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林庚先生的創作與研究
試論林庚先生的詩歌創作與研究
北大燕南園62號院，是已故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生前居所。林庚先生主要從事的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同時他又是一個詩人。詩人與學者的雙重身份使他的學問兼具詩性與理性的雙重特徵，這雙重特徵又是相互滲透的。林庚先生對於古典詩歌研究有著很深的造詣，尤其是對唐詩的研究造詣很深。並且從古典詩歌的研究出發來創作新詩，對新詩的格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他推崇建安時期的詩歌，認為其有「建安風骨」，同時，認為唐詩能夠體現出「盛唐氣象」。對於新詩創作，他倡導建立民族詩歌的新形式，提出了「半逗律」的主張。其所創作的詩歌被稱為「林庚體」。本文欲以林庚先生的幾篇論文為基礎，來探究先生在詩歌研究與創作方面所具有的獨特特點，進而闡明先生的治學態度及精神。
一、林庚先生生平及論文
林庚先生生於1910年2月22日。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30年轉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並開始進行舊體詩的創作，創作了《菩薩蠻.佩弦先生詩選班上得麻字韻倡一絕》。同時也開始了新體詩的創作。1933年，先生時年23歲，於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後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同時應鄭振鐸的邀請，擔任《文學季刊》編委一職，並負責新詩一欄的組稿工作。在這一年，林庚先生出版了他第一部詩集《夜》，這部詩集中收錄了其從1931年至1933年所創作的自由體新詩43首。因此，可以說，先生作為詩人的潛質已經開始得到發揮。1937年，抗戰爆發，林庚先生南下，入廈門大學擔任講師，後廈門大學遷往福建，先生先後升為副教授、教授。在廈門大學教書期間，出版了《中國文學史》前三編。1947年，廈門大學出版了《中國文學史》，朱自清先生親自為該書做了序。同年秋天，先生辭去廈門大學的教職，返回北京，任燕京大學教授。1952年的院系調整，讓林庚先生與北大開始進行結緣。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文學併入北大，先生從此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書。從1956年開始，先生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直到退休。
在先生的一生中，30年代除去《夜》之後，隨後又出版了《春野與窗》，這部詩集使得他在30年代詩壇上的地位得以鞏固。從1936年開始，他作為一個自由體的新詩人又開始了對新格律體的嘗試與探索。在林先生的一生中，他主要的任務是教學科研，因此，在新詩創作上難免會心有餘而力不足。但即便如此，先生還是創作了很多新體詩歌。除了早期的幾篇自由體詩歌之外，先生一生都在踐行自己主張的「半逗律」。
在北大中文文庫《林庚文選》中，收錄了林庚先生各個時期的論文16篇，包括對於屈原《天問》的研究，對唐詩以及新詩的研究，對《西遊記》和《水滸傳》的研究等。其中對於唐詩以及新詩研究的論文主要有《陳子昂與建安風骨》、《盛唐氣象》、《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詩人李白》、《唐詩的語言》、《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筆者對於詩歌有著濃厚的興趣，並認真研讀了林庚先生的這幾篇關於詩歌的論文，對於先生的治學方法與治學態度有了更深的了解。
二、有關古代詩歌的問題
林庚先生對於中國古代詩歌的研究有著很深的造詣。高爾基曾說過：「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乃是『兩種基本的潮流』，而浪漫主義則首先在於『強固人們對生活的意志』，它被譽為是『不可滅的火焰』」。我們都知道，唐朝是詩歌的鼎盛時代，律詩、絕句等詩歌形體皆是在唐朝定型的。而在盛唐時代的前期的詩人中，陳子昂算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那麼他的詩歌是屬於浪漫主義派還是現實主義派呢？在《陳子昂與建安風骨》中，林庚先生認為，陳子昂是「遠紹建安，下開盛唐」。
