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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遼韓氏家族的「逆襲」之路: 不同文明和文化融合的經典樣本分析

原標題:大遼韓氏家族的「逆襲」之路: 不同文明和文化融合的經典樣本分析


北遼自太祖耶律阿保機開國建政以來,傾心漢化,重用漢人大臣,以達到其「以漢制漢」的目的。正是在阿保機所建立的這一「國策」的影響下,一個本是漢人的韓氏家族,最終成為權傾大遼朝野的一大家族,影響了大遼的歷史進程和政治生態,在此專以述之:


史載大遼韓氏家族「創始人」為韓知古(898930年),本是薊州玉田漢人。當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率兵攻佔薊州時,知古方六歲,於戰亂中被太祖淳欽皇后之兄述律欲穩俘獲,自小成為皇室家奴。長大後,聰明而有謀略的韓知古,在耶律阿保機採取「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策略影響下,開始在遼朝得以嶄露頭角。韓氏家族自韓知古開始,不斷融入契丹社會。據《遼史》載,909年,韓知古已經官至左僕射。其後,權勢、地位逐步提高。《遼史·列傳》有言:「神冊初,遙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頃之,拜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綜合有關史料分析,他在遼建國初期的制度建設、非部族族群的統治、大的戰爭等方面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史傳韓知古共有十個兒子,屬「匡」字輩,在韓知古教導下,「韓二代」已然有一人封王,四人為節度使以上級別。其家族地位已經非常顯赫。而其中官位最高的韓匡嗣的九個兒子中則更有六個為節度使以上級別。


韓氏家族真正顯赫於遼朝,始於韓匡嗣的兒子韓德讓。這個與蕭太后有「辟陽之幸」的漢人最終成為遼臣中輔政最久、集權最多、寵遇最厚、影響最大之人,對聖宗前期的施政,如改革制度、改善契丹族和漢族的關係,以及維護遼宋盟約等,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關於韓德讓,《遼史·列傳》載,韓德讓「侍景宗,以謹飭聞,加東頭承奉官,補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遙授彰德軍節度使,代其父匡嗣為上京留守,權知京事,甚有聲」。後逐漸升遷至權知南京留守事,成為一方權臣。979年,韓在南京幽都府抵抗北宋討伐,因功授遼興軍節度使。後入朝為南院樞密使,賜名「德昌」,成為漢臣中權勢最大者。遼聖宗即位後,蕭太后攝政,命韓德讓負責宿衛。985年,韓兼政事令,進入遼國決策核心,對穩定聖宗初年的政局起了重要作用。次年,韓率軍擊敗北宋北伐的曹彬和米信部隊,被封楚國公,旋即進封楚王。994年,再被任命為北府宰相兼領樞密使,不久又兼北院樞密使,拜大丞相,封齊王。此時韓總理北南兩院樞密院,集遼、漢軍政大權於一身。澶淵之盟後,韓徙封晉王,賜名耶律隆運,位在親王之上。


關於韓德讓和蕭太后所謂的「辟陽之幸」,是後世史家津津樂道的著名故事。史傳蕭綽少年曾許配韓德讓,還未來得及結婚,就被景宗選為妃子。景宗死後,蕭綽看中了韓德讓的政治才能與軍事才能,於是決定改嫁韓德讓。而聖宗對韓德讓也以父事之。史載宋遼澶淵議和時,宋朝派使臣曹利用前往,「利用見虜母于軍中,與蕃將韓德讓偶坐駝車,坐利用於車下,饋之食,共議和事。」另外一個宋使路振則在其《乘軺錄》云:「虜所止之處,官屬皆從,城中無館舍,但於城外就車帳而居焉。」曹利用見到的是兩人「偶坐」,「偶坐」者並排而坐也。倘非夫妻,誰敢與太后「偶坐」?太后又豈肯與臣下「偶坐」。據史載韓德讓待遇優渥,非其他大臣能望其項背。涿州刺史耶律虎古,因對韓德讓無禮,韓德讓竟然當庭將耶律虎古擊死。一次蕭太后觀看打馬球,韓德讓出場時被契丹貴族胡里室誤撞墜馬,蕭太后立刻將胡里室斬首,群臣竟無一人敢出言相救。


蕭太后還賜韓德讓皇族姓氏耶律,賜名隆運,封晉王,隸屬季父房,遼聖宗從此稱韓德讓為皇叔。韓德讓像遼國歷代皇帝和攝政太后一樣,擁有自己私人的斡魯朵、屬城,萬人衛隊,直如遼國之太上皇。史載:「德讓無子,初以聖宗子耶律宗業為嗣;又無子,以魏王貼不(宗熙)子耶魯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魯斡為嗣。」因為韓德讓無子,於是規定皇室每一代都貢獻一個親王作為韓德讓的後嗣。


韓知古家族是遼朝僅次於皇族耶律氏、後族蕭氏的大家族,終遼之世,影響頗大。其家族與契丹、漢族、奚、渤海等民族的通婚狀況是漢人在遼朝政治活動的一個典型反映,也是遼代政治婚姻的特點以及漢胡文明融合和文化趨同現象的一個樣本,對於今天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融合有著一定的借鑒和警示意義。韓氏家族契丹化的演進,從本質上講,屬於一個家族的民族同化過程,一方面這樣成功的家族式融合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實屬罕見,另一方面,這樣的融合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對新文明的適應性與包容性。當然,後世人必須瞭然的是,契丹人漢化不是血統的漢民族化,而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接受漢文化,在統治方式上充分接受了中原政權相關政治、文化制度的成果,而韓氏家族的契丹化卻是一個家族同化於另一個民族,不但有血統上融和,還要有對該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民族心理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認同、接受,從中反映了漢人族群自宋代即有向新生文明趨同的心理趨勢。而時至有清以降的近代時期,大量中國人出於對新世界的嚮往,或出於自身文明、政治制度和經濟環境的不滿,開始以各種方式不斷向海外移民,他們不但向全世界傳播中華文明,而且也主動適應當地的政治、經濟、語言、信仰等環境,形成了更加深入廣泛的中華文明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深度融合。然而,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如果因為中華文明的弊端太多而致使太多如「韓知古」家族這樣的精英家族全面深入地服務於異國或是可能的敵國,最後再幫助他國謀劃反擊、壓制或危害於中國,而由於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心理和政治特點的洞悉和切身體會,則這種危害將更為嚴重和可怕,易曰:「惕若厲」,吾華能不「如履薄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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