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戰列艦至上」的英德軍備競賽，結局卻讓人大跌眼鏡

文｜劉怡

戰列艦，憑藉著身軀龐大、堅盔厚甲、重炮如林，成為20世紀初期到中期戰鬥力最強的海軍艦艇，長期佔據著海軍頭等主力的角色，是在航空母艦成熟之前強國海軍對外展示實力秀肌肉的不二之選。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

1894年盛夏，4300噸的美國巡洋艦「芝加哥」號駛入南安普敦港，受到了英國歷史上規格最高的接待。維多利亞女王以威爾士親王愛德華（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名義在白金漢宮設宴，恭迎「芝加哥」號年過五旬的艦長。正在倫敦訪問的德皇威廉二世主動出席作陪，他握住艦長的手，以近乎諂媚的語氣恭維道：「眼下我不僅是在閱讀、簡直是在狼吞虎咽地啃著您的書，試著用心學習它。我國海軍的每艘艦艇上都有這麼一本書，我的艦長和軍官們經常引述它。」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不到一個星期時間裡相繼授予這位艦長名譽博士學位，《泰晤士報》在頭版報道了「芝加哥」號的英國之行，稱它的艦長為「我們時代的哥白尼」。

這位1840年出生的美國海軍上校，一生從未親臨戰場，指揮過的最大艦艇也僅是小小的「芝加哥」號，卻被全世界最尊貴的君王和海軍將帥們敬稱為「海神福音的傳道者」。他就是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第二任院長，以1890-1905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系列四部曲著作（常簡稱為《海權論》）聞名於世。在厚達數千頁的著作中，馬漢雄辯地宣稱：曆數17世紀以來的歐洲爭霸史，擁有海上優勢的強國往往比陸上強國更易於影響世界事務；當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向海陸兩個方向發展的自然稟賦時，集中力量于海權發展會更有助於贏得經濟和軍事競爭，繼而獲得更大的回報。在海上作戰中，贏得勝利的關鍵並不是襲擊對手的貿易線、抑或實施兩棲投送，而是集中優勢兵力、摧毀敵方的主要作戰平台，「將敵人的旗幟逐出大海，或者只允許其作為逃亡者出現」。如此一來，獲勝的一方便可建立起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繼而暢通無阻地利用海洋摧毀對手的軍事和經濟基礎，直至最終贏得戰爭。

約翰·費舍爾

在19世紀末的技術背景下，馬漢所設想的以優勢兵力實施的進攻性海上作戰，幾乎可以等同於戰列艦編隊之間的戰略決戰。他本人不止一次強調，「為了使艦隊的攻擊力最大化，必須建造一系列適於發揮火力的裝甲戰列艦，而不是一艘孤零零的巨艦」，「建立制海權，要通過削弱敵人的戰列艦隊來完成」。而在1894年的那次歐洲之旅中，至少有兩個人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其一是約翰·費舍爾（John Fisher）少將，時任英國海軍部負責裝備發展和採購的第三海務大臣；其二則是阿爾弗雷德·提爾皮茨（Alfred Tirpitz）上校，時任德國海軍負責作戰指揮的參謀長。接下來的20年里，這兩個人將分別作為英德海軍的一把手，簽下超過60艘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的建造訂單，並使這兩個歐洲大國徹底捲入一場以戰列艦為中心的海軍軍備競賽。

1911 年6 月，英國海軍艦隊正在戰列艦「海王星」號的率領下通過索倫特海峽

這實在是一場空前絕後的較量：兩個工業基礎相當的頂級強國，秉持同一種戰略理念，爭先恐後地趕造噸位和技術水平相當的主力艦。由它們所倡導的「戰列艦至上論」，更進一步蔓延至地中海、黑海和太平洋，使法、俄、美、日甚至南美國家也加入發展主力艦的競賽。德國在短短15年內發展出世界第二大水面艦隊的成績，尤其令人側目。然而競賽的終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提爾皮茨的初衷，並不是在大洋之上主動挑戰總兵力和火力佔優的英國皇家海軍；而是要以戰列艦群作為「風險槓桿」，使英方高估與德國開戰所需承受的損失，最終承認柏林在遠洋貿易和國際地位上的訴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功效。然而在費舍爾、丘吉爾等英方高層推動下，皇家海軍不僅將全重炮設計、蒸汽渦輪動力、燃油鍋爐等新技術集中運用到新艦上，以抬高德方的追趕成本；還力促白廳與宿敵法、俄達成和解，集中國防和財政資源專門針對德國海軍。

此消彼長之下，到1914年夏天，德國在戰列艦的總數上雖然接近英方的七成，但國際地位徹底孤立，不得不勉為其難地投入與協約國的正面衝突。而馬漢的學說也並未明示：一個數量上處於明顯劣勢，地理上無法直接抵達開闊大洋的國家，如何才能與全球頭號海上強權對抗。四年大戰期間，德國公海艦隊僅獲得了一次與英國大艦隊正面交手的機會，最終還逃之夭夭。1919年6月20日，公海艦隊的11艘無畏艦、5艘戰列巡洋艦、8艘輕巡洋艦和50艘魚雷艇在斯卡帕灣拘禁地自沉，給那場軍備競賽畫上了一個略顯意外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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