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代，朝鮮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文史宴
原標題：上古時代，朝鮮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文史宴
文/趙希夷
朝鮮民族的所謂始祖檀君最早出現於王氏高麗（相當於中國宋元）時代，極有可能是他們為了增強民族自信心杜撰的，所以真正的朝鮮歷史開始於箕子朝鮮，箕子朝鮮目前也還是處於半信史半傳說的狀態。不過當年徐旭生先生曾經僅憑文獻勾勒過中國上古史的輪廓，今天我們也可以通過傳世文獻來勾勒箕子朝鮮的大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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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紂與箕子出逃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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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商朝的管理體制類似於貴族共和，商王並不能像秦始皇一樣乾綱獨斷。但商朝最後一代帝王帝辛，也就是紂王，素質高超，文武全才，精力充沛。《史記》記載「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這種雄才大略的帝王最喜歡折騰，不折騰如何彰顯自己是不一樣的煙火？但是這類帝王也最容易破壞規矩，他容易挑戰多年以來的傳統、制度、習慣。比如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覺得自己最為理性與聰明，親自審理案件，這就與英格蘭只能由法官審理案件的傳統相悖，而遭到了柯克大法官的抵制。
很明顯，紂王具備這種挑戰破壞傳統的能力，更加作死的是，他的這種慾望還非常強力。
《尚書》記載：「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舊有位人」就是商朝的一些古老的世家土圍子，這些豪族領主是組成商朝混合政體中貴族制衡君權的關鍵部分，「耇長」就是年長的元老重臣，紂王專門針對這些制衡君權的領主老爺們作對，折騰的目的就是擴大君權。
在三代的傳統中，君主一定要與世卿重臣、冢宰這些「超級相權」一起好好配合，才是祖宗之法。《左傳》裡面有個說法叫「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但如果新君「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就是大罪。《詩經·盪》這首詩也提到了「殷不用舊」，紂王不用傳統的土圍子老爺們，專門重用一些沒根沒底的小臣。
這些小臣是些什麼人呢？《左傳》裡面提到說紂王喜歡用「四方逋逃」，就是些遊離於共同體之外，沒根沒底的聰明人，其中不少可能還是犯罪分子，這些遊離於共同體之外的聰明人，其實一般是沒有固定價值觀的，為了利益可以踐踏一切習慣和傳統，破壞古老的商朝憲法，也是沒有什麼心理障礙的，正好和紂王喝一壺。
紂王這種玩法，最後當然是導致殷人共同體的離心離德，傳統貴族不再願意為商朝效命。孔子就提到過微子去之，率領其部族成員出走，不和你玩了。
雄才大略而死的紂王
《周本紀》也提到殷人的太師、少師抱著樂器去投奔周朝。樂器在現代屬於娛樂範疇，但在當時屬於宗廟禮樂的核心禮器，擁有這些東西就意味著政治合法性，當時掌管音樂的樂師地位也是很高的。這些掌管合法性禮樂的高級貴族投奔周，也顯示出紂王治理的合法性在不斷崩塌。
一件西周青銅器《史牆盤》記載說，微子部族的史官家族投奔了周人，周王將這位族長安排在岐周，並賜予了土地，這個商朝來的史官家族就一直在宗周地區繁衍生息。
紂王這種為強化君權，破壞祖宗之法的作死行為，周人後來是高度引以為戒的。
《尚書·召誥》裡面，召公強調「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就是說年輕的周王繼位，一定不要遠離那些世卿老臣、貴族頭頭元老們，這是自古以來延續的寶貴傳統。《康誥》裡面周公也強調，要學習商朝的「先哲王」，「丕遠惟商耇成人」，就是要多學商朝那些尊重古老習慣法的先王，而不是學聰明作大死的紂王。此外，還要多向商朝那些懂得古老故訓、判例的土圍子老爺們諮詢。
周初最重要的兩個政治家周公、召公都拿紂王這種作大死行為當作反面教材，強調周人要汲取歷史教訓，不要玩「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的作死行為，可見給周人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
那麼，周武王正是以維護基本法的角色出現的，西周文獻《逸周書·世俘》裡面說，武王自稱「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就是說我們周家公司一直是玩商朝大憲章的，是一家守規矩的傳統老牌企業。我殺了紂王，不是要破壞規矩，而是要捍衛傳統規矩和遊戲法則的。
在《逸周書·商誓》裡面，他反覆給商朝的貴族老爺們解釋說「商之百姓無罪，其維一夫」，意思是商朝的貴族老爺們都是好老爺，壞蛋只有一個，那就是霸道總裁紂王。
武王又說「今紂棄成湯之典」，「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這個意思就更直白了，紂王違背了成湯以來商朝古老的憲法，我正是要率領各位土圍子老爺們一起重回成湯、盤庚以來反覆被確認商朝憲章的玩法，所以諸位大可放心，你們各項古老的權利一定會被尊重。