林先生首先對安史之亂之前的唐代進行了劃分，認為「事實上唐代自開國以至安史之亂前得一百三十八年（六一八—七五五）中只有三個決定性德時代。這首先是唐太宗的時代，按貞觀共二十三年，但唐太宗實際掌握政權卻是從武德就開始的，這樣加上武德九年共三十二年（六一八—六四九）。其次是武則天時代，武則天自顯慶五年（六六零）正式聽證決奏到神龍元年（七零五）遜位，共四十六年，如果從永徽六年（六五五）立為皇后那天算起，實際上是當權五十一年（六六五—七零五），整整的就是半個世紀。再就是唐玄宗的開天時代，共四十三年。」這三個時代是安史之亂前唐王朝上升的階段。因此，武則天時代也是唐王朝上升的階段，是盛世出現的前奏序幕。那麼陳子昂所處的這個時代，當然就是具有浪漫主義氣質的時代。浪漫主義的主要特徵，可以用「建安風骨」來表示。對於「建安風骨」的所體現出的浪漫主義特徵，林先生認為是「其精神實質是高瞻遠矚的，是有理想而不同於流俗的，是具有英雄性格的。」我們可以從李白的詩句中看出：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這四句詩充分展現了「建安風骨「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氣質。林先生認為陳子昂雖然處在盛唐的前夜，但其詩中仍舊是充滿了浪漫主義氣質。最為典型的，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首詩是《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林先生認為這首詩是使用了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他的確是作用於想像的，而且是輪廓不確定的，而且又的確是崇高的完美的；並在客觀上給人們以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和激情生動的力量。」林先生是一位詩人，論文的語言也充滿了詩意。這首詩中雖然出現了「涕」等詞語，但並非是悲傷的基調。「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說明了詩人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一個前方未知的時代。這種宏大的意境，是符合浪漫主義特徵的。因此，在研究浪漫主義特質的時候，林先生會選擇比較典型的詩人作為研究對象。
「盛唐氣象」常常用來描述盛唐詩歌的格調與神韻，但林庚先生在這個基礎上，將「盛唐氣象」所涵蓋的面擴大了，擴大到對整個時代的描述上來。
「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這蓬勃的氣象不只是由於他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林先生認為，這種時代性格是不能離開那個時代而存在的，盛唐氣象是盛唐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通常我們在討論盛唐詩歌時，只是從詩歌文本的層面來探討詩歌的神韻以及格調，對對於詩歌背後所彰顯的時代面貌卻很少提及。林先生在做研究的時候，剛好抓住了這一點。另外，盛唐氣象緣何能夠形成？林庚先生認為「盛唐氣象乃是建立在建安風骨的基礎上又發展了一步，而成為令人難忘的時代」。這說明，建安風骨是盛唐氣象形成的基礎。剛才也談到，建安風骨的本質是浪漫主義的，是具有崇高理想的，而這正與盛唐的氣象相符合。林庚先生不認為盛唐氣象只是歌功頌德的，而認為「盛唐氣象所歌頌的是人民的勝利，離開了人民的勝利就無所謂盛唐氣象」。對於這句話，筆者非常贊同。盛唐時代是一個統一的時代，是一個和平生活繁榮發展的時代，最高統治者也算是比較開明的，因而相比戰國時代的驚險變化，人們能夠安居樂業。在封建社會處於上升的階段，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政策開明，人們的面貌就會煥然一新。這樣一來，整個時代給人的感覺就是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林先生列舉了盛唐時代最為典型的詩人李白的詩句以表現盛唐氣象的特徵：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望天門山》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帳……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廬山謠》
三、有關新詩的問題
「先生本色是詩人」，[1]謝冕先生如此評價林庚先生。從1930年林先生20歲的時候，就開始寫舊體詩詞，同時也開始進行新詩的創作。雖然先生研究古典詩歌，但除了早年寫過幾首古代詩歌外，主要將精力放在創作新詩上。筆者非常愛好寫詩，因此，通讀了先生《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和《關於新詩形式的問題與建議》兩篇論文後，獲益匪淺。
1、詩的新原質問題
詩歌的原質，簡單的說，就是詩歌的意象。我們在寫詩的時候，總會以某個或某幾個意象來進行語言的組織加工，進而構成意境。隨著詩壇的變遷，詩歌的原質也會發生變化。林庚先生說過：
