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江湖的那個人走了
封面新聞記者 何晞宇
文學史與文化史交叉研究學者王學泰於2018年1月12日清晨6時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歲。王學泰是在中國遊民社會和遊民文化研究方面卓有建樹，並提出了「遊民知識分子」的概念。他的研究成果被學界認為是中國當代三大人文發現（其餘為吳思的「潛規則」、余英時的「士文化」）。
王學泰生前曾為社科院文學所古代文學室研究員，最初偏重中國古代詩歌史研究，與人合著有《唐代文學史》、《中國詩學大辭典》等，並重新校點了《杜工部集》。上世紀80年代末期，王學泰的研究興趣轉向對《水滸》、《三國志演義》等古代小說中遊民文化和遊民社會的研究。
王學泰曾告訴媒體，他進過監獄，又在農村呆了快10年，「我在最壞的人身上，不僅看到了人性之惡，甚至是社會之惡的濃縮。我為什麼要寫遊民？就因為我在獄中凈看到這些人、這些事。」
2002年，王學泰從社科院退休，以專欄作家和時評人的身份活躍於媒體。出版了多部遊民文化相關著作、文學史學普及讀物以及自傳性作品。2013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王學泰的回憶錄《監獄瑣記》。
文化改變命運
1941年3月12日，王學泰出生在北京南城的一個小四合院里，父親原是來自山西清源（現為清徐）的一名手工業學徒，16歲扒火車到北京做工，用王學泰的話說就是「農民工」。王學泰出生前，他的父親已經擁有一個地毯廠。但「七七事變」後，由於日本人不許民間經營羊毛用品，地毯廠的生意一落千丈。
王學泰
從脫離宗法的農民，成為手工業者，又從手工業者變為遊民，再從遊民身份直接到暴發戶，此後又向社會底層跌落，王學泰見識到父親「為了生存，什麼都敢幹」。父親的經歷對此後王學泰研究起到不小的推動作用。
王學泰的父母都識字，尤其父親還念過數年私塾，可以看報。母親頗「迷信文化」，覺得「文化能夠改變一切，包括人的教養性格，前途命運」。王學泰是家中長子，被父母寄予很高期望。三歲時，家裡便請了人教他識字。而此後王學泰成長過程中「瘋狂」的讀書行為，也因此受到家人的默許。
王學泰從小愛書，自稱在讀書上自幼患了「饑渴」症。小學三年級，王學泰接觸到平生第一本小說，《三俠劍》（主要作者為清末評書藝人張傑鑫，以清康熙年為背景，描寫綠林高手神鏢將勝英等人俠義故事）。王學泰讀書人生便從對武俠小說狂熱開始了。
1954年，王學泰考上北師大附中。師大附中以南200米處便是北京著名的舊書市場—琉璃廠。王學泰上省下飯錢、零用錢，一有空就到琉璃廠淘書。除了小說，王學泰還開始喜歡詩詞以及先秦諸子的文章。從線裝《論語》到「掃葉山房的石印本」，到大學畢業，王學泰攢的書已達上千本。
北京琉璃廠書攤舊影
王學泰偏愛文科，尤其喜歡古典文學。他曾撰文稱有3部書對他人生影響最大，從中學時起就一直不斷的讀，它們是《史記》、《杜工部集》和《魯迅全集》。由此可以看出，王學泰雖然愛好古代經典，但著重在現實主義的作品。
王學泰一生尊敬魯迅，並認為魯迅對「傳統中國的認識和分析之深刻，迄今無出右者。」
北海西門的北平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也是王學泰最愛的去處之一。由於北圖不接待初中生，他和同學便把學生證上的學歷頁撕掉以冒充高中生。等到上高中，王學泰幾乎每天放學都去圖書館看書，直到晚上9點半圖書館關門。
王學泰的高中同學閔家胤（原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曾給他立過一個小傳，稱王學泰「白臉虛胖子，睡眼惺忪外號Cnamb（俄文「睡」）」，在「舊詩詞、舊小說的熏染下成長起來」，而且嚮往的生活就是「一屋線裝書，一壺清茶」。
一蓑煙雨任平生
王學泰在社科院的同事么書儀曾回憶，「我和王學泰雖然都是解放後上的學……可我們倆其實在人的質地上不屬於一個檔次：他是』什麼書都愛讀』，我是』老師讓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他是』什麼事都會想想對不對，容易質疑』，我是，』老師說什麼、家長說什麼、報紙說什麼、國家說什麼、黨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1958年10月，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二年的王學泰和同學一起下鄉協助秋收。開討論會時，16歲的王學泰說，「這次我們到農村來聽到更多的關於大好形勢的講話，像畝產120萬斤小麥等等。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我想明年我們再下鄉，再來這裡會看到的」，隨即被指責「態度不端正」，受到處分。