從《世俘》等西周文獻來看，很多民國學者都注意到武王使用的是殷禮，而且最新發現的銅器銘文《應公鼎》裡面，他還有像商王那樣的日名，叫「帝日丁」。
他就是要繼續當商朝這家老公司的董事長，所以處處要堅持這家百年老店的傳統，或者說通過這種方式把兩家競爭公司合併為一家，但還是商家公司的老品牌和規矩不變，繼續照顧各個加盟企業。所以，他向商朝王叔、大貴族箕子打聽《洪範》的細節，就是商朝憲法的各種細節，就是想繼承這個產權結構。
箕子，也是重要的王叔加貴族老爺，殷墟一些銅器銘文裡面常能見到帶「其」字元號的族徽，這些族徽應該就和箕子的土圍子有密切關係。
紂王是聰明人，利用自己手上的作為國王的古老特權，剝奪其他人的權利，找個借口也把箕子給關起來了。
箕子那麼牛逼的貴族大老爺都被關押了，對其他地位更低的土圍子老爺們自然就更不客氣，所以武王打過來的時候，發現紂王的監獄裡面還關著一堆「百姓」——和商王室之間有著聯姻關係的古老世家貴族們。
作為「成湯之典」和「盤庚之政」的捍衛者，武王命令馬上釋放這些貴族老爺，當時應該也贏得了一些人心。
箕子在商周易代中的矛盾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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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武王雖然一直表明自己在繼承商朝，但對箕子而言，卻五味雜陳，他雖然看紂王熱鬧，不願意也沒能力盡心抵抗，但並不意味著他熱誠歡迎武王來吞併，畢竟隨著時間流逝，他對紂王的憤怒也開始淡化，而紂王唯一合法繼承人武庚卻只是當了個大諸侯，商王大位上卻坐了個外人，想起來覺得彆扭。
商朝賢臣箕子
鑒於商朝中期已經大力開發遼寧地區的銅礦，而商朝一般習慣在銅礦附近的中轉站建立據點城市，商末的伯夷、叔齊的孤竹國就是這樣的據點城市，在文化上有基礎的情況下，箕子便帶著自己的部族遠涉遼東。
武王既然以恢復商朝基本法的面目出現，那麼對箕子的遠遁自然也不能報以雷霆之怒，況且你的繼承合法性也得被慢慢接受，所以出於求穩的心態，也為了籠絡殷商舊部，就分封箕子於朝鮮。這一點，以下史料都有明確記載：
1、王符《潛夫論·五德志》：「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
2、《後漢書·濊》：「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
3、《尚書註疏·卷五考證》：「朝鮮，箕子所封，不應在化外。」
4、《周易集注·周易下》：「箕子逃之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因以洪範援於武王，人方知其不狂。」
5、《舊唐書·溫大雅傳》：「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
6、《通志·四夷傳·朝鮮》：「朝鮮，周封殷太師之國。」《通典·邊防一·東夷上》：「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
7、《太平寰宇記·四夷·朝鮮》：「朝鮮，周封箕子之國。昔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食周粟，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8、《朝鮮史略·箕子》：「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蘇軾、應劭、顏師古等也認為，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是事實。
那麼箕子是否接受了武王的分封？
1、《漢上易傳·下經》說箕子「不受封，去之朝鮮」。
2、《書傳·周書·洪範》雲「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意即周武王以箕子為師，但並不以之為臣。也就是說，周武王尊重箕子的政治選擇，並沒有強迫他朝周。
3、《尚書疑義·周書·泰誓》也表達了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箕子不受封的理由是：
一是箕子作為商朝賢人，有強烈的尊君觀念，「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箕子雖然痛惜商紂王，但「無害其為愛君之心」，把商亡「歸咎於天」。他想效法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避周遠走。
二是「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也就是說，周滅商後，當立者應是身為太師、三公的箕子，而不是地位低於他和微子的武庚，說明箕子和微子肯定是拒絕了周武王的分封。
4、明代經學家馬明衡對周武王分封箕子，持懷疑態度。他在《尚書疑義·周書·洪範》中說：「若說武王封之，必有命辭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錄之，即《書·亡序篇》亦無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他認為，周武王有可能未曾分封過箕子。
武王十三年來周，對武王演述《洪範》，是否就說明二者之間是臣屬關係？問題沒有那麼簡單，筆者認為至少在箕子朝，二者並沒有立即建立起臣屬關係。「封而不受」可能最接近歷史事實。
