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瘋子？還是偉大的畫家
丨陳世旭
八大山人（1626—約1705年），一個王孫，一個和尚，一個瘋子，一個畫家，一個眾說紛紜的人，一個難以確認的人，一個撲朔詭譎的傳奇，一個挑戰智力的難題。三百五十年來，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極模糊又極清晰、極卑微又極偉岸的身影。
家國巨變成為貫穿這位逝者一生的無盡之痛。他在戰慄和掙扎的孤恨中走過自己凄楚哀怨的人生。或避禍深山，或遁入空門，竟至在自我壓抑中瘋狂，自瀆自謔，睥睨著一個在他看來面目全非的世界。他最終逃遁於藝術，把對人生的悲傷和超越，用奇絕的、自成一格的方式，給予了最為充分的傳達。在他創造的怪異誇張的形象背後，既有基於現實的憤懣鋒芒，又有超越時空的蒼茫空靈。他的出神入化的筆墨，內涵豐富，意蘊莫測，引發無窮的想像，也留下無窮的懸疑。他以豪邁沉鬱的氣格，簡樸雄渾的筆墨，開拓中國寫意畫的全新面目而前無古人。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的藝術有著跨越時空的力量。三百多年過去，「八大山人」這個名字廣為世界所認知並且推崇。1985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宣布「八大山人」為中國十大文化藝術名人之一，並以太空星座命名。
他太顯赫太巍峨，無數自命不凡的畫匠只能以渺小的熒火點綴在他腳下。躺下的並不意味死亡，正如站著的並不意味活著。
人們的問題只能是：有什麼高度能超過這個人已經到達的高度？有什麼深刻能參透這個人已經到達的深刻？
寧獻王朱權（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八大山人是其九世孫。朱權多才多藝，是中國戲劇發展史上極有影響的人物。八大山人的家學淵源，以朱權為濫觴，文風盛極近三百年。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八大山人八歲便能作詩，十一歲已經能畫青綠山水。
甲申之變，八大山人十九歲。大明王朝一夜之間轟然倒塌，一個曾經高踞在芸芸眾生之上的王孫忽然之間跌入萬丈深淵，由大明宗室的天潢貴胄，變成了一個國破、君亡、「父隨卒……數年，妻、子俱死」、「竄伏山林」的逃亡者。
今天，我們難以想像甲申前後的八大山人是怎樣度過了那些充滿了恐懼與悲憤的日子。但我們可以斷定，這血雨腥風的五年，對於一個正在構建自己人生圖景的青年，其變化的烈度並不亞於一個朝代的改變。
八大山人面前只有兩條路可走，或以死殉國，像當時許多明宗室和明遺民一樣；或逃避死亡，遁於禪門苟且性命於亂世。
八大山人的選擇是後一條路。
歷史的巨變是個人無法左右也無法逃避的。一個藝術家的悲哀在於他無法選擇自己的時代，但一個藝術家的優異也顯現於他自己無法選擇的時代。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能滅絕一個藝術家的基質：平庸的時代可以產生超越平庸的藝術家；而天翻地覆的時代可以造就空前絕後的藝術家。
噩夢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他還寫下草書橫幅「時惕乾稱」，提醒著，只有時時警惕世間周圍的變化，才能化險為夷，保全平安。這樣的人生是怎樣的壓抑。
血性志士面對無可抗拒的強權以死相爭，八大山人不屬於這種類型。在從來不曾想到過的浩劫面前，八大山人渺小如草芥。他在貴族和充滿書香的優逸環境成長，陽光而單純，非凡的聰明讓神經也非凡地脆弱。這樣的神經無法戰勝如此巨大的恐懼。他比別人有更多的恐懼，這恐懼讓他的內心一片空虛。他經歷著一個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難，孑然一身站在死亡的門前。他心驚膽戰，張皇失措，面對死的威脅，他的生命意識讓他只能逃避。他只能做他所能做的事。
明末清初的亂世中，前朝遺民逃禪出家，為一獨特現象。他們人在浮屠，不僧不俗，「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八大山人不在例外。衡量得失，順世應時，惟委曲求全、忍辱生存。「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維摩詰經·方便品》）夾縫中求生存的潛意識使他後來的花鳥畫，常見花草從石隙長出。
作為王室後裔，一剃了之，私身獨善，節操何在？八大山人內心是有自我譴責的。直到四十一歲，他還用「枯佛巢」和「土木形骸」的鈐印：恨自己無武勇之能，與「木人」無異。四十六歲又啟用「懷古堂」一印，恨自己不能像伯夷叔齊那樣踐行南山採薇之志。中晚年「驢」、「驢屋」、「驢屋驢」、「技止此耳」相繼出現在他的題款和印章上，不僅是因為開悟，更有著一種譏諷自己笨而無能的自謔、自憐與自責在焉。他的「驢」字印自五十六歲一直用到七十五歲，並非僅止於糾纏於僧人情結，也有自我譴責的揮之不去。(《文學自由談》授權發布，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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