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石霞：我是溥傑的原配夫人
作者：唐石霞惠伊深
溥傑，曾經是我的丈夫
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弟弟——溥傑，曾經是我的丈夫。
促成這段婚事的，是我的四姑母瑾太妃和溥傑的母親瓜爾佳氏。當年這兩位長輩的關係極好，四姑母提出這樁婚事時，她早已請人測定了溥傑與我的生辰八字，吻合相生，雙方家長一拍即合，立刻訂了婚。那年我17歲，溥傑14歲，正符合那個時代「女大三，抱金磚」的吉利說法。很快，由堪輿界師傅為我們選擇了良辰吉日，溥傑帶著豐盛的禮物，到我家行了納聘之禮。清宮皇室也十分重視，特派了與雙方都有親屬關係的內務府大臣耆齡，出任納聘的帶領和督導，使這門親事從訂婚時起，就蒙上了鄭重的官方色彩。
我和溥傑正式結婚是在四年之後，我已經21歲，他也18歲進入成年了。我們結婚的新房在醇親王府內，是男家精心油飾一新的寬敞漂亮的大屋，記得由公婆——醇親王載灃和他的福晉瓜爾佳氏親自定名為「樹德堂」。按滿族古律，新房樹德堂的所有桌椅擺設均由我們女家過禮陪嫁，只是新婚花被和床褥是由男方置辦。其他一切婚俗與漢人差不多，溥傑向新娘花轎射三箭啦，我邁馬鞍啦，他掀蓋頭啦，一起喝交杯酒啦，兩個人共同吃子孫餑餑長壽麵啦……全部一應做齊，最終結為百年之好。
不過，由於我倆婚後相處時間較短，竟然很多人並不知道我是溥傑的原配，有人把他後來與日本女人的第二次結婚當成首次，把他的日本太太嵯峨浩說成是他的髮妻，這當然是錯誤信息。誤傳的一個因由頗令我為之唏噓，人們稍稍注意一下就會發現，日本的書報雜誌甚至戲劇電影，多年來不斷製造「溥傑及其夫人嵯峨浩」的各種報道、傳聞和故事，最近還有朋友告訴我，日本電影界正在籌劃拍攝一部日劇《流轉的王妃，最後的皇弟》，大講溥傑和嵯峨浩的恩愛故事，劇本已然寫好，只是尚未開拍。但是，中國製作的任何關於我和溥傑的這類宣傳品則很少，僅有的一些涉及溥傑和我的文字，只是以偏概全地說他與我感情極差。
我不是非要爭一個「溥傑原配夫人」的名號，那實在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事。只不過，此事涉及當年日本為了侵略中國而導演的一出建立偽滿洲國復辟清室皇權的醜劇。當年那醜劇中一個步驟，就是逼我與溥傑離婚，接著是令溥傑與特選的日本女子結婚，再下一步的陰謀和如意算盤是，設法讓溥傑生個有日本血統的兒子，再有，他們更大的陰謀是，將來讓這日本血統的溥傑之子，繼承不能生育的溥儀的偽滿洲國皇帝大位，實現日本統治滿蒙進而染指全中國的美夢。奇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偽滿洲國早已壽終正寢，日本也以慘敗告終，宣傳偽滿洲國的溥傑與日本女人美滿婚姻的節目照樣招搖於市，而我們中國揭露日本人逼迫溥傑與我離婚，再與日本女人結婚生子，以求將來的「皇帝」是日本血統而受日本操控的文章卻從未見到，更無須侈談影視作品了。
溥儀看上了我，
瑾太妃讓我嫁了溥傑
現在，我以平實無華、與世無爭的心態，回憶已經過了一大半的人生，評價與溥傑共同生活的那段舊事，我覺得，那既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悲哀。
20世紀70年代將盡的時候，由於一個特別的機遇，有朋友代為搭橋，我與溥傑又聯繫過一次。那時，我倆都已過了古稀之年，我坦率地說了與他結婚的既幸運又悲哀的兩種感受，他並沒表示反對。
