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九）形式邏輯

最新 01-24

形式邏輯（Formal Logic），通常現代邏輯學書本上給出的定義：形式邏輯是從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上來研究思維規律的學說。

但從這個定義，其實很難從字面獲得準確含義。

英文 Formal Logic，Formal 的詞根 Form- 即形狀之義，加上後綴 -al，則寓意為正式，正規，有形式的。

這其實有兩個方面，一者即如何立論，因明學則說宗支，宗支分前陳、後陳，因明學稱「宗依」；加上前、後陳之關係，因明學稱「宗體」。

按照形式邏輯按照創始人亞里士多德之說「判斷的主詞和賓詞的聯繫就反映了事物之間的客觀關係」，從語言學說，則說主詞和賓詞之間的關係。

形式邏輯在於闡述所有事物客觀關係，更近於純粹的哲學理念，而因明學之建立卻只是為了更好地展開辯論。如果將形式邏輯按照語言表示法表示出來，則與因明學宗支建立比較類似，參看下圖示意（圖片一），

圖片一因明宗支圖式

另一方面即如因明三支論式，講辯論之模式。即相當於講究論式的邏輯學。

而邏輯學真正的含義，其實應該包含兩個主要部分：一者，如何定義（形名）；二者，如何推演（義理）。

研究概念與內容的關係，如何準確定義事物，相當於先秦形名學派所關注者。而推演或推理，中國古人有陳述，即如老子《道德經》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差不多算一個最基本的數理推演邏輯。甚至儒家之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寓意了某種屬於倫理範疇的邏輯關係。

至於系統研究推演，古代中國還未足見。先秦諸子有些富於哲理性的文字，多表現為寓言譬喻類，即如惠施、莊子之善譬等，其實從因明學看，即抓住了「宗因喻」三支之「喻支」，「宗支」、「因支」說得較少，或乾脆不說。這反而更合乎情理，何哉？

一方面，中國古代並沒有正式建立規範的辯論模式。今世所見諸子百家中的哲學類內容，多即為進諫或說教之存，基本不存在對等辯論。偶或亦有諸如墨子、莊子、公孫子等近乎戲謔之論議，卻無一個固定的模式。

另一方面，因明學所建立之宗體、因體，一般都是指公理或定律。而這些所謂的公理、定律，其實都無絕對站得住腳的。

圖片二蘇格拉底雕像來源：網路

比如，蘇格拉底的名言：我只知道我一無所知。

人類思想中有真正可永恆放光的，即為能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者。所以，此句可以說是至理名言，永遠可以作為人類精神中最珍貴的思想財富。但真正深入探究這句話含義，其實卻會陷入一種形式邏輯的悖論。

「我一無所知」。但句式前面卻已說「我只知道」。既然已說「我只知道」，承認了一個「知道」，後面的「一無所知」又怎麼能成立呢！

如果按照因明學，則落在十種宗過之一：自語相違。

《大智度論》中記載了一個與此悖論類似的公案。

佛陀大弟子舍利弗，彼時剛出家，其親舅是名聲廣遍印度的婆羅門學者，號稱「長爪梵志」，長爪梵志非常不滿舍利弗為佛弟子，故尋至佛所，欲問難之，當時見舍利弗已剃度為沙彌為佛做侍從，長爪梵志就對佛發難道：我一切法不受。

言下之意，什麼佛法不佛法，再好的法，我自心也不接受，即言我此自心高出一切萬法之上。

這確實是一個很高的見地。而佛陀卻只淡淡反問一句：那這個「我一切不受」你受不？

據《大智度論》記載，當時長爪梵志即如良馬見鞭影，歸心折服，請求出家為佛弟子。這也是如來後來宣説《大般若經》的縁起。

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可說。

中國古代先哲們深明此意，所以，老子西出潼關，即因尹熹之強而留五千言《道德經》，若無尹喜之強求，即無此《道德經》遺世。前人解釋曰「不欲以道術凌奪於他」。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真正的道理是不可名說的，故老子雖留此五千言《道德經》，開首卻先道這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書史之言「伏羲作畫，倉頡造字」，即言遠古之時沒有文字，不用文字。故今天考古發現，無論是二里頭遺址還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發達之古代文明遺存，卻找不到文字存在的跡象。其中一個原因，即古人深刻理解真實的道理是不可以用文字表述的。

圖片三二里頭遺址復原古宮室來源：網路

所以，中國古代哲人諱莫若深。誠然，有老子等為典藏之史，而這種典藏者即屬於史家記言系統，內容亦多局限在《詩》《書》《輿圖》等，能閱讀到的人非常稀少，相對呈封閉態。

待春秋之世，儒家文化逐漸興起，情勢就大不一樣了。

雖然《論語》中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等富於哲理性的名言，實際上儒家卻走到了反面，而以所謂「聖人言教」洗腦禁錮人民。所以，今天讀看儒家典籍，主要問題不是對錯與否，而是能否言行一致？此亦即後來略有見識之宿儒，如王陽明等提出「知行合一」的主要原委。

