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故事：抗戰時期百萬國寶避難錄

國寶大遷徙路線圖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除了軍隊的進退、民眾的流離外，我國眾多政府機構、文化機構、工廠企業、大中院校等都進行過戰略轉移，為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貢獻和犧牲。

同樣背景下發生的「古物南遷」和「古物西遷」，為保護百萬國寶，跋山涉水萬餘公里，輾轉於10餘個省市，前後歷時15年，堪稱這部波瀾壯闊的大遷移史詩中的宏偉篇章。

國難當頭國寶魂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我國東北地區，1932年7月又進犯熱河，窺伺華北，古都北平（即北京）面臨動蕩險惡的局勢。

當時的故宮博物院率先提議「古物南遷」並開始挑選、裝箱，不料經媒體披露後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反對南遷的意見一度壓倒支持南遷的意見。

反對者認為，古物南遷是重古物輕人民、重古物輕國土，會動搖民心與士氣，只需就地修建地下庫房即可保古物無虞。最激烈的反對者以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為代表，他發起組織了「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在太和門集會誓與國寶共存亡。

更多的人對古物南遷懷有各種疑慮。例如胡適就對南遷何處是安靜之所感到茫然，憂慮古物一散難復聚，而寄希望於通過國際監督和干預來保障戰火威脅下的古物安全。

魯迅則針對社會上有輿論責難華北高校南下請願和逃難回家的學生，發出了「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的嘲諷。即使是故宮博物院內部，對是否南遷亦存在爭議，如故宮博物院的創始人之一吳瀛最初即不贊成古物遷徙。此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機構也紛紛通電，加入反對南遷的大合唱。

支持古物南遷的人士認為，北平長期作為中國的首都，這裡積聚的古物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國土丟失可以再收復，而國寶如果被毀則損失無法挽回。

中國在這方面有過慘痛的歷史教訓：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大肆搶劫了當時最重要的皇家園林圓明園裡的無數珍寶，並野蠻燒毀了整個園林，寫下了人類文明史上的黑暗一頁。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不僅勒索了巨額賠款，而且對紫禁城、西苑、景山、頤和園、天壇、東陵等處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劫掠，再次造成了中國皇家珍寶的散失。

正是由於有這兩次前車之鑒，當北平再一次面臨外敵壓境時，古物南遷最終成了社會的主流意見，國民政府批准了將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等機構館藏古物南遷的計劃，而反對南遷的不少人士，如胡適、吳瀛、馬彥祥等，後來也參與到了國寶大遷徙的行動中。

悲壯南遷西往情

1933年1月，日本軍隊攻擊長城各關口並突破榆關（即山海關），北平已處於迫在眉睫的戰火威脅之下。因此，故宮博物院緊急呈請行政院並獲准立即啟動南遷計劃，但由於反對南遷的勢力聯絡搬運工會抵制，使原計劃1月31日開始的古物南遷被迫推遲。

2月5日晚，北平戒嚴，反對南遷的代表人物被拘禁，第一批南遷文物被運到前門西站裝上專列。車上除了吳瀛帶隊的故宮押運人員外，還有100多名荷槍實彈的憲兵與警察。

次日凌晨，專列秘密啟程，為了避開駐有日軍的天津、濟南等地，不得不捨棄了由北到南最快捷的京滬線，繞道平漢線先向西南進發，後由隴海線由西往東，再經津浦線回到京滬線，沿線均有當地軍警警戒。首批南遷古物的文獻檔案存行政院大禮堂，其他古物運往上海法租界的仁濟醫院倉庫暫存。

從1933年2月5日到5月23日之間，共從北京往上海運送了5批古物。從第二批起，南遷古物中還包括了古物陳列所、中研院史語所、頤和園、國子監、先農壇和內政部北平檔案保管處等機構的古物和檔案。

這五批南遷古物的總數為19816箱餘72包15件13扎，其中文獻檔案約有45萬件，圖書古籍約有30萬件，陶瓷、青銅器、書畫、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寶等共約30萬件。