那麼對武王問道，箕子演述之事怎麼解釋？《尚書疑義·周書·泰誓》云：「若陳洪範，則大公道理自是不妨，武王不臣箕子而問道，箕子傳道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誠然而無所愧焉耳矣。」這是最有見地的解釋。
周武王虛懷若谷，寬宏大量，對箕子的政治選擇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求他為臣；箕子也率真誠懇，和武王闊談治國之要，但原則分明，不稱臣於周。
5、據《史記》記載，箕子在朝鮮立國後的某年，曾經回到周朝國都朝見周天子。當經過殷商故國，看到過去華麗的宮殿，如今已成為廢墟，禾黍叢生時，箕子十分傷心，便作《麥秀之詩》詠道：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詩中所說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紂王。
商朝遺民聽到這首詩後，都感傷不已，不禁痛哭流涕。這個故事說明，朝鮮的箕子，與周朝之間還有一定的政治往來。
箕子朝鮮的發展與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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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箕子影響，東北的諸方國及夷族未參與武庚的叛亂，所以，在叛亂被平定以後，孤竹等商人在東北的方國得以保全。
在周人對參與叛亂的殷遺民嚴加控制，於東方新建周人諸侯國齊魯衛等、遷徙殷遺民分隸周人諸侯國之後，乘中原戰亂，箕侯國已控制了商人及東夷人在東北的各小國，以殷政權在東北的諸侯長的身份遊離於周政權之外，自視為殷政權在東北的延續，不臣於周。保持殷代封國號不改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雖然箕子不稱臣於周，但與中原交流的密切，以及隨著歲月流逝，對商朝往日輝煌的模糊，接受周的分封似乎是必然。箕子的兒子子松便接受了朝鮮侯的封號，也稱呼為韓侯。
據鮮於氏奇氏譜牒所載（可略過直接看結論）：
箕子十八傳至貞敬王闕。其十三年，當周桓王十年。飢，使通齊魯語者，泛海買米。
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鮮於益聘於齊。齊行人公孫恪來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軒轅氏之術，能煉丹長生。以訪東海神山，浮海至朝鮮。群臣請試其術。不許。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為天老王。以一清為國師。築求仙台於紇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傳位於子修道王襄。以一清為國太師。使一清弟子盧龍，駕大船數十，入東海求神山。至竹島，遇風，舟盡覆。盧龍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藥毒發卒。修道王子徽襄王邇立，誅一清及盧龍。
二十七世曰英傑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將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國所謂東胡。或曰：實後世之靺鞨也。
二十九世曰濟世王混。禁人民潛商齊魯者。
三十二世曰赫聖王隲。燕僖公使來聘。卒，子和羅王諧立。
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邊郡，郡守苗春敗之。卒子說文王賀立。
五年，周顯王四年。燕將以二萬人侵遼西，上大夫衛文言敗之五道河。燕將移屯連雲島。造船筏，將渡海來襲。明年，文言又敗之。射殺其將。餘眾遁還。卒，子慶順王華立。
十二年，周顯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車吉汗來朝。請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萬會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連年來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請和，許之。卒，子嘉德王翊立。
二十年，周顯王四十六年。燕稱王，亦稱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
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
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潤，大為燕將秦開所敗。失地二千餘里。以潘滿韓為界。未詳何地。北胡酋阿里當夫請助報燕，不許。北胡怨，不朝貢。自將伐之，敗還。卒，子宗統王杏立。
王之世，服屬於秦，惟不與朝會。卒，子哀王准立。
立二十年而秦滅漢興。二十七年，燕人衛滿，率千餘人來歸。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數百里。明年，漢惠帝元年。衛滿告王：漢兵十道至。請入衛，許之。滿遂襲王。王與戰，不勝。將左右宮人及餘眾數千浮海。攻馬韓，王之。都金馬郡，今全羅北道益山郡也。傳九世，為百濟所滅。時王莽始建國元年。遺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後馬韓。至建武時，降於新羅雲..