儒家不能言行一致，從其原始教義看，即有病根痼疾在。可惜前人發挖不夠，往往因循修正，或變異其說，或改頭換面，實質即換湯不換藥罷了。未從根本上得到深刻反省改正，故中國人性降墮之趨勢，一直沒得到徹底改觀。

避談「宗因喻」三支論式，直接說「喻支」的情況較多。另一個原因即中國古人沒有正式建立一種辯論模式，沒有將辯論正式納入顯學範疇。而文明辯論之建立，畢竟屬於相對寬鬆自由政治環境的。

歷史上，中國在春秋之世或有可能演化出民主憲政制雛形。即如當時之魯國，事實上已經形成「三桓主政」之格局，由幾家貴族互相制衡協商的一種政治模式。可惜後來孔子儒家因特殊機緣，復辟成功，取締了這種近乎民主雛形的政治模式。（將在後續文章，另闢論述）

很多情況下，中國古人是反感辯論的，甚至會斥之為「弔詭」。十松之見，這與中國社會全面儒教化有關。在社會「獨崇儒術」的同時，必然是威權主義之增盛，必然是自由思想之禁錮，而威權主義者絕對之要禁止人民與之展開文明辯論的。另一方面，道家的過分遁世超然的態度其實也縱容和助長了這種排斥辯論的社會風氣。所以，歷史上的中國很難得見旗鼓相當的辯論，難得有一二次，即如惠子與莊子之辯「魚樂」，還被世俗人嗤笑為滑稽無聊。所以，在一個威權主義盛行的國度，是無法展開文明辯論的。

儒家思想長期地腐毒人民心靈，加上道家遁隱消極避世的態度，這兩種扭曲與毒化長期作用，即呈此中國全體國民性之現狀。

這種思想意識層面的長期腐毒扭曲作用沁骨蝕髓，亦即形成今日中國全體民眾心靈麻木之現狀。現代學者用一專有名詞「集體無意識」（後篇將專以論述），即此是也。

所以，中國的問題不在於體制改良，亦不在於搞個什麼文化運動。而應該在於教育，在於批評，在於覺醒，在於反省，在於全體民眾心靈之轉化。

莊子是受老子影響的，可能也誤會了老子「善言不辯」，所以，庄生雖亦善於譬喻諷諫，行為上卻變異詭怪，更接近於山林隱士。若賢哲之人（士）皆遁隱山林，則世間之事即敗壞至極點。這一點將在後篇討論儒教、道教如何降墮國民性時進一步予以闡述。

「宗因喻」三支之建立，雖然從辯證派哲學角度講，是無法建立一絕對站得住的「因支」，然而雙方可以事先約定一些互相認可的公理，在一個開明公正的前提下展開辯論，這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邏輯學研究人類思維，大致分為形式與非形式的。非形式之思維，即是對形式邏輯的一種否定，亦即後來的辯證邏輯。這是由人類思維自身特點決定的。

中國人多用一「法」字，形式即為法之存在，而辯證否定者即歸於「無法」。如禪宗付法偈「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釋迦文佛付大迦葉尊者）是。

若固化某種思維方式，即淪為教條主義者。

所有的教條，開始都是因為有其用處，漸漸則總結出一些教條，即如戰爭中，古人創製了一些陣法，原來應有所針性，歸納總結後得出。但戰爭態勢千變萬化，故真正善用兵者即不拘泥於陣法，而有曰「兵形似水」，是一種靈活進取的姿態。如宋代抗金名將岳飛，元帥宗澤問其讀何種兵法書，岳飛答一概未讀，宗澤問那對陣呢？岳飛答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岳鵬舉能百戰百勝，全憑此「一心」之妙用也。

所以，黑格爾辯證邏輯之出現即為修正古典形式邏輯之謬。

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形式之固化，思想之窒息，在先秦以後之封建中國尤其嚴重。後文論述迷信形成時將另闢以陳。

今揀看現代邏輯學，首先要名言正當。若名言不正，則徒事穿鑿，無益於事。

名言，今人多說「概念」（英文 Concept），十松依向古文道之正，稱「名言」。而不說「概念」，以概念之「概」，即概括、大概之義，不甚明確者，約定成俗者稱為「概念」。今據理究問，則應稱「名言」。

「內容」和「形式」，這是兩個名言。

內容，從字面正常理解應該是有一個容器，容器內部有所容納。形式，「形」字即外形，「式」字即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