1936年12月，大部分南遷古物正式遷入專門在南京朝天宮新建的文物庫房收藏。庫房為鋼筋水泥建築加山洞，密閉式結構，還裝備了空氣調節設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物庫房之一。可見，古物南遷不是單純的搶運珍寶，而是一次民族文化的搶救行動。

在南遷的過程中還發生了所謂的「易培基盜寶案」。古物南遷之前，故宮博物院報行政院備案後曾陸續「處分無關文史物品」，將一些當時認為不具備文物價值的茶葉、綢緞、皮貨及部分金銀器等變價處理，南遷工作的部分經費即來源於此。

不料此事在社會上引起了疑慮，有人因此控告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擅自盜賣古物，涉嫌違法。南遷古物運抵上海後進行開箱檢查，發現其中混雜有一些假古董，有人因此更是懷疑易培基等人借南遷之機以假換真。最終，易培基黯然辭職，不久含恨病逝，由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繼任院長。

今日來看，處分「無關文史物品」乃受限於當時對古物的認知水平，而宮中古物中本來也存在偽劣古董，在危急形勢下倉促挑選、裝箱難保不發生鑒定失誤，況且並未發現疑似被調包的古物，因此所謂「易培基盜寶案」確系冤案。

文物集結待運

在上述古物成功南遷後，次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又密令將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古籍精品南遷。1935年底至1936年初，北圖將376箱館藏古籍（包括《永樂大典》）和146箱西文書刊及64箱梁啟超寄存書籍通過中國旅行社的渠道分批南運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租賃庫房內。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馮玉祥批准了河南博物館提出的南遷計劃，河南博物館68箱文物精品（包括蓮鶴方壺等「新鄭彝器」）也從當時的省會開封陸運至鄭州，再經鐵路南運武漢，存放在漢口法租界內。

不曾想，北平南遷古物在南京剛安頓了半年，1937年，日本就在北平發動了「七七」事變、隨即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南遷古物又籠罩在日軍的戰火威脅之下，不得不從8月14日開始緊急踏上向西轉移之路。

由於形勢危急，政府特別批准動用國防機制即可以徵用一切人力、物力來搶運古物。即使這樣，仍有2900箱古物尚未來得及運出，南京即被日軍佔領，隨後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古物西遷」先後分三路，通過各種交通方式，最終匯聚到中國抗戰的大後方——四川。

一為南路：1937年8月，第一批西遷古物由南京沿江運到漢口，再用火車運往長沙的湖南大學圖書館；次年因日軍由江蘇西侵，古物又經桂林轉移到貴陽，離開長沙後一個月，湖南大學圖書館即被日軍飛機炸為平地；1939年因貴陽頻遭日軍轟炸，古物再被遷往安順華嚴洞；1944年日軍從廣西逼近貴州，南路古物由15輛卡車於當年年底最終運抵四川巴縣飛仙岩存放。

二為中路：1937年11月，第二批西遷古物由南京沿江先運到漢口，後運到宜昌，再分批倒換小輪船，於1938年5月運到重慶向家坡；1939年因重慶屢遭日軍狂轟濫炸，中路古物先被轉移到宜賓，至9月最終運抵樂山安谷鄉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抗戰中後期，重慶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和反法西斯同盟遠東戰場指揮中心，在1938年至1943年期間遭到日軍持續5年的戰略轟炸，企圖以此摧垮中國的抗戰意志和決心，成為「二戰」中與倫敦大轟炸、德累斯頓大轟炸齊名的事件。

三為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西遷古物用火車從南京經鄭州運往寶雞的山洞裡，在鄭州火車站險遭日機轟炸，次年因潼關面臨日軍威脅，又運往漢中的文廟和褒城的祠堂。

不久日軍轟炸漢中，古物先轉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終運抵峨眉縣的大佛寺和武廟存放。當時政府按照僅次於運軍火的優先順序別抽調了300多車次分段搶運國寶，在嚴寒的冬季翻越積雪的秦嶺，並多次用竹筏載運卡車渡過無橋的河流，終於戰勝了自古「難於上青天」的蜀道。

