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獨立人格的學者，到蔣介石的御用文人
被社會重塑的民國知識分子/
陶希聖給回憶錄命名為《潮流與點滴》，比喻自己為潮流中的一滴水，其中蘊含著微小、無力，以及和潮流不可須臾分離的熱望、無奈甚至恐懼。人類作為群居動物，或許從一開始，就帶有集體主義的自然屬性，具有參與政治的本能。政治不但事關眾人，活躍其中的人也必然有陣營，不同見解形成不同的派別，不同的利益自然分化出不同的集團。總之，一旦加入政治，人就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但是，個體是存在的，且有表現與掌控的慾望和獨立自主的人格。在陶希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特徵，即政治與學術、思想與行為緊密相聯繫，社會的多維空間為他們提供了選擇的機會，呈現出多變的特質。他力圖以一己之力改變社會，而又被社會不動聲色地重塑。
陶希聖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是比較率性的書生，對自由民主法治了解而崇尚。二、三十年代，除了中共以外，國民黨內部還有一批左派，即改組派，屬於傾向於民主的一派，他們的首領為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為實際領導者，陶希聖是其中的一個成員。改組派的歷史，呈現出「高層以利益而聚攏，中下層以主張相同而集合」的特徵。陶希聖是出於何種原因而加入到這一頗具危險性的組織呢？我認為基本上還是出於理想，尤其從後來他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可以得到佐證：主張國民參政、政府無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提出開放黨禁。參加改組派的後果是他辭去了在南京政府里的所有職務，成為一個以教學和研究寫作為主的自由職業者。我們今天可以十分輕鬆地說，他因此而打開了學術這扇窗。但是，彼時的陶希聖除了家人以外，再無其他，一切需要從頭開始。然而，他的表現卻是熱情的、充實的、主動的。
就陶希聖所處的時代而言，參政肯定與民族主義休戚相關，民族主義是很多人共有的信仰。然而，如何正確理解民族主義，如何能夠最大化本民族利益，如何處理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之間的關係，等等，每個人的抉擇不但與國家的發展休戚相關，也影響每一個人的榮辱、軌跡和命運。1925年陶希聖投身於「五卅」運動，愛國主義的熱情和法律的素養使他在運動中引人注目，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1937年抗戰爆發後，陶希聖與胡適等人一起，想創造一個「奇蹟」，一再「上書」蔣介石，勸說蔣介石通過外交途徑實現中日問題的解決，甚至提出放棄東四省，以換取和平。他用「進諫」的方式，參與國事，影響政治的走向，但自此開始，他走了偏路。1938年陶希聖參與「和平運動」，追隨汪精衛出走河內，轉香港到上海，成為汪偽政權的宣傳部長，遭到重慶政府的通緝，雖然最後懸崖勒馬，卻終身背負著「曾為漢奸」的罪名，使他不能磊落瀟洒如前。
1942年陶希聖加入蔣營後，逐漸轉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政客。陶希聖的學生何茲全回憶說，高陶事件後他們之間有過一次談話，何茲全表示希望陶希聖離開侍從室到大學教書，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陶不客氣地說何不懂事。隨後解釋道﹕他留在侍從室，罵他的人看見他也得說兩句好聽的恭維話。如果到一個學校去教書，人人會踹他兩腳，指著他的背罵他「莽大夫」！人情冷暖易知，趨利弊害難行，陶希聖顯然已成箇中高手。代價則是一個桀驁不馴的陶希聖消失了，代之以一個強人蔭蔽下的幕僚。他不再胸懷天下，而只為蔣家王朝殫精竭慮。
從大社會看陶希聖，再從陶希聖看中國社會中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誰能成為真正的弄潮兒？！
陶希聖與唯物史觀/
陶希聖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思想的碰撞都是服務於一個主題：中國如何走向未來。陶希聖參與了當時幾乎所有重大理論問題的討論，他的思想有其特點。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傳播，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新的方法論為最先進的學者們接受，陶希聖是較早使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社會、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唯物史觀傳入中國的途徑有三：從歐洲直接譯介；從蘇聯傳來，主要是瞿秋白、安體誠等一批早期的中共黨員的宣傳介紹；從日譯著作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李達、李漢俊、楊匏安、周佛海、薩孟武等人就是這樣。