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族興衰記之三：畫眉深淺入時無
大唐寶曆二年（公元826年），越州人朱慶餘赴長安參加科舉考試。進入考場之前，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自己前途命運如何，於是寫詩給時任水部郎中張籍：「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他以新婦自喻，把張籍比作新郎，把主考官比作公婆，以十分隱晦卻又高超精妙的手法，將自己既緊張不安、小心翼翼，又有所期待的心情描繪得淋漓盡致。
初露頭角的王氏家族，心情和朱慶餘庶幾近之。
劉奭繼承帝位，史稱漢元帝，改元「初元」，這是在黃龍元年的後一年，即公元前48年時候的事情。初元元年三月，立王政君為皇后，封王政君之父王禁為陽平侯。對皇后之父授予侯爵的爵位，這是帝國傳統慣例，此時，王氏一門固然獲得了榮華富貴，在政治上卻還沒有太高地位，不過是皇族眾多外戚中不顯眼的一支而已。事實上，在元帝劉奭執掌帝國的十六年時間裡，王氏家族始終沒有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仔細分析其中的原因，也許與劉奭和王政君之間的感情十分淡薄、劉奭因此不肯重用王氏家族有關。因此，王氏家族還要在朝野之間蟄伏，靜靜地等待時機。
此時朝堂之上，是另外一番光景。
話說宣帝臨終之前，為元帝安排了三位輔政大臣，分別是大司馬、車騎將軍、樂陵侯史高，前將軍、光祿勛、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周堪。
如此安排頗有意味。史高的姑姑是漢武帝之子、因巫蠱之禍而死的衛太子劉據的妃子，史書上稱為「史良娣」；史良娣生子「史皇孫」，即宣帝劉詢之父。從輩分上說，史高是宣帝的表叔，不折不扣的外戚一枚。在宣帝朝，史高協助宣帝剪滅了霍光一族，深受其信任和倚重。而蕭望之和周堪既是當世大儒，又是劉奭的師傅，代表著文官集團的力量，也是偏好儒術的元帝的左膀右臂。宣帝對儒家人物是極為排斥的，而蕭望之和周堪竟然得以成為他臨終託孤的人選，恐怕也是他無奈之下的權衡之舉。
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等就試圖勸導其以儒家學術對帝國進行改造。為此，蕭望之聯合周堪、宗室劉更生、侍中金敞「勸導上以古制」，即更改宣帝「霸王道雜之」的治理國家方法，恢復儒家所提倡的「周禮」。由於元帝本就一心向儒，蕭望之等人得到他大力支持，一時風頭甚勁，史高竟被拋在一邊。
史高心中十分不滿，外戚集團和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從此愈來愈深。
但是與蕭望之等人相比，他的力量又過於單薄，為了和文官集團對抗，史高決定請來外援。
這個外援，就是宦官集團。
宣帝時期，重用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都是宦官）協助其處理政務。尤其是石顯，十分善於揣摩上意，深得宣帝歡心，一時間權傾朝野。元帝初年文官集團得勢，對宦官集團進行了打擊，蕭望之更向元帝上書，請求廢除中書宦官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制度，由此引來了宦官集團的極端仇視。
在共同的敵人面前，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結成了利益同盟。
考察從初元元年到竟寧元年的十六年之間，外戚、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幾乎貫穿始終，從未停息。令人嘖嘖稱奇的是，雙方強弱之勢，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竟然沒有哪一方能夠取得絕對的優勢，將另一方徹底打到。
這和元帝優柔寡斷、毫無主見的柔弱性格，有著莫大關係。
幾大集團之間你爭我斗，其中故事不斷、頗有曲折，不過卻不是本篇所要寫的重點。總之，廟堂上烏煙瘴氣，多年延續的政治鬥爭造成嚴重內耗，使帝國力量不斷削弱。
廟堂之外，帝國又遭遇到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初元二年二月，隴西地震；四月，關東大饑荒，齊地人相食；永光元年三月、九月，冰凍災害凍死大片莊稼，天下大飢。
曾經傲視天下的帝國，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潛藏的深重危機。
而對於政君和她身後的王氏家族來說，更嚴重的危機迫在眉睫：劉驁的太子地位受到了來自於另一位皇子的有力挑戰。
漢朝立國之後，帝位繼承者的選擇一直是困擾歷任皇帝的大問題。劉邦多次想廢掉嫡長子劉盈而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劉如意；劉盈去世後，其繼承人在呂后操縱下也多次更換，更因為「誅呂安劉」之變而無法被正統所承認；景帝、武帝之立，也有刀光劍影隱隱相伴；武帝之後，更是為了繼承人問題而鬧出了「巫蠱之禍」這樣的巨大政治動蕩。
南大歷史系成祖明教授就提到，漢朝「沒有一個明確穩定的嗣君制度」，傳統意義上的嫡長子繼承製沒有得到堅強有力的貫徹落實。這就是說，即使被立為太子，也並不代表一定就可以順利接班，因為太子之位沒有制度的保障，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
因此，雖然劉驁深受前任老皇帝喜愛，並且早在初元二年就被立為太子，但是王政君和王氏家族一直都十分低調，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八個字來形容，絲毫不為過。他們心裡十分清楚，王氏一族之榮辱，都繫於劉驁一身，只有到了劉驁登上帝位的那天，王氏家族才能真正揚眉吐氣，在此之前，一切都是未知之數。如果過於張揚，不要說榮華富貴，命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說。
他們唯有萬般謹慎小心。
