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納粹德國外交主導者？為何前外交長被推上絞刑台？

文｜劉怡

在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Neuordnung）藍圖中，外交機構及其執行者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按照元首從地緣政治學者卡爾·豪斯霍費爾那裡道聽途說來的理論，一個國家佔據的地理空間不應由實存的國界決定，而是與其民族天性以及在世界歷史中擔負的「使命」有關。只有在實現了經濟（尤其是糧食和戰略性原材料）的完全自給、人口的最大限度增長、不必擔心外部侵略之虞——也就是佔據了充分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前提下，國家才有能力踐行其在世界歷史中的使命。而德國的生存空間就在東歐。

作為攫取「生存空間」的第一步，希特勒認為有必要使奧地利、蘇台德區、但澤、盧森堡、阿爾薩斯—洛林等傳統上的德意志人聚居區「復歸」到帝國版圖之內（Heim ins Reich），以為德國的人口增長提供領土；同時還要藉助易貨貿易和經濟「協調」，使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中南歐小國成為德國的能源、農產品以及糧食供給地。為了以和平方式達成上述目標，不至於與英法兩國兵戎相見，他迫切需要外交界的合作。而元首的外交顧問馮·里賓特洛甫雖然熱衷於沽名釣譽，但對細緻的條約起草和需要高超技巧的談判並不精通：他唯一的本事是在媒體面前出風頭。有鑒於此，希特勒迫切需要專業人士的配合，特別是像紐賴特、恩斯特·馮·魏茨澤克這樣的資深外交官的參與。雙方在外交成果和政治地位的交換上達成了心照不宣的一致。

里賓特洛甫

因此，第三帝國在外交領域呈現出奇特的「腦體倒掛」現象：里賓特洛甫在台前收穫了讚譽和掌聲，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則是魏茨澤克等中級政務官僚。這種反常的現象甚至迷惑了盟國法律專家——在1945年夏天，他們異常興奮地認定里賓特洛甫乃是侵略外交的主導者；在戈林服毒自盡之後，又讓這位前外長第一個走向絞刑架。但直到庭審推進到中期之後，控方代表才真正意識到類似魏茨澤克這樣的「沉默的中間層」發揮的作用。他們隨後被納入了1948年1月開庭的「威廉大街審判」（針對德國外交官）中，並受到了相應的懲罰。

「和平」地兼并中歐領土和國家只是德國侵略外交的第一步；在1940年法蘭西之戰結束以後，西歐的大片領土也被納入了大德意志帝國版圖之內。為了對這些地區加以盤剝和管理，經濟部長馮克制訂了一個龐大的歐洲一體化計劃，力圖摧毀除德國以外一切國家的工業體系，將其變為從屬於德國的農產品和原材料供給者。例如，比利時、荷蘭和丹麥的大部分勞動力轉為生產蔬菜、肉類、奶製品和深加工農產品。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負責向德國輸送礦石、木材、禽蛋和奶製品，被剝奪了工業產區的維希法國同樣將淪為農產品和原料輸出國。與帝國本土鄰接、但由非日耳曼人控制的地區，例如斯洛伐克、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則以保護國的形式加以統治，如紐賴特就擔任了波西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總督。他和馮克的罪行在紐倫堡同樣得到了清算。

1941年6月入侵蘇聯之後，德國的「生存空間」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根據魏茨澤克制訂的方案，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將成為「大德意志帝國」的礦場和糧倉，上千萬斯拉夫奴工的勞作不僅足以支撐雅利安「高貴種族」的日常消費，還能滿足東線部隊的補給需求。至於當地居民本身的死活，則不在他考慮範圍之內。由於勞動力數量嚴重不足，原定要在波蘭的滅絕營加以「最終解決」的猶太人，現在也須為設在營區周邊的採石場、食品企業、皮革廠和出版公司充當奴工。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他是出生在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德意志人）、漢斯·弗蘭克、威廉·弗里克等宣傳和法律官僚現在都變成了東部佔領區的總督，用皮鞭和刺刀踐行著希特勒的「新秩序」。在紐倫堡審判的被告名單中，佔領區總督這個職務也是被判處絞刑比例最高的——除去很早就丟掉官銜的紐賴特外，其他幾位總督無一例外地參與了屠猶和經濟掠奪，事實確鑿、無可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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