如上所述，箕子在到達遼西後，勢力逐步到達朝鮮本土。這一方面是為了找到適應農耕的土地。
從在朝鮮平壤城南發現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農業文明對於古朝鮮的影響。據朝鮮朝學者韓百謙的《箕田考》記載，箕田方正有規則，與中國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個區，每區有田70畝，與中國「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獻記載相一致。箕田的出現，決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應該說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響的結果。
另一方面，也是出於燕國和東胡的壓力。
燕國完爆箕子朝鮮
在這一區域中，箕子朝鮮由於幾代人的經營，初期在與燕的戰爭中還佔有優勢，但長時間的拉鋸，再加上箕子朝鮮君王的驕虐，採取了錯誤的對外政策，終於招到了燕國的致命打擊。
但在東胡拋出聯合擊燕的橄欖枝後，箕子朝鮮國王的拒絕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箕子朝鮮也有了鮮明的「夷夏之分」。
再者，在戰國時，箕氏朝鮮的國力達到了頂峰，疆域廣闊，在西邊據有清川江以南，東界據有今俄羅斯濱海地區以南，南界和辰國為鄰的廣大地區，箕子朝鮮應該是該區域燕、箕、東胡三國關係中的佔優勢地位的一方，要屈尊與東胡聯合，顯然臉上也掛不住。
燕昭王時，任用樂毅為將，燕國也趁勢雄起了一把，箕子朝鮮這時候只能歸附於燕了。「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但此時，臣服於秦是可以確認的。
漢朝建立後，盧綰部將衛滿率領部屬剛來朝鮮時，得到朝鮮王箕準的禮遇。箕准拜他為博士，並按中原禮俗賜給珪，封給西部方圓百里的地方。
箕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過衛滿，來為他守護西部邊境。然而衛滿是個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為依託，不斷招引流民，積聚自己的政治、經濟力量。
公元前194年，羽翼已豐的衛滿，派人向箕准假傳漢朝要派大軍來進攻，請求到准王身邊來守護。箕准不知是詐，許諾了衛滿的請求。
於是衛滿趁此機會，率軍向王都王儉城（今朝鮮平壤）進發，一舉攻佔王都後，自立為王，國號仍稱朝鮮，歷史上稱其為「衛氏朝鮮」。箕准戰敗後，逃到了朝鮮半島南部的「馬韓」。
箕子朝鮮與中原是不是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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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與殷遺民在大同江流域建立自己的方國之後，中原對箕氏朝鮮的認同出現兩重性。
一方面，箕氏朝鮮作為殷遺民的方國，是殷政權在朝鮮半島的延續，對於周人來說，是先王之後。周人對先王的後裔都立有封國。據《史記》卷36《陳杞世家》可知，陳是舜之後，宋是殷之後，英、六是皋陶之後，齊是伯夷之後，等等。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就有著「興滅國、繼絕世」的意味。語出《論語》第20《堯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箕氏朝鮮與中原的關係，應該屬於諸夏之國系統內部的關係。箕氏朝鮮在周人的方國體系中的地位應該與微子所封的宋國相似。
箕子「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衙門官制衣服，悉隨中國」，此節引文不見於今本《三才圖會》。「教以禮義田蠶」（《後漢書》卷85《東夷傳》）。用殷商文化對當地土著夷人文化進行改造，就是一個「用夏變夷」的過程，是應該得到中原諸夏國肯定的行為。中原華夏諸國應該存在與箕氏朝鮮的認同。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箕氏朝鮮畢竟立國於夷人居住區，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箕氏朝鮮並不屬於諸夏之國，而是屬於蠻夷戎狄國家。
在周人的文獻中，本著「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禮記》卷5《曲禮》）的原則，不是稱呼箕子的本爵「箕侯」，而是稱其為「箕子」，就是將之視為夷狄的心態的反映。中原各諸侯國也從未用對待宋國的態度來看待箕氏朝鮮。
這樣一來，箕氏朝鮮就不是先王之後的華夏正宗，而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異類了。其與中原華夏諸國之間就存在著認同危機。
箕氏朝鮮對中原的認同也存在兩重性。
一方面，「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尚書大傳·洪範》。箕子朝周的舉動說明，箕子承認周的宗主國地位，正式將立國於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鮮，納入周王朝的方國體系之內。
箕子的態度影響了一部分殷遺民，「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逸周書》卷4《大匡》第38……這裡所說的「東隅之侯」與《國語·齊語》所載的「海濱諸侯」《國語》卷6《齊語》載齊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韋昭註：「海濱，海北涯也」，這裡的海濱諸侯指渤海灣以北的各諸侯國。當處於同一區域之內，也就是指中國遼東至朝鮮半島北部的商人所屬各部，這一地區的商人舊部紛紛晉見武王，可見箕子在此地區的影響力。