陶希聖對唯物史觀的最初興趣起於1924年左右，當時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瞿秋白在系裡開」唯物史觀社會學」一課，並將講稿印製發行，陶希聖由此得以接觸唯物史觀。隨後，他自學日文，研讀了部分日譯馬恩著作，包括:《導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等，他將馬克思主義當作社會學的一種，作為自己信仰的社會學理論，開展了對中國社會的分析。1929年，陶希聖發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一文，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的討論。
當社會上的人們還在興緻勃勃地討論中國是一個什麼社會的時候，陶希聖從上海到了北京大學任教，並於1934年開始創辦《食貨》雜誌，對中國古代史中的歷史分期、中國社會經濟史，特別是唐晉時期的社會、經濟、宗教等展開研究。他指導學生前去尋找地方志的資料，並在雜誌上加以鼓吹，在北平這個以考據學為重的學術圈裡，開闢了唯物史觀的考據之風，實踐了布哈林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所說的「歷史學為社會學提供材料，而社會學為歷史學提供方法」的觀點。陶希聖在唯物史觀的運用和傳播上，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陶希聖的努力，實質是運用唯物史觀的根本命題——社會是有規律的，這個發展的規律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相當——來分析當前的中國和歷史上的中國。也正是在這個思想的影響下，三十年代中期，陶希聖轉而維護中國文化，簽名《中國本位文化宣言》——這一文化運動與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相隨，1942年演變為國防文化。時任宣傳部長的張道藩制定《文化運動綱領》後，陶希聖提出了三點意見：1、今後文化運動應以獨立自主之思想運動為主，也就是抵制外來的蘇俄文化和西方文化；2、文化運動應與國防軍事建設及國防經濟建設運動配合進行；3、文化運動應以積極的建設的態度，喚起一般文化界，尤其是一般青年，避免煩瑣的爭論，不要展開唯物唯心的爭論。張道藩接受了陶希聖的全部意見。隨後，經過陶希聖修改的《文化運動綱領》在中常會得到通過。因此，陶希聖關於文化運動的想法得到貫徹。
可以看出，陶希聖試圖建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與以國有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相結合的社會模式。他的思路與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披著三民主義的外衣。不過，經過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的闡述，此時的三民主義置換了核心，成為傳承孔子而中絕的思想，體現了1928年後國民黨官方的理論特徵。
從何處尋求歷史的真相？/
網上曾經流傳一則視頻:某電視劇的主角在劇中說：「抗戰已經七年，我們再堅持一年，就能取得勝利。」令人發笑。但是，這卻是我們回顧歷史時的常態。往事就像是一部已經有了結果的偵探片，歷史學家做的就是在已知結果的情況下，還原歷史的過程；至於能否真實的再現歷史，離事實有多遠，則取決於歷史學家的本事。傳主陶希聖生於1899年，沒於1988年，雖然故去，但他仍屬於現代人。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是中國史學的傳統，是保證歷史客觀性的明智舉措。然而，因為利益、好惡、偏見、視角，人們會有意無意地將真相掩藏埋沒。無論是當事人還是歷史學者，本身擁有自己的立場，不同時期、不同派別的作品，會將我們引向作者希望我們關注的一面，這往往會誤導讀者；特別是來自於政治的需要而帶上歷史面具的宣傳，使人重新再現真實的歷史時面臨更大的困難，因為我們頭腦中已經先入為主，有了一幅非真實的導遊圖，按圖索驥的每一步可能就是歧路。難怪有人十分悲哀地說：「回憶就是人生。由於總是一群活人在回憶，它遂成為永恆的演進。它受限於記憶和遺忘的辯證法，覺察不出自己連續的變化……歷史永遠是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問題的復原。」
