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以唯物史觀精選中華英傑

惟我中華泱泱文明古國，五千多年來能夠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首賴兆億炎黃子 孫世世代代精勤創新，奮發圖強。其間湧現了眾多英雄豪傑，他們作出了特殊突出貢獻 ，值得後人作為學習楷模。總結出中華英傑的獨特作用與成功經驗，這是當今弘揚愛國 主義精神、再鑄中華輝煌的需要。在張大可教授主持和指導下，由王慧敏主編的《影響 中國歷史100名人》一書(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正是旨在師承先賢，激勵來者。 中華英傑成千上萬，為何只精選百人呢?這是由於「百」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既是為數之 極，又是為數之精。在古漢語中不是有「百靈百驗」、「百發百中」等眾多成語嗎?如 果選入千人萬人，又不免數量過多。

要精選歷代中華英傑，又只限於百位名人，首先遇到的難題是以什麼思想為指導、以 什麼標準來細挑。我拜讀之後感到本書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是本書精選得 當的靈魂。提起唯物史觀，也許有人認為它是見物不見人，只強調生產力的作用，而忽 視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或者進而認為它只講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而抹 煞了個人的重大作用。諸如此類的誤解不一而足。其實唯物史觀是非常全面、嚴整的科 學世界觀。它既見物又見人，指明了任何社會生產力都是人類的生產勞動創造出來的。 它既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決定作用，又重視個人在歷史上正面的進步作用或負面的反動作 用；既突出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主導作用，又注重生產關係對 於生產力、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說過：「馬克思 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 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9頁)。又說：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 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 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 。「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 ，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 的力量的產物。」「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 同上書第4卷第695—696頁)。可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政治制 度與意識形態、道德藝術與宗教、人民群眾與個人之間，雖然有主次、起承、正反、源 流等不同的關係與作用，但是它們都匯成為歷史發展的合力。

按照唯物史觀的上述原理，《影響中國歷史100名人》一書從中華民族各個歷史時期的 各個不同領域精選出百名有特大貢獻的人物。其中科技文化人物達57人，政治軍事人物 43人。把春秋時期魯國的木工祖師公輸般即魯班、北魏時期的農業專家賈思勰、宋元時 期的棉織工能手黃道婆等人選入百名中華英傑，就是著眼於發展生產力的首要性。把最 早的經濟改革家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首創法制的改革家春秋時期鄭國的子產、創立兩 稅法的唐朝財政改革家楊炎、通西域的漢朝外交家張騫、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鄭和選 入本書，體現了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動力。把造字的倉頡、造紙的蔡倫、書 法家王羲之、詩聖杜甫、詩仙李白、東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畫家顧愷之等文化名 人選入是別具慧眼的。選入尊禮士人開自由學風的齊宣王，更是別具深意。把玄奘、慧 能、宗喀巴選入是考慮到宗教在歷史上的特殊作用。

本書在寫作上也有特點。對每個入選人物的行文都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在各個人物 的姓名、生卒年之上加有一句簡明的提示定語，以表明各個人物的特殊貢獻和身份，如 建立多民族一統政權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第二部分是人物小傳。第三部分夾 敘夾議評說人物的最突出貢獻。第四部分餘論，或補充內容，或對其歷史功過作了提示 。這樣對人物層層遞進的評價就較為全面、深刻。

全書在附錄中又列出10個反面人物，即從荒淫暴虐的殷紂王受辛到背叛民國復辟帝制 的袁世凱，作為10大昏暴奸佞，列舉出他們的歷史罪行。這樣給讀者以善惡對照，忠奸 對比。正面英傑精選百人，反面敗類只列出10人。這也顯示正氣壓倒邪氣，好人遠超壞 人，所以中華民族能夠經久不衰，持續興盛。

對於精選的百名英傑如何分類排列呢?這是需要悉心考究的。本書採取一種獨特的縱橫 比較方法，即把百名英傑分為10編，每編10人。第一編是作為「民族之魂」的貢獻最大 的10個歷史人物，他們起於黃帝、倉頡，終於毛澤東、鄧小平。第二編至第九編是按政 治家、思想家、文史學家、科學家、改革家、軍事家等分類排列。第十編為在民間影響 最大的人物，如陳勝、諸葛亮、關羽、岳飛等。這樣每一編10人都是從古至今縱向排列 ，而從橫向來看又可以大體上看出各個時期都有哪些傑出人物。這種分類排列只是編選 者的一家之言，它固然給人們以重要啟迪，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於每編只限10人，這 樣不免有的選編不當。例如把胡適列入思想家，而魯迅只算是文學家；把文學家列為第 四編，而科學家卻屬第五編，我認為這也是錯位。此外，思想家有兩編：第三編和第七 編；文史家也有兩編：第四編和第八編，似乎選得過多了些。像劉知幾、章學誠、王國 維在史學上貢獻很大，然而列入影響中國歷史的百名英傑未必合適。從全面的唯物史觀 出發，就要從總體上來考察究竟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五千年來對中華民族的兩個文明建設 ，即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實際上起過最重大的作用，有過最深遠影響。希望 編選者在再版時能夠對精選的英傑再作一些調整。例如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為了體現民 族融合與團結，似應把中華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奠定了農業文明基礎的炎帝即神農 氏也選入本書。既然科技是重要的生產力，理應增加一些科技專家，如戰國時秦國的水 利專家李冰，為《九章算術》作注的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宋朝發明 家畢ｓｈēｎｇ@等。