為什麼說與溥傑結婚是我的「幸運」呢？
這要從早年說起。我很小的時候，就被四姑母瑾太妃接進宮裡。她為了排解孤獨寂寞，給我開創了玩樂嬉戲的極大空間。自然而然，我成了當時也正年幼的溥儀溥傑兩兄弟在宮中的玩伴，造就了我們的青梅竹馬。我要順便說一下，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溥傑曾在北京發表文章，談到他與我結婚之事，大多是準確無誤的，只是他說直到結婚之日，還不知道新娘什麼模樣，這是違反事實的。我同溥傑曾在宮中嬉戲玩耍不知多少次，他怎會不知道我的樣子呢？
溥儀籌辦大婚「選妃」之時，我已亭亭玉立，有幾位太妃曾把目光盯住了我，溥儀對我也曾頗有好感。就在這關鍵時刻，四姑母瑾太妃卻大唱反調，在宮內鄭重其事放出風聲，她用了從來也沒用過的貶斥字眼，說我「生性浮躁」，不適宜做妃子侍候「皇帝」，她指令要我嫁給溥傑，並說生辰八字已然測定完全相符。就這樣，我避過了「皇上」選妃，被四姑母瑾太妃指婚，後來嫁予「皇帝」之弟溥傑了。
很久之後我才明白，按照四姑母的觀察和她的自身體驗，妃子通常難有好結果，打開各朝各代宮廷史，被懲罰甚至殺害的妃子不計其數，她認為五姑母珍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各朝代僥倖沒遭大災大難的皇妃，也會一輩子關在禁宮之內，度過難以忍受的禁錮生活。四姑母力主我嫁給「皇帝」之弟，正是這個原因。
溥傑傻乎乎地接受了我四姑母瑾太妃的指婚指令，客觀上給了我一個不做「皇妃」的自由身。否則，我若嫁給「皇上」成了「皇妃」，那麼「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綉後來一再「出錯」「犯罪」而被辱罵、欺辱，甚至服毒自殺的悲慘結局，就變成我唐石霞的遭遇了。嫁給溥傑算我的幸運，難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坊間有些傳說、野史，說我和溥傑從結婚開始，就爭論吵鬧嫉恨成仇，沒有絲毫感情，我要說，那不是真實的情況。爭吵是所有夫婦都可能有的，我與溥傑也不例外，有時發生矛盾是不爭的事實，但說我們毫無感情，卻是言過其實的。
說實話，溥傑對我曾傾注愛慕和支持，是我的又一幸運。請你們看，這兒有兩幅扇面，是為我記錄這部口述歷史的惠伊深保存多年的我的畫作，它很能說明我和溥傑關係親密。這兩幅扇面註明的日子是我在乙丑年畫的國畫花卉，畫上有我的「怡瑩」簽名和圖章，請注意，畫上還有溥傑的題字，以及他的簽名和圖章。這兩幅扇面都是我畫畫他題字，是表明我們夫妻恩愛的合作的精品。畫中寫明贈給「嘯桐」和「雙桐花館主」，目的是懇請我和溥傑的老朋友及親戚、我九姊唐梅的丈夫——畫家惠孝同斧正。我的姐夫惠孝同，就是現在替我記寫這部口述的惠伊深的父親。這兩幅扇面真跡，是姐夫惠孝同生前交予惠伊深保存的早年紀念物，它正好證明了我和溥傑當年意趣相投、互愛互敬。他寫我畫親密合作完成的這兩幅扇面，創作於乙丑年，亦即我和溥傑結婚的第二年，它是當年向既是畫家又是親戚的惠孝同先生獻醜討教的作品，這兩幅扇面不虛不假，權作我和溥傑絕非沒有感情的證物吧。
溥傑幫我逃離
日本特務的追殺
溥傑曾著力保護我的人身安全，使我免遭日本軍政惡勢力毒手，那也是讓我終生不會忘記的、更大的堪稱幸運之事。很多人知道，我倆的愛好興趣不同，溥傑喜歡習武、讀書、書法，我喜歡寫詩、繪畫、跳舞。政治取向不同更使我們有時出現截然相反的立場差異，那是無法彌合、不能融通的。