1943年峨眉縣幾乎被一場大火全部燒毀，幸虧守護人員及民眾及時拆掉了寺廟周圍的民房，斷了火路，才使存放的古物沒有受損。

還有一些其他古物陸續西遷。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籌備處也奉命西遷，院藏文物分水陸兩路顛沛輾轉，至1940年6月抵達四川宜賓的李庄安頓下來；日軍佔領江浙並向西進犯後，河南博物館存放在武漢的68箱文物也西遷重慶，存入剛從南京疏散至重慶的中央大學磁器口校舍。

國立北平圖書館南遷到上海租界的古籍圖書全部未來得及西遷即淪陷於敵後，眼看從陸路西遷至大後方已不可能，遂於1938年初就地化整為零，分散收藏在秘密租用的民房內。

隨著戰爭的擴大，在日益危急的形勢下，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和當時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經過多方秘密交涉，決定棄西往東，從南遷古籍圖書中精選了3萬多冊裝成102箱，於1941年10月至12月珍珠港事變爆發前，在一名海關內線的策應下，以替美國國會圖書館代購新書的名義報關，每批十箱從日軍眼皮底下運出，於1942年6月全部運抵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

當時除了官方主導的國寶大轉移外，民間也有眾多機構、學者、收藏家自發向川、渝等地轉移古物、古籍，共同構成了抗戰時期搶救民族文化的浩蕩洪流。

西遷南路民眾幫助推車

一散何時復聚首

在內憂外患的戰亂年代，百萬國寶大遷徙，顛沛輾轉於北平、河北、河南、安徽、江蘇、上海、湖北、河南、貴州、陝西、四川等省市，歷經艱難險阻，而國寶損失輕微，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蹟！

在艱險複雜的背景下，南遷和西遷途中多次化險為夷，在長沙、重慶、鄭州、漢中、峨眉等地均歷驚涉險，據統計各種事故中共損失文物百餘件，損失率萬分之一。

參與南遷的當事人將這一奇蹟歸功於「古物有靈」「國家的福命」，其實是仰賴上上下下各階層、各方面人員為之付出的努力和犧牲，共同鑄就了這一歷史傳奇。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次年北平和南京的西遷古物全部集中到重慶，主要從水路東返，於1947年底全部運回南京。

由於內戰旋即爆發及國民黨敗退台灣，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北平南遷古物中2972箱共約60萬件古物（其中近40萬件檔案文獻、15萬件圖書古籍、6萬件銅瓷書畫玉雜）分三批被運往台灣，後來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館藏主體。

剩下的北平南遷古物中的近20萬件書畫、銅器、瓷器、圖書、檔案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仍有20多萬件南遷古物（大部分是瓷器）留在南京，其中一半屬於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從已撤銷的古物陳列所接收的文物。

河南博物館存渝的部分文物於1949年11月被運往台灣，成為1955年建館的台北歷史博物館的藏品，留在大陸的文物後來分藏於河南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古籍於1965年11月被運到台灣，存入台灣「中央圖書館」。

國寶大遷徙是與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一致的行動，是基於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戰爭基本特點而採取的決策，是符合「持久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總體指導思想的文化自救行動。

國寶大遷徙期間，先後在上海、南京、重慶、貴陽和成都等地舉辦過展覽，讓處於艱苦抗戰中的中國廣大民眾欣賞到了國家和民族的瑰寶，傳播了民族文化和國家意識，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堅定了民眾抵抗侵略、奪取勝利的決心。

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近千件南遷文物還遠赴英國參加了「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這是中國國寶級文物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赴外展覽，吸引了42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不僅使中國的抗戰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的同情與支持，而且隨後在歐美形成了持久的中國藝術熱潮。

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止），部分文物又赴蘇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會」，增進了戰時盟國之間的了解和情誼。

抗戰勝利後，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大遷徙的國寶分藏於海峽兩岸多家博物館的格局，分散多處是一種遺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特殊紐帶作用。

放眼國際，搶救戰火威脅下的國寶，並非中國獨有的行動：西班牙內戰期間搶救普拉多博物館藏品的行動現已被奉為經典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蘇聯、英國等也有遷移國寶的行動，但相比之下，中國的國寶大遷徙無疑是時間最早、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最遠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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