以上是我應約為《影響中國歷史100名人》一書的再版所寫的序言。該書最近再版時原 編者在我寫的序言之後，另加上如下一段重要按語：「中國人民大學著名學者高放教授 為本書再版所作的序，精闢而全面地對本書作了分析和評價，並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 ，實際上已開展了爭鳴，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學者的風範，對讀者具有啟發意義。本書 主持人張大可教授及全體作者非常歡迎大家來展開爭鳴，這樣才能推進學術的發展。希 望高放教授的序能引發爭鳴。同時本次再版也吸納了高放教授及學術界反饋的意見，增 選了李冰、劉徽、張學良三個歷史人物，相應刪去了葛洪、章學誠、王國維三個人物， 保持一百人物總數不變，炎帝已附見於黃帝傳中，故未單獨立傳。漢武帝劉徹排入了第 一編與秦始皇並列更符合傳統的認識。由於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重文化禮義，輕科技 疇人，論實際影響，科技人物不及文史大家，因此各編列順序未作調整。由於畢ｓｈē ｎｇ@的活字印刷未產生實際影響，故未入選。當然，這都是一家之言。《導論》第4 節提出：『每一個讀者都可以一試身手，在這一百個人物的名單中進行增減排序，總數 以100人為限，按每個讀者的增減從100人的總數中平衡，那麼保留下來的，就是讀者心 目中的百分比。』當你做這樣的嘗試，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義，將在不知不覺中受到 歷史的薰陶，受到歷史偉人思想品格的啟迪，將不由自主地審視自己的人生追求與行為 軌跡，不僅知識日增，而且修養提高，自覺地向歷史名人學習。這就是中國傳統史學的 懲惡勸善。所以說本書是一部使人開竅的書。高放教授的序，啟迪思考，為本書增彩， 再次致以衷心的謝意。」

讀罷以上這段按語，使我聯想到另外一本在讀者中不斷引起爭鳴的同類書，這就是美 國麥克·哈特著《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顧名思義，此書是以對人類 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作為標準，從各國歷史上挑選出100個人物，按其貢獻與作用大 小，排定了順序座次。結果在讀者中引起了廣泛爭議和爭鳴。例如，作者把伊斯蘭教創 始人穆罕默德排在基督教創始人耶穌之前，佔據排名首位；把牛頓等科學家和技術發明 家排在亞歷山大大帝等政治家、軍事家之前；又如，毛澤東在1978年初版中名列第20位 ，可是在1992年第2版中卻跌到80開外。這本書之所以受到讀者歡迎，也許是因為每個 讀者讀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看法，對歷史人物及其排名座次進行調整。原書的這兩個版 本都曾經被譯為中文，於1991年和1999年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先後出版。

可能是受到這本書的啟發，我們中國學者也編寫出《影響中國歷史100名人》，但是在 排名座次方面採取了新方法，即把所有人物分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10類，每類 都只限10個人，各類之中再按人物出現先後排列。本書所選人物及其排列方法，有其特 點和優點，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是我認為也存在缺點和疑點，所以我在以上序言中 不揣冒昧，謹提出己見供編者參考。其中有些建議已被編者採納，在本書再版時作了修 正和補充。然而還有兩個歷史人物的處理或評價，我仍有不同看法，現再提出同編者商 榷。其一是關於炎帝。編者說：「炎帝已附見於黃帝傳中，故未單獨立傳。」《影響中 國歷史100名人》的體例是一人一傳，如果炎帝可以附於黃帝傳中，豈不違背體例?照此 寫法，杜甫是否也可附於李白傳中，梁啟超是否也可附於康有為傳中?其二是關於畢ｓ ｈēｎｇ@。

編者說：「由於畢ｓｈēｎｇ@的活字印刷未產生實際影響，故未入選。」實際上畢 ｓｈēｎｇ@的印刷術產生過很大影響。原來人們以為畢ｓｈēｎｇ@發明活字印刷術僅見於宋朝沈括《夢溪筆談》中的記載，未見過宋朝用活字印刷過何種書籍。直到1985年台灣學者黃寬重在南宋周必大文集中，發現有周氏以泥活字印刷過所著《玉堂雜記》等書，始見確證(詳見《中華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326 頁)。無獨有偶，近年來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專家孫壽嶺對該市亥毋洞寺遺址出土的宋 朝中期(約為12世紀初期)出版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重新進行了深入研究。他 發現這本經書確是泥塑活字印刷的珍奇真品。他不僅按照北宋發明家畢ｓｈēｎｇ@的泥塑造字方法燒制出數千個西夏活字，而且用這些活字重新刊印出新本《維摩詰所說 經》，還從中總結出泥塑活字的各種特點。這就有力地證明了畢ｓｈēｎｇ@的泥塑活字印刷術早在宋代就已得到廣泛的應用(詳見《光明時報》2002年10月4日A2版記者庄電一寫的報道)。我認為這個新發現有重大價值，我們應該據此改變舊觀念。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後經俄國商人傳到德國。德國谷騰堡於1450年才發明活字印刷術，比起畢ｓｈēｎｇ@晚了約4個世紀。馬克思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化，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頁)連同造紙一起，可以說中國的四大發明促進了現代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

但願《影響中國歷史100名人》一書能夠在讀者中引起更廣泛的爭議和爭鳴。這種讀書 活動一定會激發我們的愛國主義憧憬和學習中華優良文化傳統的興趣，會鍛煉我們比較 分析和歸納的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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