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七絕壓卷之作，一場感慨萬千的重逢
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詩歌創作中律詩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在於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迹。
但作為詩家高手，杜甫的樂府詩和絕句也是令人難以望其項背，七有一首言絕句膾炙人口，是杜甫晚年創作生涯中的絕唱，歷代好評眾多，如清代邵長蘅評價說：「子美七絕，此為壓卷。」《唐宋詩醇》也說，這首詩「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白居易）一篇《琵琶行》矣。……此千秋絕調也。」
這首被媲美白居易《琵琶行》的詩作就是杜甫的
《江南逢李龜年》：
江南逢李龜年
唐代：杜甫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此詩大概作於公元770年（大曆五年）杜甫在長沙的時候。安史之亂後，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帶，和流落的宮廷歌唱家李龜年重逢，回憶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第頻繁相見和聽歌的情景而感慨萬千寫下這首詩。
李龜年是開元時期「特承顧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龜年，是在「開口詠鳳凰」的少年時期，正值所謂「開元全盛日」。當時王公貴族普遍愛好文藝，杜甫即因才華早著而受到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延接，得以在他們的府邸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而一位傑出的藝術家，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也往往是特定時代的標誌和象徵。在杜甫心目中，李龜年正是和鼎盛的開元時代、也和他自己充滿浪漫情調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幾十年之後，他們又在江南重逢。這時，遭受了八年動亂的唐王朝業已從繁榮昌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輾轉漂泊到潭州，「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極為凄涼；李龜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這種會見，自然很容易觸發杜甫胸中原本就鬱積著的無限滄桑之感。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詩人雖然是在追憶往昔與李龜年的接觸，流露的卻是對「開元全盛日」的深情懷念。這兩句下語似乎很輕，含蘊的感情卻深沉而凝重。
夢一樣的回憶，畢竟改變不了眼前的現實。「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風景秀麗的江南，在承平時代，原是詩人們所嚮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詩人真正置身其間，所面對的竟是滿眼凋零的「落花時節」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藝人。
四句詩，從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聞」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聞」、「逢」之間，聯結著四十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儘管詩中沒有一筆正面涉及時世身世，但透過詩人的追憶感喟，卻表現出了給唐代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繁榮帶來浩劫的那場大動亂的陰影，以及它給人們造成的巨大災難和心靈創傷。可以說「世運之治亂，華年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孫洙評）。正如同舊戲舞台上不用布景，觀眾通過演員的歌唱表演，可以想像出極廣闊的空間背景和事件過程；又像小說里往往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反映一個時代一樣。這首詩的成功創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藝術概括力和豐富生活體驗的大詩人那裡，絕句這樣短小的體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現如此豐富的內容時，又能達到舉重若輕、渾然無跡的藝術境界。
清代黃生《杜詩說》評論說：「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里。即使龍標（王昌齡）、供奉（李白）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為正聲，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絕句為別調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唐宋詩醇》也說，這首詩「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白居易）一篇《琵琶行》矣。……此千秋絕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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