自馬來西亞。這些中生代與新生代作家，除了都是炎黃子孫，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都在孜孜不倦地在海外，用中文寫作。

劉荒田 & 陳河

對他們而言，如果說漂泊是一種宿命，那麼寫作也是。

這些靈魂儘管被一去不返的時間磨損，被不計其數的離別磨損，而且任由文化衝擊如海嘯般衝擊著他們的大腦，泥沙俱下的現實也不停地刺激著他們的神經，但他們最終獲得泥沙俱下後留在廢墟中的黃金。在這些獨特的生命體驗的滋養下，這些廢墟的歸來者在黑暗中抵達。這樣一些經常離開的人，在歲月的磨礪中蛻變為擅長抵達的人。如同曾曉文的一句話：「漂泊需要勇氣，而落地生根需要境界。」他們走出了一條充滿象徵意味的路。

在這條路上，他們的寫作如同一面鏡子，鏡中有光——內含直射、折射、反射當下這個時代的弧光。

謝凌潔&朵拉

身處一個經濟力量磅礴發展的中國，外界源源不斷的創新與成長賦予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一種狂妄乃至虛無的自信，與此形成一體兩面的是內在的平庸和慌張。這個國家的少年人應試的焦慮和數碼產品的泛濫中過早成熟，青年人生氣勃勃地為中國社會注入了活力，轉身卻沉溺在「喪文化」中不能自拔，中年人在「油膩」的語詞中成為青年人在階層躍升的困境中焦慮的具體投影，老年人儼然已經成為互聯網時代的「陌生人」。爆款文化的流行和道德暴力的宣洩，讓我們看到，作為由眾多個體連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國社會，似乎正在焦慮與疲軟中遺忘他們本真的靈魂。與此同時，在海外寫作的這些華人卻在空間的跨界中獲得「背靈魂回家」的力量，這些「漂泊的樹葉」有對文字的信仰。

曾曉文在後記中引史鐵生散文《答自己問》中的一段話：「寫作就是要為生存找一個至一萬個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個生物過程，更是一個充實、旺盛、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麼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種本能了，那就是不單要活，還要活得明白。」她認為，寫作是沉迷，也是救贖。而在這沉迷與救贖之中生命變得前所未有地豐盈與安寧。陳河也寫道:「我所想做的只是要走遍千山，尋找幾塊上好的材料，去鍛鑄幾把毫光四射的稀世寶劍。」

同時，華人的海外寫作不再是一團「微暗的火」，而是一盞燈，燈下有人——他們的寫作像一束束充滿能量的光透視著這個豐富而複雜的世界，呈現出耀眼的光芒。

老木&林湄

在這個以複製力，而非創造力驅動的文化市場中，人的精神、創造力、對世界更敏銳的感受力，新的文學趣味和藝術趣味，並沒有隨著巨大的物質到來，很多時候它們沒有生長，而是一直萎縮。這種萎縮和高科技成長的膨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海外作家身處異國，不佔任何的天時地利人和，有且只有一個居室與一支筆，孤獨地寫作。相對於國內的現狀，不為生存而寫作的狀態，不僅是精神上一種奢侈的自由，而且天然地規避了」萎縮」的風險。「離散」更意味著超越當下生活環境的局限。張翎的小說《交錯的彼岸》中有一句話: 「我只有避開那個世界, 才能展開對那個世界的思索——站在山中的人, 是看不見山的」。身在此山中，我們未必能清晰地看到如此巨大規模上的變化。

這些作家通過消弭不同文化的邊界，重新照亮異國經驗與故國記憶，站在更廣闊的天地里「眾聲喧嘩」。於是，這些寫作構成了容納最多可能性的經驗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