例如當年，溥傑在日本人策划下，配合他的哥哥溥儀，緊鑼密鼓準備「復辟皇室」時，溥傑曾邀我去「新京」，被我拒絕了。日本關東軍頭領第一次勸他娶個日本妻子時，溥傑出於正道的傳統，開始時也曾拒絕了，他義正詞嚴地反駁日本人的話說：「我有太太，不能再娶。」但是後來，殘酷的政治形勢巨變，日本人軟硬兼施，向他描繪東洋女人如何溫順服從的同時，更暗示他娶個日本太太是政治需要，警告他不能再拒絕。日本軍界透露信息，會直接出面，武力威逼溥傑與我離婚。
這時，溥傑異常害怕，他估計我若全然不知，在家被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硬逼離婚，按我的性格會堅決不從，肯定會招來橫禍。於是，他接受了要他娶日本太太的「好意」，同時，私下卻急匆匆秘密潛回家中，找到我，說明緊急情勢，催我迅速逃跑保命：「三十六計走為上！」溥傑怕我應付日本特務追捕時發生不測，竟然塞給我一把手槍，說必要時保命自衛。我嚇了一跳，拿著從沒摸過的槍械，出了一身冷汗。溥傑的舉止鄭重，顯示形勢嚴峻、不可小覷，與此同時，我也感到他對我的一片誠心，感人至深。
我沒有猶豫，按溥傑的意見，立即避險逃亡。我出走後，先用假名住進了北京西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幾天後我得到消息，日本軍人真的闖入我家，撲空之際，竟然可笑地逼我的弟弟，在我和溥傑的「離婚」文件上替我簽了字。我不敢在北京久留，連忙轉赴天津，由於害怕不懂如何使用的手槍反會招惹麻煩，偷偷在行前將其扔進了城外的護城河裡。沒了手槍，我的心反而踏實寧靜許多，閉目靜思，自己以前雖做過一些讓溥傑並不滿意的事，但在我面臨生死的關頭，他完全不計前嫌，不愧是我曾經的摯友，讓我感覺與他相處的緣分中，按上天的安排，幸運是不可抹掉的組成部分。
與溥傑結婚，當然，換個角度看，也是我的悲哀。那是問題的另一個側面了。
我和溥傑正式結婚的時候，仍有時住在紫禁城裡，「皇室」還沒被徹底趕出紫禁城。我們的結婚吉日是1924年1月12日，我21歲，溥傑18歲，我比他大三歲，正應了民俗說法：「女大三，抱金磚。」不過，不單我們，誰也沒抱著金磚，沒在安樂窩過上幸福日子，反而是婚後不久，我們就被趕出了「皇宮」，自此開始走上顛沛流離的崎嶇坎坷之路。我們住過醇親王府北府他家的宅院，也住過我們唐家，還住過張學良宅第，又住過溥儀的天津張園府邸，甚至後來我流落全國各地，直至漂泊香港；溥傑則走上建立偽滿洲國的邪路，投靠日本，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鋃鐺入獄……
我和溥傑的性格迥異、愛好不同和政治取向相反，決定了我們遲早分道揚鑣的結局。在那個年代、有那樣的身份、處於那樣的環境中，我們長時間維持著各過各的生活狀態，表面上保持有各人的自由空間，實際很多時候是若即若離。我不能愛真正愛的人，不敢放開膽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長時間保留著十分虛幻的「皇家福晉」的名分，今日想來，這也算是我曾經無法排解的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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