尋求真相如此之難，持懷疑態度是必要的，而真正的解惑依靠的是史料。陶希聖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不可能如蔣介石、毛澤東、汪精衛等焦點人物一樣，擁有系統的、保存完好的原始資料。最快捷地融入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環境的辦法就是讀當時的報紙。陶希聖曾經回憶自己於1927年5月參加了保衛武漢的鬥爭。他被惲代英指定為軍法處特務處長，在咸寧縣城工作。陶希聖自稱由於他的努力改變了咸寧的無政府狀況。然而，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省農民協會駐鄂南特派員聶洪鈞，以及當時同在咸寧的謝冰瑩在回憶錄里，都沒有「陶希聖」三個字，似乎根本沒有這個人。好在當時的《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9日的報紙里提到陶希聖，從中可見他參與了咸寧政權的再建，但是，報紙的記載表明，咸寧的無政府狀態並非如陶希聖所述主要是他的功勞。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本人的回憶，同時代一些人的記錄和日後的追記，都出現了偏差。報紙因為在時間上和地點上最接近事件，能夠比較真確地接近事實。因此，研究民國史，不能離開報紙。
陶希聖與報紙關係尤為密切。從1927年的《漢口民國日報》，三十年代的天津《大公報》，北平《實報》，四十年代的《中央日報》《申報》，都有他的長文短篇，特別是他長期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自1943年以後，該報的社論主要出自他的手筆。追蹤報紙，可以尋得他的蛛絲馬跡。因此，我在寫作之時，特別注重報紙的信息。而報紙，也給予了我可貴的真實資料。另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自己主編主辦的《新生命》《食貨》《社會與教育》《國際評論》等雜誌，還有《獨立評論》《東方雜誌》等刊物，陶希聖不同時期的思想和觀點，可以在這些雜誌上找到。中共《嚮導》《解放》周刊，作為對手，可以成為了解陶希聖的另一個渠道。
最有價值的資料則需要去檔案館搜尋。為此我先後三次到台灣「國史館」、國民黨黨史館查閱資料，時間大約有5個多月，又在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上海檔案館等地尋覓資料，功夫不負有心人，檔案館為我提供了不少陶希聖在不同時期遞交給汪精衛、蔣介石的信函，有關國策問題、中美關係問題的提案，關於中共情況、蘇俄情況的報告，等等。這些秘密的資料，十分可貴。
日記、回憶錄更為貼近陶希聖本人的生活細節，展現他的社交往來。所幸，民國時期，人們普遍有一個記日記的好習慣，除了蔣介石自己喜好記日記整理日記外，蔣還讓他的下屬們寫日記，並且給侍從室的人員發日記本，有時還會檢查他們的日記。如此，現在我們知道的《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王子壯日記》《陶希聖日記》保留下來，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另外，在《胡適日記》《周佛海日記》及根據蔣介石日記編輯而成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中，陶希聖作為日記主人在某些歷史階段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他們的字裡行間也留下了陶的印跡。陶希聖本人以及同一時期、同一事件參與者的回憶錄，不但能夠便於再現歷史，也可以糾正一些記憶的錯誤，使歷史接近真相，也是相當龐大而有用的資料。
陶希聖兒子們編輯的《陶希聖年譜》《高陶事件》，他的外孫沈寧先生的作品，因為他們與傳主特殊的關係，使陶希聖的形象立體生動，對於把握陶希聖的個性亦有幫助。
轉瞬近十年，只寫了陶希聖的前半生，跟著他的節奏學習中外思想和知識，通過觀察陶希聖體會那個時代，感覺頗有收穫，只是三民主義在台灣的課題，依然遙遙無期。
簡介：生前，陶希聖背負著漢奸和戰犯的罵名。深入了解後，會發現他的身份其實是學者和政客。作為學者，陶希聖對法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都有過研究，且曾經在中國社會結構和性質的討論，本位文化的討論，以及在運用唯物史觀作為方法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切入社會學等方面，頗具建樹；政治上，二十年代起至1940年止，他屬於汪精衛派，1942年以後轉向蔣介石，成為蔣的幕僚；思想上，二、三十年代他主張民主反對專權，四十年代後，他卻認同專權，並積極主動地服務於蔣介石政權。
陶希聖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從政知識分子，一個生自1899湖北，卒於1988台灣的動蕩年代親歷者，本身就是這一時期歷史的載體，將陶希聖作為個案進行呈現，可以加深民國政治史、民國學術史、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研究。為了體現陶希聖政治與學術兩棲的特色，也為了學術性和可讀性並存，全書分為上下二卷：上卷以政治活動為主，以時間先後為序；下卷以學術思想活動為重，進行專題研究。力圖比較全面地展現陶希聖複雜、多變而又豐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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