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儒商——儒商文化的精神

說到儒，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孔子。的確，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不過儒家文化並非是孔子的創造，而只是繼承和發揚。儒家文化嚴格說起來，其創造者應該是周公。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字叫做旦。他最大的功績，在於輔佐武王滅紂。商滅周興之後，周公旦是攝政王，他不但將政治治理得井井有條，而且親自東征，將周朝的疆域一舉東擴至海濱，南及淮河，北及遼東。周公旦本身就是一個道德與行動統一的完美、大寫的「人」，因此，他和殷商不同，殷商是將「神」的地位置於高高在上的，無數的祭祀都是為了尊天；周公旦則將「人」的地位放在了突出位置，認為「天命靡常」，既然天命不可捉摸，那麼決定性的因素就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人」的德行如何，決定了天命會向什麼地方發展。以德配天，就能得到天命的保護；敬重德行，就能保護你的子民安居樂業。因此，周公旦的治國方略，簡單到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明德慎罰」。如何明德呢？周公旦為此發明了一套繁雜而嚴謹的「禮樂之教」。禮，是用來區分等級的，讓人知道尊重比你等級高的人；樂，同樣也有等級，但是主要強調的是「和」，調和不同的等級，讓人們的情感融洽地交匯在一起，通過樂來實現超越等級的精神溝通。這樣，「尊尊親親」，一「別」一「和」，天下就長治久安了。

孔子一生，自幼習儒，最高的政治理想，不過是恢復周公的禮樂之治，所以他對周公的尊崇是無以復加的，幾天做夢夢不到周公，心裡就不踏實。他對周公的思想不用說研究得非常透徹，他一生所提倡的「仁」，其實就是建立在周公的「義」的基礎上。什麼是義？最初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周公時代的「井田制」。「井田制」顧名思義，就是一塊土地呈作「井」字狀。周邊的八塊土地，都各有一家農戶耕種，然後中間的那塊土地，是公侯所有的「公」地，由這八戶農戶一起來無償地義務耕種。這種公眾的義務，就是「義」，每個人自覺地接受並維護這種公共義務，社會結構就形成了。由這種公共義務而演變成一套社會禮儀，用來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就是「禮教」。當然了，「義」就是「公」，就是利他主義。而與「公」相對立的就是「私」，就是利己主義。將自己的人生建立在以利他為根本還是以利己為根本上，這是一個重大問題，從周公時代一直延續到孔子時代，「義利之辨」始終爭辯不休，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來說，當然應該提倡利他為根本，先公後私，先義後利，人人都將義作為第一處世原則，在遇到利的時候都選擇謙讓、不爭，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和諧穩定，呈現出一派政通人和的健康氣象。但是，「義」究竟是人先天的秉性帶來的，還是後天的社會教育所賦予的呢？儒家傾向於來自先天，可是其他諸子百家不這麼看，楊朱就公然宣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指出人人都有自私自利的本性。「趨利避害」才是人的天性。

關於「義利之辨」，孔子門下有一個高足子貢，一生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子貢在拜入孔子門下之前，已經受教於外公蘧伯玉。而蘧伯玉同樣是一位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他顯然已經把儒家文化的精髓都傳授給了子貢，因此子貢才會最初在拜入孔子門下時候覺得，自己並不比孔子差多少。他所以要拜孔子為師，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解決「義利之辨」的問題。這是一個令人著迷而難以找到答案的哲學課題，不但要在思想上窮盡思辨，而且需要在人生的實踐中，不斷地加以檢驗，一次次豐富和提升其內涵。子貢一生都在和孔子學習、討論，並且在經商生涯中不斷地實踐。孔子不止一次向弟子剖白心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孔子並不恥於言「利」，因為人說到底，必須要滿足生命存在的基本條件，衣食住行基本問題是要解決的，這就離不開錢財的支持。孔子一直在積極謀求出仕，所謂「待價而沽」，因為出仕一個最基本的好處就是可以帶來豐厚俸祿。但是，孔子又強調，人的精神生命是高於物質生命的，所謂「仁」，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定位的「人」，一定是內心世界豐富充盈的君子。君子在取得財富的時候，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義」。這個「義」，如同「仁」強調人的社會性一樣，對於財富而言，同樣強調的是財富的社會屬性。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只知道賺錢可以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對於那些商人來說，只知道賺錢可以購買豪華馬車，可以提升自己社會地位；這樣的行為，只能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低級水平，是「唯利是圖」「無商不奸」的慾望支配的本能行為。而認識到財富的社會屬性，認識到財富的獲得和使用過程中，堅持最基本的道義，堅持誠信和公正、公平，堅持「德行」，賦予財富以道德色彩，所謂「富而好德」，這樣就可以促進社會的公正和公平，就成了「儒商」。

子貢一生經商賺錢，其實就是在踐行一個儒商的生涯：他將賺來的錢全部都用在了資助孔子周遊列國，一路上提供大把的金錢支持。在孔子去世後，召集弟子們守墓三年，提供大筆的衣食費用，組織編寫《論語》等。後來子貢繼續經商，在列國間宣傳孔子的「仁道」。因為他商才卓著，德行高貴，人們將他和陶朱公並稱「端木生涯，陶朱事業」。