1960年，王學泰因高三操行表現不錯，被北京工農師範學院（後併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錄取。但四年後，王學泰大學畢業因為「好思考、好質疑、好聊天、愛說風涼話」的本性，被定性為「反動學生」，不能畢業也失去分配工作的機會，由北京市高教局組織到昌平區南口農場勞動改造3年。
王學泰曾用李澤厚的話評價自己「長期在外力和內心壓力下，知識少而懺悔多」，比諸多文學界前輩很「平庸」，直到有了後來的一些挫折經歷，才「見過了許多市面，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之事，也見到了一些難得一見之人……」
1970年，王學泰被分配到房山縣某山區中學教書。在此期間，琉璃廠的一些書店恢復開放，王學泰重新開始收集各種解放前出版的舊書和古書。
1973年，他利用閑暇時間寫了《紅樓夢韻文注釋》，並將其中一本參考讀物《推背圖》借給他人，但又沒能「管住嘴」借書內容議論時事。借書之人後來被逮捕，王學泰受到牽連，於1975年3月，在房山被拘留。
1976年7月26日，34歲的王學泰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先關押在北京看守所（K字樓），後轉入北京第一監獄直到1978年被平反。
雖然被判入獄給王學泰和家人都帶來很大的打擊，但王學泰還能從同關押的犯人中看出一些感人的特質，甚至報以一定同情和理解。
如蹲了28年監獄的殺人犯劉永志，王永泰覺得他「無知又討厭」，同時也能看出他經歷大半輩子的關押生活，「也許除了監獄，他也沒有過過多少時候的正常人生活」。
木匠馬宜出身貧困，滿臉褶子，一笑如「狗竇大開」，因參與武鬥和一些反動言論被捕。王學泰覺得他憨厚且有能力，「手藝心思和他的粗陋的相貌成反比」。
王學泰所在的分隊，有文化的居多。做為中學教師的他，常為人解惑，在監獄裡也被叫做「王老師」。他的獄友胡智回憶，「獄中的王老師帶著黑邊眼鏡，像個古代秀才，我們有什麼難題都要去問他，而且王老師不管誰問，他都給你解釋得讓你不懂都不行。」而且王學泰「性格特別好，沒有半點看不起誰」。
讀書的習慣，王興在監獄裡也沒放棄。在K字樓關押期間，他讀完了20卷的「馬恩全集」。在「一監」時，魯迅的書不讓讀，但還能讀一些如《隨園詩文集》等線裝書。
粉碎」四人幫「後，監獄裡氣氛也逐漸輕鬆，王學泰得以有更多的空間讀書甚至寫作。王學泰讀完了體量龐大的《小倉山房集》、杜預注《左傳》、王力的《漢語詩律學》還有《文心雕龍》等。有時間王學泰還給獄友們講《離騷》。胡智稱王學泰記憶力奇佳，當年在監獄中能一字不落的背誦3000首唐詩宋詞。
後來回憶這段時光里遇到的人事，王學泰覺得「號子里的人與當時社會上的人沒多大差別」，只是在感情的抒發和發泄上，號子里的人可能比社會上的人表現的更激烈，「所引發的後果更嚴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為監獄是濃縮了的社會」。
么書儀覺得王學泰有一種「獨特的、很現實的考慮問題的方式」，在監獄中能夠「以經歷者和旁觀者的雙重身份過日子」，從這點也能看出他對遊民社會的深刻認知。
閉門著「江湖」
1980年，王學泰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為學術刊物《文化遺產》的編輯。王學泰稱這終於令他「擺脫了長期對書需求的饑渴狀態，進入了溫飽和小康」。
在《文化遺產》擔任編輯期間，王學泰零星發表了一些讀書隨筆、歷史典故類文章。么書儀當時在社科院古代文學研究室工作，辦公室離《文化遺產》編輯部很近，因此結識了王學泰。他回憶王學泰「記憶力超好，遇到生僻的典故或者歷史上的人和事去問他，他經常張口就來」。
1988年，46歲的王學泰被調入古代文學研究室，才真正開始從事「悶頭讀書」的研究工作。王學泰長年閱讀各類「雜書」，積累的跨學科知識功底也逐漸在此時顯露。他在研究中發現在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弘揚的精英文化之外，在底層社會流行著一種「遊民文化」，這個文化還常常有貫穿社會各階層的能量。
1990年代初，王學泰研究古代通俗小說和秘密會社關係的著作在香港出版，初名《遊民的理想與現實》，出版社後改為《中國流民》。
此後，王學泰一邊從事文學研究，一邊繼續對小說中遊民文化進行探索。王學泰稱遊民不是流氓，是「脫離當時社會秩序的約束與庇護，遊盪於城鎮之間，沒有穩定的謀生手段，迫於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生活資料的人們。」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在風雪中拉車的人