「詩的內容，原是取決於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春花』『秋月』之所以佔有詩中相當的數字，正因為它原是最易感到的。然而這些敏感的事物，久而久之，便會形成一種濫調，一種無病呻吟；於是新的敏感的事物，便又成為生活中的必要了。『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詩風最直接，莫過於新的事物上的新的感情。這便是詩的不斷的追求。」[2]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林先生主張詩的原質要隨著時代以及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不能以已經過時的意象來歌詠當前，或者經常使用相同的原質。只有這樣才能使得詩不斷煥發出活力來。比如，在文章中，林先生提到「琴」，《詩經》中說「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左思的《招隱詩》「岩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此時「琴」成為一個詩意的嚮往。然而後來，另外一種樂器「笛」又興起了，成為人們吟詠的對象。林先生舉了《折楊柳》詩句「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笛子成為人們競相使用的意象新寵。再到後來，「柳」又成為詩人們歌詠的對象。比如，《詩經》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及北人的《折楊柳歌》：「遙望孟津河，楊柳郁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此後，「折楊柳」就代表了別離，當遊子遠去，必折楊柳送別。
現代詩歌中，似乎古人已經將所有的意象都吟詠完了，似乎是找不到詩的新原質了。林庚先生卻認為「我們今日正是一個變遷的時代，一切事物本已非變不可。如從前人常吃的酒，變成了現在吸的煙；從前人常騎的馬，變成了現在的腳踏車；這些變遷正是發現詩的新原質最好的場合。」林先生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比如，都市裡的電線，縱橫交錯，常常讓人覺得厭煩。然而一位詩人卻這樣認為：「浮沉著的電線如同是一支樂譜」。此時，電線就成為詩的新原質，而它正是存在於我們的身邊。以筆者自身的創作經歷來看，如果還是以過時的不存在原質來創作，就會給人以虛假的感覺。比如，我曾經經常以「雕樑畫棟」為意象來創作，然而在現代都市裡，很少有雕樑畫棟了。這種模仿古人的創作，總不會讓詩歌充滿新的活力。
綜上所述，詩歌作為一門藝術，也需要不斷進行創新。且不談形式，就是在內容方面，在意象的選擇上，也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正如林先生所說「我們寫詩因此就正如寫詩的歷史，因為我們每發現一個新的原質，就等於寫了一句詩的新的歷史」。要想保持詩的活力，必須要「以全力爭取這個時代，如同那矮小的松樹要種植在沙漠化的童山上一樣」。
2、新詩的形式問題
古代詩歌都有統一的詩歌形式，比如五言詩，七言詩以及律詩等。自從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之後，西方詩歌形式被介紹過來，白話詩從此開始登上歷史舞台。胡適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雖然一些詩歌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非常的幼稚，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在打破古代詩歌的束縛方面已經邁出了很大一步。隨著新詩的發展，又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這就是新詩的民族形式問題。林庚先生在《關於新詩形式的問題和建議》中，認為，「新詩自己至今還沒有一個或幾個為大家所公認的典型形式」。
古典詩歌是格律詩，現代詩歌是自由體詩。那麼決定這種詩歌形式變化的因素是什麼呢？林庚先生認為是語言。「如果我們還繼續寫文言詩，那麼舊詩詞的形式顯然還是最相宜的；可是無奈我們今天要寫的是白話詩，那麼舊詩詞的形式顯然是不相宜的了。」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文成為書面語的標準語，如果再用文言進行詩歌創作，那麼就不適應白話文的規律了。如果繼續使用文言文，寫作格律詩，只能使得詩歌曲高和寡，無法向普通百姓普及。試想，在全民都使用白話文進行寫作的大背景下，文言文只屬於知識階層獨享的事物，詩歌的活力也就會逐漸的萎靡下去，就不會有創新。即便是反映的現代內容，由於人們看不懂格律詩，那麼又怎麼能要求詩歌引起人們的共鳴呢？
關於內容決定形式的問題，林庚先生認為五七言詩的形式沒有束縛古代詩歌的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內容決定形式」的真理不靈了；五七言詩的形式對於今天的新詩是會束縛的，而對於古代的詩歌卻是有利的。究其本質，還是在於語言方面。林庚先生舉了一個例子：