從這一角度看，箕子是認同周王朝的。
可是另一方面，箕子這次朝周，卻是見於史書記載的僅有的一次，證明在「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國語》卷1《周語上》。服事方式上，箕子選擇的是「戎翟荒服」的「終王」，也就是與中央關係最為疏遠的一種。而後世子孫再也見不到朝周的記載，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箕侯國內部一直在沿用著商人的封國名「箕」，而不是周武王所賜的封國名「朝鮮。
從這個角度看，似乎箕氏朝鮮與周政權之間並不存在認同，而是成為我行我素的一個獨立王國了。
之所以出現箕氏朝鮮與中國間認同關係的雙重性，究其原因，還是與箕子之後大同江流域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係呈遞減之勢有關。
箕子與殷遺民進入大同江流域，是當地與中原互動關係的一個峰值期，在這個特別的互動關係中，大同江流域不僅與中原政權存在認同，而且由於其先代之後的特殊身份，認同的程度還是比較強的，幾乎可以達到與中原華夏諸國相同的程度。
但在此之後，大同江流域與中原之間的互動關係又回復到從前的低水平，在這種低水平的互動下，是無法繼續維持與中原華夏國相同的較強認同的，也僅僅能維持「終王」的最低聯繫。
隨著時間的流逝，殷遺民與中原的聯繫為人們所淡忘，大同江流域又恢復為陌生的地方，也就是蠻夷之地，箕氏朝鮮也就由准華夏國家下降為蠻夷戎狄之國。
短暫的強烈互動未能改變大同江流域處於古代東亞國際體系邊緣地帶的不利地理位置，一度在三環式等級結構中升入中環的箕氏朝鮮再次跌落回外環。
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卻發現，正是這種認同的雙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動的情況下與中原保持長期的認同感。
大同江流域與中原的認同，不像中原地區華夏諸國與蠻夷戎狄諸國間的認同一樣，始終向著越來越強一個方向發展，而是更具有搖擺性和不確定性。
當互動能力趨強時，箕氏朝鮮就會更多地表現出其身份中的殷遺民、先王后的一面，與中原諸華夏國的認同也就趨於加強，其在方國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趨於提升，箕子也就被稱為「箕侯」、「箕伯」。
當互動能力趨弱時，箕氏朝鮮就會更多地表現出其身份中立國於夷人居住區的非華夏族方國的一面，與中原諸華夏國的認同也就趨於減弱，其在方國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趨於下降，箕子也就還是「雖大曰子」的箕子。
但無論如何擺動，由於地理位置與文化的限制，箕氏朝鮮絕不會真正地成為華夏之國；可是，由於這種認同心態的作用，箕氏朝鮮也絕不會自外於中國，把自己視為獨立政權。
朝鮮半島的早期演變
《魏略》記載，「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就是這種認同的表現。
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大同江流域認同心態終於從指向東亞前國際體系，轉而指向在此前國際體系內最早興起的國家——中國。
這種認同感使之成為中國的組成部分，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沒有試圖在當地建立地方政權。「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
「箕子朝鮮」遭到燕、秦的攻劫，但彷彿並未亡國。張華《博物志》卷九《雜說》：「箕子居朝鮮；其後，燕伐之，朝鮮亡，[王]入海為鮮現師。」（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漢江口外的江華灣。在秦末、漢初，箕氏又得以將其統治線再度北返。
《三國志》卷三〇《韓傳》注引《魏略》：「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亡，其子准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於西方。」
《鹽鐵論》篇三八《備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漢初）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逾徼，劫燕之東地。」燕之東地，即「屬燕」之「列陽」，今大同江迤北、迤西。（《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在秦王朝統一中國後，箕氏朝鮮即確立了對秦的臣屬關係。
總的看，自西周至秦統一，箕氏朝鮮的性質與同一時期內中原各諸侯國的性質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在秦統一中國後箕氏朝鮮臣屬於秦，似乎也只是秦在吞併中原各諸侯國之後沒有來得及消滅的孑遺。在秦王朝開創的中國大統一時代，朝鮮半島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也可以視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箕子朝鮮乃殷商遺裔在朝鮮半島上所建地方政權，臣於周，後又臣於秦，為周秦海外之屬國。箕子朝鮮為衛氏朝鮮所取代，衛氏朝鮮為漢之「外臣」、屬國。漢武帝伐朝鮮，裂其地為四郡，為漢的邊疆轄區。
有了箕子朝鮮，方有衛氏朝鮮，方有漢之四郡，方有高句麗史、渤海史，從而構成了東北古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鮮是為中國東北史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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