如果說子貢還只是一個偉大的實踐者，那麼孟子就是一個將「義利之辨」上升為理論層面的偉大思想家了，正是他將其推向了歷史最高峰。

孔子在《論語》中把「義」和「利」作為一組對立的概念加以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據統計，「義」在《論語》中出現二十四次，大部分都是「應當」「合宜」「道理」，可以理解為一般性道德準則，順乎人情，合乎事理，這些都是孔子所倡導的社會倫理準則，是指導一個人在不同環境里採取不同行為，以與他人的關係達到融洽和諧，因此孔子提出「見利思義」。但「義」還有一種，就是周公以來的傳統，「君子義以為質」，「義」是君子的根本。孔子在他的時代，已經看出人人都想獨佔利益，受到慾望的驅動，因此提出「義以生利」。

對孔子「義利之辨」傳統最大的繼承者是孟子。孟子解決了「義利之辨」幾個根本性問題：1、「義」從何來？「仁義禮智根於心」；「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它與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一起，構成了人之四端。但是羞惡之心並不是「義」的本身，正如一粒蘋果的種子並不是蘋果本身，要成為蘋果，還需要生根萌芽，成長為一棵果樹；然後開花、結果。同樣「義」也是如此，它不是我們的內心所固有的，而只是隱藏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潛能，要成其為真正的「義」，必須通過社會實踐加以擴充，才能「成善」。義或者善，是人的一種本性；這種本性是人與禽獸的根本分野之所在。2、「義」是否是一種道德情感？這是可以肯定的。孔子一生所提倡的「仁道」，在《論語》中竟然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而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為什麼會如此？就是因為，「仁道」是基於一種道德情感，而這種道德情感只能用來被感覺、被感知，在不同環境下，或者在不同人那裡，其被感知程度是不一樣的。孔子對不同的人解釋「仁」，必然有不同的答案，所感知者程度也不相同。同樣，「義」也是如此。一個人義或者不義，一件事情義或者不義，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判斷標準，而只是一種主觀情感感知。人類說到底是高級情感動物，人類本能有仁愛、憐憫、關愛等情感，也可以有嫉妒、憎恨、厭惡、貪婪、自我保護等情感，這並沒有對錯之分。人的所有情感中，基於「公」的基礎上的「善」，也就是「利他」所帶來的情感滿足，被認為是所有滿足感中最值得去追求的。3、「義」如何去踐行呢？孟子提出了兩個概念：「仁義行」和「行仁義」。其中，「行仁義」是做符合仁義要求的行為，卻未必是出於仁義的德性；而「以仁義行」卻是出於仁義的德性的行動。後者是真正在踐行「義」，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孔子所說「從心所欲不逾矩」境界。

綜上所述，儒商文化的精神，概括起來不外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信」。信，也就是「誠」。就是一個人對於自己說過的話，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論語中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信不是道德層面上的，不是說一個人有誠信就有道德，沒有誠信就沒有道德。信還在這個層面之上，信是人的根本，一個有誠信的人就是「人」，一個沒有誠信的人就不是「人」。這其實就是說，一個人要成為「社會人」，就必須立足於信。信有二義：首先是自我相信。你首先要相信，你除了這個父母賦予你的肉體生命，還可以通過後天的自我教育而獲得社會生命。其次是相信他人。你相信可以「自化」，也就應該相信「他化」，對於其他具有社會生命的人所能達成的事情完全地接受。

信，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在，都是社會賴以存在和維繫運轉、發展進步的基礎。

二是「習」。習，就是學習。孔子當時所以被稱為「聖人」，就在於他特別能學習，「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他深知道學習的重要性，「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一生下來，大家的稟賦都差不多，為什麼後來會有那麼大的差別，就在於學習。學習除了技能方面的內容，例如孔子當時所教授的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其目的更在於培養一種獨立之精神生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即使你掌握了多麼高深的本領，也要看你的人格是否高尚、偉岸。如果為了高官厚祿就出賣自己的學問，那就沒有人格；反過來，如果國君不尊重你，不能達到「君使臣以禮」，那麼對不起，你也就沒有必要「臣事君以忠」了。除了基本技能，孔子特彆強調要學習四種東西：「文、行、忠、信」。文，是言談舉止，氣質修養；行，是踐行孝悌恭睦；忠，可以理解為善；信，是言論和行動的統一。這樣就能成為一個君子了。

三是「文」。這裡的「文」不是名詞，而是和「化」一樣，是「文以化之」，「教化」的意思。孔子最大的理想就是「鬱郁乎文哉」，期待社會和周朝開國之初那樣人文鼎盛。如何來實施教化，這主要看教化的對象。一般對象是廣大的百姓，不能要求過高，只要做到兩點就可以了：「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只要能在家裡「孝順」，「和睦」，在社會上就基本上不會有道德行為的「失禮」；對於士大夫階層乃至天子，屬於更高一類的教化對象，必須「溫良恭儉讓」，修鍊成「文質彬彬」的一種美好的人格狀態，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欲善，而民善矣。」

選自《21世紀儒商文化》

作者： 張桂平 林峰 王作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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