但是有些事情是他們決定不了，也影響不了的。
比如說皇帝的心意。
眼下這場危機，就讓王政君和王氏家族十分憂慮，甚至惶恐。
因為元帝劉奭似乎很想改立他的另外一個兒子為太子。
這位皇子是劉奭第二子，為傅昭儀所生，名叫劉康，永光三年被封為濟陽王，建昭五年徙為山陽王，河平二年（此時已是即位後的劉驁，即漢成帝年號）再徙為定陶王，去世後謚號「恭」，史書中以「定陶恭王」稱之。
史書中說這位定陶恭王「有材藝」。《後漢書》記載，元帝晚年多病，不親自處理政務，卻十分喜好音樂。他曾經命人在殿下放置一面大鼓，自己則在圍欄上居高臨下，用小銅球擲擊鼓面，所發出的聲響與音樂的節拍嚴絲合縫，身邊擅長音律的人都無法做到，而劉康卻「亦能之」。劉康繼承了乃父的音樂才華，因此劉奭對他十分欣賞喜愛，多次當眾表揚他的才能，「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幾乎形影不離。
相比之下，太子劉驁卻「其後幸酒，樂燕樂」，好酒好色，花花公子做派確實難以作為天下臣民的表率，也難以得到劉奭的歡心。再加上劉奭很是寵愛傅昭儀，和王政君之間的夫妻感情卻極為淡漠，劉驁不被劉奭所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劉奭多次產生廢長立幼的想法，而王政君及王氏一族，心中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之前的歷史教訓告訴他們，太子一旦被廢，下場往往都很悲慘，景帝朝的太子劉榮在爭儲鬥爭中輸給劉徹之後，被逼自殺，即為前車之鑒。
而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則會給王政君及整個王氏家族以致命打擊，帶來的將是滅頂之災。
政治鬥爭就是零和博弈，誰都承擔不起失敗的後果。
時間進入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漢元帝劉奭四十三歲，正是春秋鼎盛之時，可是龍體日漸沉重，疾病已侵入膏肓之間。他自己對此也很清楚，究竟是否要改立儲君，成為他時刻挂念在心頭最為迫切的問題。這段日子裡，他極少見皇后、太子，卻頻頻召見傅昭儀和劉康，讓他們倆在身邊侍奉，又數次向重臣問起當年漢景帝改立膠東王劉徹為太子的舊事，其用意十分明顯。可是，優柔寡斷的性格使他遲遲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關鍵的時候，有一個人堅定地站在了劉驁這邊，為扭轉整個局勢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此人名叫史丹，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樂陵侯史高之子。
早在劉奭為太子時，史丹就擔任了中庶子（太子身邊的侍從官）的職務，跟隨在劉奭身邊十餘年時間，是其心腹之臣。劉奭即位後，史丹任駙馬都尉、侍中，同樣是他身邊的侍從之官。由於史丹是劉奭當太子時的舊人，又是宣帝的親戚，劉奭對他很是信任，特別讓他守護當今太子劉驁。
劉奭病重時，史丹以親近之臣的身份進宮探視。趁著劉奭獨自一人卧床，史丹徑自闖入寢宮中，拜伏在地，流著眼淚說：「皇太子以嫡長子的身份立為太子，已經十幾年了，天下百姓，沒有人不知道太子的名號。如今他們見山陽王受到陛下的寵愛，流言紛紛，都認為陛下要改立太子。果真如此，則公卿以下的大臣們必然以死相爭，不敢遵從詔令。微臣情願陛下您先賜我一死，以作為群臣的榜樣！」
劉奭畢竟不是雄健之主，為人過於優柔，看見史丹痛哭流涕，心裡已是軟了幾分，再被他幾句話一忽悠，就徹底繳械投降了。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明白以自己的統御力和決斷力，改立太子是想都不要想了，只好撫慰史丹：「朕的身體是一天比一天差，心中念念不忘的，不過是幾個孩子而已。朕絕沒有改立太子的想法，況且皇后向來謹慎，先帝又極喜愛太子，朕怎麼能違背先帝的意願？駙馬都尉你是從哪裡聽來這個消息的？」
史丹聽皇帝這麼說，知道大事已成，於是又磕頭道：「微臣聽信流言蜚語，微臣罪該萬死！」
劉奭微微點頭道：「朕的病情沉重，恐怕難以恢復了。望愛卿好好輔佐太子，千萬不要違背我的意願！」
劉驁的儲君之位，至此終於確定無疑。
這段對話，記錄在《後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中。讀史之人如果細加考究，則不免懷疑：當時除了漢元帝劉奭和史丹二人之外，並無第三人在場，那麼這段對話是怎樣被記載到史書中併流傳下來的？其中是否還有其他隱情？
時間久遠，歷史的原貌無法恢復，最高超的史家也不能把所有的歷史細節一一記錄在案以供後來者追溯，這無疑是後世歷史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遺憾。
不過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凡事留一些遺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當年夏五月壬辰日，元帝病逝於未央宮。
漢元帝渭陵
放在今天，元帝絕對是一個文藝青年。他「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無疑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和文學歷史愛好者。然而和他的父親漢宣帝劉詢比起來，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國家領導人。他「牽制文義，悠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他執政的十六年，是西漢國力由強盛走向衰弱的發端。
在他的身後，王氏家族終於要強勢崛起，創造出讓世人驚嘆的權力奇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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