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之殤！太平天國與湘軍拉鋸戰下的江南悲劇史
《克複安慶省城圖》，系《平定粵匪圖》之一。清人繪
長毛，是當時和後來江南百姓對太平天國隊伍的稱呼（因為太平天國提倡留長發）。據從小在嘉興平湖長大的岳泰回憶，直到他幼年（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時期，每當有小孩哇哇大哭時，大人為了要嚇唬小孩制止哭泣，不是說「狼來了……」，而是說「長毛來了……」。
太平天國戰亂在平湖的普通百姓心理上留下非常恐怖的印象。據平湖縣誌記載：道光十八年（1838年）全縣人口為304365人，可是僅僅過了二十多年，到同治三年（1864人）全縣清查人口僅為50750人。
太平天國後期，曾經繁華富庶的江南 「幾於百里無人煙，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廬焚毀，田畝無主，荒棄不耕」。
1851年，江蘇人口約為4430萬，經歷戰亂後十年恢復，即到1874年，人口連2000萬還不足。范文瀾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說：揚州、蘇州、南京在太平天國戰爭後，「二三十里無居民」，「竟日不逢一人」。
太平天國對江南的破壞主要是在1856年天京事變之後。
太平天國運動初期，由於有拜上帝教這樣的宗教約束，軍紀也很嚴明，所以燒殺之事還有所克制，但也有全州屠城的惡例。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朝綱紊亂，大量的流民、土匪以及捻軍、清軍的降軍等等各路勢力相繼進入太平天國，此時太平天國正在走下坡路，為壯大實力，也就來者不拒。
這些人打著太平軍的旗號，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不僅進一步敗壞了太平天國的名聲，還使其紀律廢弛，一些軍隊已與土匪無異。當時的一個外國傳教士麥高文曾說：「其致令人民受災劫最慘者，非官軍及太平軍，而為毫無管制的土匪。土匪有臨時鋌而走險的,也有常年慣匪……每當一城失守,種種毀壞、強姦、搶劫——所有加之於太平軍的罪行，皆土匪所為……人稱土匪為『本地妖魔』。」
而在這場浩劫中，死於清軍之手的人口絕不少於太平軍。
湘軍打出「以理學治軍」的旗號，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創作了集中體現「仁」這一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愛民歌》，要求士兵背誦傳唱，做到「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但另一方面，又縱容其軍隊燒殺搶掠，還打出「民可愛而刁民不可愛，紳可敬而劣紳不可敬」的幌子，主張對太平軍斬盡殺絕，即使對叛變投降者也不例外，以至於落下了「曾剃頭」之稱。
湘軍為維繫軍心，「大索」成為其刺激士氣的重要手段，晚年曾國藩退隱後，其同鄉王湘綺曾問他為何縱容手下殺戮時，曾國藩平淡對之：「吾之兵士，非朝廷俸養，然為朝廷竭力，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也哉！」
正是這樣一支標榜仁義道德的軍隊，一手製造了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罕見的三次屠城暴行。
湘軍三次屠城
1858年四月，湘軍悍將李續賓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苦戰，攻克重鎮九江，為湘軍戰勝太平軍奠定了決定性的基礎。李加封巡撫銜，賜黃馬褂，成為封疆大吏。然而在破城之後，他不僅下令殺了太平軍守將林啟容以及1.7萬名守軍，還大規模殺戮平民，開了湘軍屠城的先例。
九江城內一時積屍成阜，流血成渠。
安慶在太平天國的地位緊次於首都天京。由於安慶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門戶，安慶的得失，對太平天國後期戰爭的全局關係極大。安慶保衛戰是太平軍戰史上最慘烈的一次戰役，太平軍先後投入數十萬兵力，最終歸於失敗。
1861年，曾國藩攻下安慶後，下令士兵「大索三日」，屠殺淫掠，整個安慶幾乎變成了一座空城。
「大索」字面上是搜索「殘敵」，實際則是縱容士兵在當地公開搶劫姦淫。曾國藩的親信李榕稱：「通計前後殺斃援賊、城外壘賊、降賊及城中之賊實有四萬餘人，軍興以來，殺劫此為最重。」
1864年7月，曾國荃部攻陷天京，頓時「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鴿飛」，繁華的古都南京頓成瓦礫。同時，湘軍也再次大開殺戒，「沿街死屍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
曾國藩上報說：曾國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內「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這實際上是三天就屠殺了十餘萬南京居民。
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所謂伏屍百萬，除了戰死者，還有大量的平民。湘軍亦以「大索」為名，從上到下，每一個人置備一個大竹筐，搶到錢財就往竹筐里裝。同時亦大肆在城內外進行野蠻的屠殺。
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士日記》中記載破城後七天時他所目睹的情形：「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其亂如此，可為髮指。」
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最多有100萬人，可屠城之後10多年，到光緒登基時，南京只剩不到50萬人。
上海前線作戰的太平軍，英國呤唎寫意畫。畫中的太平軍隊已配備了來複槍、單筒望遠鏡等當時先進的武器裝備
江浙之殤
蘇州位於太湖流域下游，唐至明清時期，蘇州一直堪稱中國最美麗、最繁榮之地，號稱「富甲天下、絕冠中華」。蘇州和以蘇州為代表的江南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極致。
「三江財富尤賊（指太平軍）所覬覦」，蘇州的富庶對太平軍來說，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1860年5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攻打蘇州，江蘇巡撫徐有壬和總兵馬德昭為鞏固城防，「首令民裝裹，次令遷徙，三令縱火」。
一把大火，使蘇州曾經繁華蓋世的閶門外直到楓橋寒山寺，頃刻之間煙焰蔽天，日夜不息，數十萬蘇州市民逃往上海租界。時人李壽齡曾做《姑蘇哀》：「清軍十萬倉皇來，三日城門閉不開。撫軍下令燒民屋，城外萬戶成寒灰。健兒應募盡反顏，棄甲堆積如丘山。」
