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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儒學4.1:李世民為什麼要做歷史最能納諫的皇帝?

【原文】

求諫第四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輪舉兵廢后,遣使收華,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賞析】

第一,必假顏色。

李世民見下面的賢臣時候「必假顏色」。這意思是李世民有帝王的威嚴——「威容儼肅」,進而使得臣僚在覲見的時候感到害怕,而不能直言議論。李世民知道這一點之後,就換一種和藹的態度與臉色來與人相交談。

在《論語》中有關「必假顏色」的相似論述還有很多。例如:

1.7子夏曰:「賢賢易色。」

2.8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2.20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庄,則敬

7.38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9.10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10.1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10.2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10.3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10.4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10.5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10.25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17.12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19.9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第二,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

雖然老子講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是一位帝王很容易看不到自己的缺點。進而必須有賴於臣僚的勸諫。王珪說到:「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孝經》有「諫諍」一章,就是說君主要有諍臣。但是,要修正君主的錯誤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李世民恰恰是要以「納諫」在歷史上博得好名聲,進而勵精圖治以彌補其玄武門之變所造成的衝擊。這一點也被宋太宗、明成祖所採用。宋太宗編製《太平御覽》,明成祖搞《永樂大典》都是帝王想要在「文治」方面有所作為的體現。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也有這方面的意思。

第三,杜如晦引用《論語》中的「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來說明「臣以死諫」的道理。這都值得我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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