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經濟學
儒學是古代中國的主流思想體系，影響了古代中國二千五百年。在不同的社會時代，儒學其實是有不同的內涵與解釋。直至今天，儒學思想依然在社會生活中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思想。
經世濟民是傳統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崇高理想和社會抱負。讀書的目的之一即是將個人才華奉獻蒼生和黎民，以個人的抱負奉獻社會。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應當包含了經世濟民之意，這是個人素質的完善與人格信念的升華。
《晉書·殷浩傳》：「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
清沈濤《交翠軒筆記》卷一：「施彥士所著有《海運芻言》，論海運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實經濟者。
清《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序》：「與參由明經高第為沁源令，吏治明敏，清節著聞，秩滿擢新寧守，才品經濟尤為世重。」
上述之經濟即蘊含了經世濟民和治國才幹等含義。
儒家思想的理想境界是大同世界。何為大同世界？《禮記·禮運》篇有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也就是說，等到天下的人都沒有私心的時候，道德水準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也就實現了大同世界，這和馬爺爺的終極追求的一致的。當然從現實的角度來講，大同世界在當時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儒家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概念。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應該和當前所提出的初級階段與最終目標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說，兩千多年前，已經有了這麼宏偉的社會規劃藍圖，實屬難能可貴，古人的智慧是偉大的。
對於資源的配置，《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中唱到：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這首詩描述的是大夫失職，不能夠公平的分配任務。可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是第四句：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句話其實是說這天下的土地都是王所有和管轄的，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要接受王的治理。事實上，這句話並不是說王真的一個人獨有天下的土地，而是說土地是國家的，也就是類似於公有，畢竟古代家國是一體的。《禮記·王制第五》記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在王與諸侯直接統治之外的土地是天子與庶民共有的。這是一種較為原始的土地制度和資源分配製度。事實上，君主也不能夠肆意的壟斷和獨佔社會財富和土地，應當合理的讓社會財富在社會各個階級之間進行流通。
對於財富，論語中也有如下論述：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可以說從儒家的觀點來看，人們應該不為物所迷惑，更應重視德行。不能為了抓住耗子就做一隻缺德貓。物質財富固然能使人幸福，但是不能純粹依賴於物質財富，更要通過物慾的升華，通過思想境界的提升獲得幸福。這也就是為什麼孔子說道：賢哉，回也！其實孔子讚揚的是顏回安貧樂道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讚美他當時所處的生活狀態。
《論語·述而》有云： 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反映了儒家另一種觀點，就是人們追求富貴是正常合理的，即使是執鞭之士，也是可以做得。通過自己的勞動致富，工作是不分貴賤的。鄙視貧窮，過度追求富貴，實在不是君子所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們倡導通過個人努力實現富貴，但是卻不可以嫌貧愛富。這是在經濟社會中應該有的一種態度和行為選擇。
對於人們的慾望，既不反對人們有慾望，又要求人們應該有節制。荀子有段話，可以深思：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其實，儒家經典之中，很多思想都可以結合經濟學的視角進行解讀，以上僅是些許理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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