6月2日，李秀成軍攻克蘇州，並以蘇州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國蘇福省。蘇福省建立後，李秀成雖採取了一些穩定社會秩序的有效措施，蘇州的商業重新出現了興旺景象。但蘇州也遭受了嚴重破壞，太平軍不僅摧毀了城市裡的行會組織，也破壞了手工業工場和作坊，許多行業陷於停頓。一向十分活躍的行會組織完全被摧毀，行會董事大多逃散或死於戰亂。
1863年初，李鴻章統帥的淮軍向蘇福省挺進，李秀成軍與之展開慘烈的爭奪戰。在這場大搏殺中，繁華的江南「盡成廢墟」，田園荒蕪，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和城市手工業被摧毀殆盡。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報發表了一位外國商人從蘇州到南京的沿途見聞：
（蘇州陷落前）南京和蘇州之間一帶鄉間是可愛的花園，運河兩岸十八里內全都排列著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著，處處顯示出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預期到的繁榮景象。自蘇州復歸於清軍之手後，這些房舍以及無數橋樑全都消失了。整個十八里之內沒有一幢房子，四周鄉間，舉目荒涼。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見就惶惶逃命。
看不見男人，看不見婦女，看不見兒童，也看不見任何一頭牲畜……在通往無錫的路上，遍地荒蕪，荊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滿了數不清的白骨骷髏和半腐的屍體，使人望而生畏。這裡沒有做買賣的船隻，商業絕跡，無錫已成為一片廢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舊是一片荒蕪凄慘的景象，不見一個做工的人。遍地荒蒿，雜草沒脛……從常州府到丹陽遍地布滿了白骨，不幸的太平軍，更可能是無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極其可怕的屠戮。我從丹陽前進四十五里，前進得越遠，地方上的情況就越壞，一言以蔽之，整個情況是「一團糟」。
太平天國戰後的蘇州，人口由1831年的340萬下降到1865年的129萬，經濟上的富庶與繁華和文化上的標緻與優雅都已隨風而逝。同樣，有著「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在1861年至1864年被太平天國佔領期間，因死於戰火、屠殺、瘟疫以及人口的逃亡，原有居民由81萬驟減至20萬，一度僅剩下數萬人。
1853年，太平軍佔領江南地區時，封鎖了大運河上的交通運輸，切斷了貫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清廷和商人只好發展途經上海的海上運輸，這種變化導致了運河城市帶的急遽衰落。1860年，太平天國攻克杭州，據生活在杭州的徽商子弟程秉釗的日記《記事珠》記載，劫後的杭州城：「積屍橫路，血肉淋漓，穢氣熏蒸，不可逼視。人家牆扉洞然，無一完善者……」昔日的繁華街市頓時化為人間地獄。
整個江浙的人口，到民國初期才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還有資料說，到太平天國失敗十年以後，安徽一帶有些地方，那些被殺死的屍骨都還沒埋起來。在這場浩劫中，究竟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仍是個謎，時任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估計，太平天國戰爭導致的人口死亡數為2000萬。而1883年一位美國傳教士則稱，太平天國戰爭造成中國人口損失為5000萬。葛劍雄教授通過系統的研究分析後認為，從1851年到1865年，中國絕對人口的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一。
蘇州太平天國的禮拜堂。英國人呤唎繪
上海崛起
太平天國戰後東南財富遭受嚴重破壞，安慶、蘇州、杭州都因此而衰落。不過，在這場浩劫中也有例外，那就是上海。因太平天國運動，上海從一個普通的濱海縣城，迅速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大都市，並取代蘇州和杭州，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
上海與太平天國政權，似乎沒有什麼太多的聯繫。1860年，李秀成三次進攻上海，均無功而返。太平天國一度佔領了上海周邊地區，卻始終沒有佔領上海。但在無意之中，太平天國運動卻成就了上海的繁榮。
1853年，太平軍進軍南京，9月，上海小刀會起義，列強趁機在上海擴大租界，經數度擴充，英美法在上海租界總面積方圓約10公里，有「十里洋場」之稱。小刀會起義前，居住在租界內的華人只有500人，之後則猛增至兩萬人。
1860年之後，太平天國攻佔長江中下游地區，引起官員、士紳和百姓的大逃亡，老百姓逃亡的路線幾乎一致：由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上海，再由上海及上海周圍縣城向租界逃亡，上海因有洋人而令人感到安全，上海的租界更因為是「國中之國」，更加令人感到安全。
於是，上海租界在短期內急劇膨脹，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萬，1862年又增至50萬，一度還曾達到70餘萬。難民逃亡的結果，使浙江和蘇南一帶大量遊資在上海的租界內積聚並沉澱，從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兩年時間裡，至少有650萬銀元的華人資本流入租界。
上海租界接納的這些難民以及他們帶來的資金和智慧，給上海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活力。此後的上海便步入超常規的大發展時期，迅速超過了寧波、福州、廈門等沿海城市而繁榮起來。
姚公鶴1917年在《上海閑話》中曾經感嘆道：「上海兵事凡經三次：第一次道光時英人之役，為上海開埠之造因；第二次咸豐初劉麗川（上海小刀會首領）之役，為華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豐末太平軍之役，為江浙及長江一帶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經一次兵事，則租界繁榮一次。」
上海，成為飽受摧殘的江南之唯一亮點。
本文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6月下，作者：黃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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