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思想的過時：何為勝利？

我時常抱怨國內對一戰的分析過於簡單，市面上介紹一戰的讀物更是屈指可數。仔細想來，不僅是一戰，對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大半個十九世紀的研究同樣鳳毛麟角。但是十九世紀又是那麼的令人著迷，它在戰爭史上的地位不僅是承上啟下的，更是劃時代的。而這種劃時代意義中的一個就是對戰爭勝負判斷的劇變。

我認為，廣義上的十九世紀應該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到1914年一戰爆髮結束。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鏈。法國大革命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是法國歷史的轉折點，更在於它掀起了貫穿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影響至今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的思潮。就是這一思潮徹底改變了戰爭的面貌。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提到，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老百姓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是很薄弱的，民族主義基本上可以理解為是僅存在於貴族階層的思想。戰爭也只是貴族精英和僱傭兵的事情。但是法國大革命徹底改變了這一思想現實，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迅速征服了百姓的大腦，這也為後來的一系列「革命」創造了條件。（在物質層面上，這一時期報紙進入了尋常百姓家，成為了准生活必需品）

思想領域的劇變必然帶來行為的改變。戰爭從貴族的遊戲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事業。戰爭動員和戰爭潛力這些新名詞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戰爭的原貌。老毛奇曾認為一旦目標確定，戰爭就要交給軍隊去完成。這句話不再準確。決戰的勝利一旦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就會變得不值一提。

實際上這一改變從拿破崙戰爭時期已經開始，但是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關注拿破崙戰爭，眼光大都集中在耶拿戰役、奧斯特里茨戰役、滑鐵盧戰役等，卻忽視了法國在俄國的慘敗並不是遭遇了一場決定性戰役的失敗，法軍在西班牙也同樣如此。這一時期誕生了兩位傑出的軍事理論家：法國人約米尼和普魯士人克勞塞維茨，後者更是家喻戶曉。這兩位軍事理論家的實踐經驗全部來自於拿破崙戰爭，也不約而同的認為尋求「大會戰」的勝利是確定戰爭勝利的關鍵。這一思想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地面上，施利芬計劃也是寄希望於在法國發動「右勾拳」戰術，一舉打敗法軍主力，以一場決定性戰役的勝利迫使法國退出戰爭。在海上，英國大艦隊和德國公海艦隊也同樣在尋求一場海上決戰來擊敗對手。

沿著這種思想，德軍將近八成的兵力調到西線，為了打通伸出右勾拳的陸上通道，擅自打破比利時的中立地位，犯下了一戰中最大的錯誤，徹底失去了道德立足點，也徹底將英國拉入戰爭。協約國方面同樣如此。由於英國皇家海軍堅持要集中主力艦隊於北海，尋求對德國公海艦隊的數量優勢，為海上大決戰做準備。時任英國第一海務大臣的費希爾爵士堅決反對時任海軍大臣的丘吉爾提出的分兵土耳其海峽的計劃。雖然後來丘吉爾的計劃得以實施，費希爾爵士執行起來也是不情不願，間接的葬送了控制巴爾幹半島，從南翼威脅同盟國的良機。上述事例的影響，我在之前分析一戰中軍事戰略與大戰略的關係時已有詳述。

事實上，早在1861年的美國內戰中就已經可以看到，決定性戰役的作用已經不存在了。南軍的失敗與其說是敗給一場大會戰（葛底斯堡大捷），不如說是被北軍的焦土政策和占絕對優勢的道德優勢、工業優勢和人力優勢拖垮的。更明顯的是1871年的普法戰爭，即使普魯士大軍決定性的擊敗了法軍、佔領了巴黎。但普魯士卻發現它根本無法徹底控制法國，甚至連巴黎的局勢也難以控制。法國各地的准軍事力量源源不斷的向巴黎靠攏。大戰勝利的普魯士反而使得法德矛盾更加激化，這種矛盾在隨後的三十年里不斷惡化，即使偉大如俾斯麥也無法平息。

除了思想上的轉變，這一時期軍事技術也在飛速發展。快速的工業化使得一國組織上百萬大軍在物質上成為可能，電報的出現也使得在通信上指揮規模巨大的軍隊不再困難。機槍和速射炮，毒氣和鐵刺網的出現，使進攻方必須付出及其慘重的代價才能向前推進屈指可數的幾英里。潛艇和水雷的大量使用，使得以戰列艦為核心的龐大艦隊不敢在海岸附近長期逗留，要麼龜縮在守備森嚴的軍港里，要麼就在嚴格劃定的海域中游弋。

十九世紀在思想和技術上的劇烈變化徹底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但遺憾的是，各國軍事家們唯有經歷了一戰的慘重代價之後才開始認識到這一變化。軍事思想和戰爭現實的嚴重脫節，不僅導致了各國軍隊數以百萬記的巨大損失，更徹底的改寫了戰爭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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