1994年，王學泰在《文化遺產》上發布論文《論水滸傳中的主導意識——遊民意識》，這是王學泰首次在內地發表有關「遊民文化」的文章。1996年，王學泰的「遊民、遊民文化與中國文學關係」申請到社科基金資助，並成為當年社科院文學所制定「九五」科研規劃項目之一。
1997年，王學泰在編輯「學人文庫」叢書，其中也有他的文集《燕譚集》，當中收錄了9篇關於遊民文化與遊民社會的文章。
出版社托王學泰邀請名人為文集做些點評，以供宣傳用。王學泰因此找到原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沒想到李慎之看到《燕譚集》中涉及的「遊民問題」後，產生了濃厚興趣，尤其是王學泰文中引用的一個新材料——1973年發現的明代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引起李慎之的注意。
李慎之
《花關索出身傳四種》唱本講述了劉關張結義之初，劉備指派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裡，殺光對方全家，以杜絕「回心」。但張飛心軟放走了關羽懷孕的妻子，後生子關索。關索長大後要認父歸宗，為關羽拒絕。關索大怒，翻臉威脅，如果不依他，他便投奔曹操，起刀兵捉拿自己的父親。
「這些觀念都是與宗法傳統大相背離的，反映的是處於社會底層的遊民進行冒險生涯時的心態。」
李慎之向王學泰要來30多萬字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初稿細讀，並建議王學泰增加了「朱元璋」一章。
1998年出版前夕，李慎之為該書寫了寫了一篇長序—《發現另一個中國》。他在序中說，「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遊民社會……支配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要如實地了解中國與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的心理與思想，不看到這一些，不能認為是完整的。」
魯迅筆下的阿Q就被王學泰稱為「遊民」代表之一。著名學者錢理群曾撰文表示，「阿Q就是遊民」這個結論「一語道破了我們多年爭論而說不清楚的阿Q的典型性問題。」
江湖遊民的落幕
王學泰在對遊民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遊民知識分子」。它囊括了活躍在宋以及宋以後的一些難以歸類的文人，如身世至今難以查清卻影響巨大的羅貫中、施耐庵、關漢卿等。王學泰認為他們多少繼承了傳統文化，「但又不能循規蹈矩，走傳統為社會中各種角色所規定的道路。」
1957年，北京天橋，摔跤的江湖藝人
這些文人用筆創造了一個遊民的理想世界。王學泰曾用金庸筆下的韋小寶打比方。韋小寶跳出原則和規範，靠著「流氓手段」，無往而不勝，離大位僅剩一步之遙，卻甩手而去。
「如同阿Q精神是具有國民性的話，韋小寶精神也是帶有國民意識的某些特點的。如缺少原則性和適應環境的能力等。如果說阿Q這個形象所訴說的是中國人失敗的一面的話，韋小寶這個形象所訴說的是中國人的成功的一面，雖然這種成功缺少現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讚美。」
金庸看到了遊民的能量，看到了他們貫穿社會階層的力量，以及與之相對應士大夫階層的懦弱，但王學泰認為金庸沒有看到遊民的無原則性，「作者似乎不太介意遊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進步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
就像李慎之所說，遊民最高道德標準是「義氣」，嚮往無法無天的自由，一方面英雄豪邁，一方面魚肉良善，但與「法制是完全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
「阿Q的一些遊民思想可能在每個人的身上多多少少會有體現。怎麼來的非常複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途徑就是建立公民社會、法治社會，這是中國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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