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儒學2.6：「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古典形態
【原文】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此。」
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雲帝何力於其間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出田,逐獸於碭山，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繳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今君出獸碭山,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
太宗曰:「卿言是也。」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凈,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解析】
李世民認為自己治理天下不擾民，而且使得民眾富足，比起隋朝時候好很多了。其實，就事實而言，貞觀之治尚未完全恢復到隋朝水平。只是統治集團勵精圖治，各項事業正處於上升階段而已。
魏徵認為，治理國家的效果往往是「日用而不知」。民眾沒有更多的讚詞。他還舉了一個例子。晉文公入山狩獵，迷路之後，遇到一個打漁的人。晉文公請求他帶路，走出山來。漁者在出來之後講了一個道理，拒絕了賞賜。漁者說，晉文公慈愛萬民，輕稅薄賦，就已經是對自己最大的恩賜了。而假如晉文公外失諸侯，內逆民心，就會導致大範圍的流亡。那個時候即使有豐厚的賞賜，自己也無法保全。
看來，君主的貢獻與恩賜不能局限在具體的某個人，而是要普及天下人，更在於為社會提供良好的秩序與基本公共治理職能。
《論語》上也有類似於的評價。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做一個仁者是沒有止境的。即使「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樣的廣泛普遍，依然是不足夠的，而是要把握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心法。其實，心法與實際德行二者都是必需的。沒有心法，只是德行也不足夠。沒有德行，只是心法也不足夠。最終還是要強調知行合一。但是就帝王儒學而言，更重要的是普遍的德行。
李世民汲取了隋朝疲敝民眾的教訓，而保持清心寡欲的狀態，控制政府的規模，從而降低民眾的負擔，增加社會財富。李世民把民眾的生產生活當作「根本」，把統治集團的存在當作「枝葉」。這一點接近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說法。的確如此，民眾的生產生活就是「經濟基礎」，國家的政治生活就是「上層建築」。所以，民本論並不一定是「民心」而已，也可以物質性的生產生活。古代人在這個方面的認識並不是混沌的，而是清醒的。
TAG:聽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