「以古詩為例，從建安以至唐代，詩歌內容拋棄了兩漢較為文雅的文學語言，決定了採用更為通俗的文學語言，從而形成了發展了它的詩歌語言，這就是內容決定形式；而這個決定採取的詩歌語言，作為一個內容，又決定了它的五七言的形式，這就又是內容決定形式；這個決定出來的詩歌形式，因此也就有利於那個時代的詩歌語言的豐富變化與發展，自然也就有利於那個時代的詩歌內容。」[3]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首先是內容決定了語言，之後語言決定了形式。現代白話詩也是如此。現代詩歌反映的是現代人的情緒或者社會狀況，而白話文又是社會通用的書面語，因此，勢必要突破原有的格律形式，使用全新的詩歌形式。
五四之後，中國新詩基本上是移植了西方詩歌形式。在古代，我們有著統一的格律形式，這個形式是屬於我們民族所獨有的。那麼到了現代，新詩難道就沒有我們民族獨有的形式了么？林庚先生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了「半逗律」的概念，為新詩民族形式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林庚先生除了早年創作了幾首格律詩外，一生都在用創作新詩，而且時刻都在踐行自己所提出的「半逗律」。我們來看一首林庚先生依據「半逗律」所創作的新詩《生活》：[4]
生活像泥土充滿生意
現實說起來正不容易
學習完一課再來學習
是的我還有思想問題
為什麼不會痛快淋漓
為什麼不敢大膽懷疑
是的這裡要深入分析
生活說起來該多甜蜜
這是一首「九言詩」，林庚先生過去曾經推薦過九言詩行，並身體力行的進行創作實踐。所謂「半逗律」就是每一行的中間可以停頓一下，一分為二。林庚先生稱「而事實上在中國詩歌形式從來都遵守著一條規律，那即是讓每個詩行的半中腰具有一個近於『逗』的作用，我們姑且稱這個為『半逗律』」。其實古代詩歌同樣遵循這個規律。林庚先生舉了屈原《涉江》的例子「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可以將這句詩從「兮」字前後斷開，是「六六」形式，非常符合「半逗律」的特徵。上面《生活》這首詩，按照「半逗律」來分析，它是「五四」。因此，林先生認為「中國的幾言詩則永遠就是根據『半逗律』分為上下兩半。」這與西方的音步是有明顯區別的。
綜上所述，林庚先生憑藉對古典詩歌研究的深厚功底，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半逗律」，並身體力行的進行創作實踐，力促中國新詩民族形式的確立。筆者自己平時所寫的詩歌都是自由體形式，沒有考慮過是否存在新詩的民族形式問題。林庚先生的研究為筆者以後的詩歌創作指明了一條道路。
結論：
綜上所述，林庚先生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和詩人身份於一身，並且在其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造詣的基礎上，在唐詩以及現代詩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林庚先生對「盛唐氣象」和「建安風骨」進行解釋。「盛唐氣象」常常用來描述詩歌的神韻和格調，但林庚先生將其擴大到對整個時代的描述上來。在新詩的問題上，林庚先生重點闡述了關於詩歌的新原質和新詩格律的問題。他認為，詩歌的新原質就存在我們身邊，需要我們用心去發掘；古體詩歌不適應當今時代，主要是因為語言問題。文言文沒落之後，白話文興起，古體詩歌自然而然的就不符合人們的新的表達以及審美了。林先生重視新詩的格律，提出了「半逗律」的說話，並身體力行的去實踐自己的「九言詩」，力求建立新詩的民族形式。
參考文獻：
[1]林庚：《林庚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謝冕：《紅樓鐘聲燕園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林庚：《問路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1]謝冕：《紅樓鐘聲燕園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頁。
[2]林庚：《林庚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版，第134頁。
[3]林庚：《林庚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頁。
[4]林庚：《問路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2016年6月10日完成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本篇乃北大中文系課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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